第四章 董仲舒
一、略传
董仲舒，广川人。少年时治《春秋》学，在汉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贤良对策，说“天人相与之际”，能使武帝动听，遂册问他三次。对毕，武帝叫他去做江都王的相。后来废为中大夫。那时辽东的高庙，长陵的高园殿，都被火烧了。
仲舒在家推说这两次火灾，以为天意烧去“其不当立者”。因说“在外而不正，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
那时有人把这篇说奏上去，武帝召诸儒讨论，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先生的书，说是“大患”。于是武帝把仲舒下在狱里，已定死罪，武帝诏赦之。仲舒本来最喜谈灾异，有求雨止雨的方法；如今吃了谈灾异的苦，从此不敢谈灾异了！后来仲舒起为胶西王的相，不久告病回家，死时享高寿。（《汉书·五十六》、参考二十七上《五行志》。）
董仲舒的书，现存的除《汉书》本传所记《三策》外，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这书性质杂乱，像是经后人补凑过的，不见得是他的原书。
董仲舒在中国文明史上要算一个重要人物。西汉朝的儒生大都没有什么哲学的兴趣，他们注意的大都是一些社会政治的问题。只有董仲舒可算是个哲学家，他的主张都可以说是从一个名学的观点出发。他又是一个宗教家，所以他的主张又都带着不少的宗教色彩。
他对策时，请武帝兴太学，重儒术，推明孔氏，罢黜百家，令州郡举茂材孝廉，后来这些主张都见实行，遂使儒术真成一尊的国教。他一方面推崇儒术，一方面讲阴阳灾异之学，遂使儒术变成“道士派的儒家”。
二、公羊春秋学
我讲孔子的哲学，最注重《易经》和《春秋》，以为这两部书是孔子哲学的根本所在。《春秋》的传授，不大可考。《史记》和《汉书》都说汉初始治《春秋》的人，“于齐鲁（《汉书》无“鲁”字）自（《汉书》作则）胡毋生，于赵自（《汉书》作“则”）董仲舒”。
《汉书·儒林传》又说“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己。”我虽不愿加入古文今文的纷争，但我老实说，从哲学史上看来，《春秋》当以《公羊传》为正宗，《榖梁传》还可供参证，《左传》只可当文学书看，没有哲学史料的价值了。
胡毋生当景帝时年已老了，他的影响不很大。《史记》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极推崇董生，董生的势力能压倒一个主张《榖梁传》的公孙丞相，能使《公羊传》独列于学官。可见他的学说影响真不小。细看董生的学说，所有得力受病之处，都在《春秋》。
《春秋》本来没有什么哲学可说，至多不过是“寓褒贬，别善恶”的正名主义的应用而已。但公羊一派的《春秋》学从这个正名主义的观点上敷演出许多意义来，——或者可说，他们把许多意义读到《春秋》里面去。
无论是他们寻出来的，或是读进去的，他们造成了一种《公羊春秋》的学说，从董仲舒到我们同时的康有为、崔适，影响了不少人的思想。
三、名学
我常说一部《春秋》是孔门的应用名学。孔子的名学只在一个正名主义。一部《春秋》只是这个正名主义的应用。董仲舒的名学也只是一个正名主义。《春秋繁露》（以下省称《繁露》）说：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
“辨”是分别。“大”就是名学上说的“全称”，也叫做“共相”。他说治天下的起点在于能晓得辨别大小。辨别大小的起点在于深察名号。他接着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矣。
“大理”是“大之理”。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于名字上。今且用原篇中的例：
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
“号”是大的类名，“名”是一部分之名。“祭”是类名，大于祠、礿、尝、烝四名。故可说“礿，祭也”，不可说“祭，礿也”。正如人可说“孔子，人也”，不可说“人，孔子也”。所以说，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即在于名字。认定名所表示的大小分别，用来观察所名之事，即可辨别是非，即可知道逆顺。故接着说：
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天地为名号之大义也。
如上文举的例，“礿，祭也”，是“顺”的，即是“是”的。“祭，礿也”，是“逆”的，即是“非”的。从前的儒家虽主张正名，却还有些人知道“名”的原起不过是一种人造的符号。
所以荀卿那样注重正名，也不能不承认“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董仲舒去古已远，不懂得“名”有心理的和社会的原起，所以竟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这竟把一切名号看作天造地设的，看作天经地义了。他接着说：
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名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天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
这一段说名号的原起。謞、效、号及鸣、命、名，古音大概相同，故董仲舒可以傅会声音。通段的条例，说名号都有神秘的起源；并不是思想的符号，乃是“圣人所发天意”。下文论名号的区别：
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分别离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目者，遍辨其事也。凡者，独举其大也。……猎禽兽者号一，曰田。
田之散名：春苗、夏狝、秋蒐、冬狩。无有不皆中天意者。……是故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以上所引皆见《深察名号篇》）
如此说来，名号竟是沟通“天人之际”的线索。深察名号，可以得圣人所发天意。顺了天意，便可使“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欧洲中古时代的哲学家说“名先于实”的道理，有一派人以为未有“实”时，上帝心中先有了实的法相意象，故说“名先于实”。董仲舒论名号与这一派正相同。
但董仲舒论名，有时又近于“名在于实”一派。如下文所引：
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深察名号篇》）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实性篇》）
又如：《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深察名号篇》）
大概董仲舒论名，以为一物有一物的“真”性。这种真性即含在那物的“名”里。物的“真”性，生于自然，故又说名是表示“天意”的。（古音天、真音相近，“真”读如“填”、“滇”。故真属天然而伪训人为。）
因为名是表示物之“真”，天之意的，故深察名号，可以得知物理天意。得知物理天意，便可以审是非、定曲直。故说：
名之为言真也。故凡百讥有黮黮者，各反其真，则黮黮者还昭昭耳。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审於非也，犹绳之审於曲直也。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矣。（《深察名号篇》）
这是孔子的正名主义的正式解说。孔子的“政者正也”，儒家的“仁者人也”，“义者宜也”，“乐者乐也”，都只是用这个方法。独有董仲舒把这种名学说得明白清楚。他说：
深察“王”号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黄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王”。……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则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德不能匡运周遍，则美不能“黄”；美不能黄，则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同上）
这两个例，都是用声音相近的字来说明字义。有时他也从形体一方面着想。如《王道通篇》说：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许慎《说文解字》即引这话说“王”字。可见董仲舒一派的正名论无论如何荒诞，在当时颇能引起学者对于文字训诂上的兴趣。
无论他是从声音假借下手，还是从形体构造下手，总而言之，董仲舒的正名论只是教人深察名号，要从名号里而寻出所名的事物的真意义，寻出了这个真意义，然后拿这真意义去审定那事物的是非得失。这是公羊、榖梁两家《春秋》学的根本学说，这是孔门正名主义最明白的解说。
四、董仲舒《春秋》
董仲舒的《春秋》学，最得力于正名主义。故说：
《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賈石则后其五，言退鹢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五石、六鹢之辞是也。
凡是偏重名的名学，其结果一定是一种尊上抑下，尊君抑民，尊全体抑个人的伦理政治学说。这是百试不爽的定理。
董仲舒说“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又说“治国之端在正名”（《玉英篇》）。名是全称，故尊名的人自然趋向最高最大的全称。
欧洲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上帝”，在人世是“教会”。中国中古时代，最大的全称，在天上是“天”，在地上是“天子”。故董仲舒《对策》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此指《春秋》书春王正月）。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又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
又说：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志也。（《玉杯篇》）
这是他的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的大纲。他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总而言之，只是要求一个最大的全称，“辞之所谓大”。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切要的。汉初兴时，那许多功臣都是高帝从前的平辈，没有什么君臣名分可言。所以有的“沙中聚语”想谋反，有的在朝廷上“拔剑砍柱，争功妄呼”。
后来虽然杀了韩信、彭越，虽然定了朝仪，终不能使人不有“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所以汉兴百年之内，有陈豨之反，英布之反，济北王之反，淮南王长之反，吴楚七国之反，淮南衡山王之反。
所以当时的要务在于提倡一种“辨上下，定民志”的学说。叔孙通、董仲舒一般人“屈民而伸君”的学说正是当时所需要。这是尊君的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恰与此相反。汉代的专制制度当时虽不曾十分完备，却是非常严酷。如《汉书·刑法志》说汉初夷三族之令道：
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孝文二年，……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后（后元元年）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法律如此惨酷无人理，君主的威权遂没有限制。所以那时的儒者又不能不想出一个可以限制君主威权的物事。那时的君主又都是迷信鬼神、信方士，妄想长生不死的人。
于是那时的儒者自然想到“天”的观念，要想请出“天”来压倒君主的威权。所以董仲舒一方面要“屈民而伸君”，一方面又要“屈君而伸天”。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苦心。
我们虽不能说那些人先存一个限制君权的观念，但是那些人生在那时代，看着那时势的情形，有意无意之中，遂不能不有这种双方的主张。我们生在二千年后，先怀了二十世纪的成见，对于这种尊君信天的主张，自然不能满意。
但是读史的人，须要有历史的观念，须要能替古人设心处地，方才可以懂得古人学说的真意义。
例如读董仲舒的《对策》，须先看汉武帝策问的题目是什么。武帝问的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何修何饰，而膏露降，百谷登，……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
董仲舒借着这个机会便发挥他的《春秋》之学，说“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的道理。一个“畏”字，很写得出他捧出“天”来吓倒那迷信的皇帝的心理。
所以我说这种学说的发生，依历史的眼光看来，是很可原谅的。至于这种学说内容的价值，那另是一个问题，又当别论了。
五、六科十指
董仲舒研究《春秋》，归纳得“六科十指”的义例。“六科”见于《繁露》的《正贯篇》（第十一），但原文的文字太糊涂了，旧注家如凌曙、苏舆都不敢指定六科是些什么。我也分不出来，所以也不敢胡说。“十指”见于《十指篇》（第十二），原文如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
（一）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
（二）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
（三）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
（四）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
（五）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
（六）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
（七）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
（八）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
（九）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
（十）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