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传闻”，例如人说有鬼，我也说有鬼，这是“把耳朵当眼睛”的知识。一种是“亲闻”，例如听见一种声音，知道它是钟声，或是锣声，这是亲自经历来的知识，属于上文的第三种，不属于第一种。
说亲
科学家最重经验（墨子说的“百姓耳目之”），但是耳目五官所能亲自经历的，实在不多。若全靠“亲知”，知识便很有限了。所以须有“推论”的知识。《经下》说：
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
《说》曰：闻，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犹白若黑也，谁胜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同拟。拟，举实也。说见上文）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
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
这是说一个人立于屋外，不知屋子里人是什么颜色。有人说：“屋里的人的颜色，同这个人一样。”若这个人是白的，我便知道屋里人也是白的了。屋外的白色，是亲自看见的；屋里的白色，是由“推论”得知的。
有了推论，便可坐在屋里，推知屋外的事；坐在北京，推知世界的事；坐在天文台上，推知太阳系种种星球的事。所以说：“方不瘴，说也。”这是《墨辩》的一大发明（亲即佛家所谓“现量”，说即“比量”传近似“圣教量”而略有不同也）。
实验主义（应用主义）
墨子的“应用主义”，要人把知识来应用。所以知与不知的分别，“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这是墨子学说的精彩之处。到了“别墨”，也还保存这个根本观念。《经下》说：
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
《说》曰：我有若视，曰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之也。
这和第六篇所引《墨子·贵义篇》瞽者论黑白一段相同。怎样能知道一个人究竟有知无知呢？这需要请他去实地试验，需请他用他已知的“名”去选择。若他真能选择得当，“取去俱能之”，那才是真知识。
但是《墨辩》的人生哲学，虽也主张“知行合一”，却有两层特别的见解。这些“别墨”知道人生的行为，不是完全受“知识”的节制的。“知识”之外，还有“欲望”，不可轻视。所以《经上》说：
为穷知而悬于欲也。
“为”便是行为。他说行为是知识的止境，却又是倚赖着“欲”的。《经说》上说这一条道：
为，欲養住其指（孙说，養住，是之讹），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之也，无遗于害也，而犹欲养之，则离之（孙说，离即罹）。……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
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可懂得“别墨”的新“乐利主义”。墨子已有“义即是利”的意思，但是他却没有明白地细说。到了“别墨”，才有完满的“乐利主义”。《经上》说：
义，利也。
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这比说“义即是利”又进一层，直指利害的来源，在于人情的喜恶。就是说善恶的来源，在于人情的欲望。所以一切教育的宗旨，在于要使人有正当的欲望。欲望一正，是非善恶就都正了。所以《经上》说：
欲正，权利；恶正，权害。（《大取篇》云：“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
乐利主义之公式
但是如何才是正当的欲望呢？《大取篇》有一条公式道：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
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于是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之通是）。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为非义也。……
细看这个公式的解说，便知“别墨”的乐利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乃是一种为天下的乐利主义。所以说：“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可以见“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原只是把天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作为一个前提。
第三章 论辩的哲学
辩的定义
墨家的“辩”，是分别是非真伪的方法。《经上》说：
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不当若犬。
《经说下》说：
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争彼”的“彼”字，当是“佊”字之误佊字《广雅释诂》二云：“衺也。”王念孙疏证云：“《广韵》引《埤苍》云：‘佊，邪也’；又引《论语》‘子西佊哉’。今《论语》作彼。”据此可见佊误为彼的例。佊字与“诐”通。
《说文》：“诐，辩论也。古文以为颇字。从言，皮声。”诐、颇、佊，皆同声相假借。后人不知佊字，故又写作“驳”字。现在的“辩驳”，就是古文的“争佊”。先有一个是非意见不同，一个说是，一个说非，便“争佊”起来了。怎样区别是非的方法，便叫作“辩”。
辩的用处及辩的根本方法
《小取篇》说：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焉，乃也）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已，不非诸人；无诸已，不求诸人。
这一段先说辩的目的，共有六项：（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四）察名实，（五）处利害，（六）决嫌疑。“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两句，总论“辩”的方法，“摹略”有探讨搜求的意义（《太玄》注：“摹者，索而得之。”又“摹，索取也。”《广雅·释诂》三：“略，求也。”又《方言》二：“略，求也。就室曰搜，于道曰略。”孙引俞正燮语未当）。
论辩的人需要搜求观察万物的现象，比较各种现象相互的关系，然后把这些现象和这种种关系，都用语言文字表示出来。所以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种种事物，都叫做“实”。实的称谓，便是“名”（说见第七篇）。
所以《经说下》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例如说“这是一匹马”，“这”便是实，“一匹马”便是名在文法上和法式的论理，实便是主词，名便是表词，合名与实，乃称为“辞”（辞或译“命题”，殊无道理）。单有名，或单有实，都不能达意。
有了“辞”，才可达意。但是在辩论会上，单有了辞，还不够用。例如我说“《管子》一部书不是管仲做的。”人必问我：“何以见得呢？”我必须说明我所以发表这议论的理由。这个理由，便叫做“故”。明“故”的辞，便叫做“说”（今人译为“前提”）。《经上》说：“说，所以明也。”例如：
“《管子》”（实）是“假的”（名）。……（所立之辞）
因为《管子》书里有许多管仲死后的故事。……（说）
怎么叫做“以类取，以类予”呢？这六个字又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的根本方法。取是“举例”，予是“断定”。一切推论的举例和断语，都是把一个“类”认为是“相似”（《孟子》：“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
例如我认得你是一个“人”，他和你相似，故也是“人”，那株树不和你相似，便不是“人”了。即如名学中最普通的例子：
孔子亦也会死。为什么呢？
因为孔子是一个“人”。
因为凡是“人”都会死。
这三个“辞”和三个“辞”的交互关系，全靠一个“类”字
印度因明学的例，更为明显：
声是无常的（无常谓不能永远存在），……（宗）
因为声是做成的，……（因）
凡是做成的都是无常的，例如瓶……
“声”与“瓶”同属于“做成的”一类，“做成的”又属于“无常的”一类，这叫做“以类予”。在万物之中，单举“瓶”和“声”相比，这是“以类取”。一切推论无论是归纳，还是演绎，都是把一个“类”字做为根本。所以《大取》篇说：
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一切论证的谬误，都只是一个“立辞而不明于其类”。
故
上文说的“以说出故”的“故”乃是《墨辩》中一个极重要的概念，不可不提出细说一番。《经上》说：
故，所得而后成也。
《说》曰：故，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孙诒让补然字及之必不三字，是也。今从之。惟孙移体也五字，则非）。
《说文》：“故，使为之也。”用棍敲桌，可使桌响；用棍打头，可使头破。故的本义是“物之所以然”，是成事之因。无此因，必无此果，所以说：“故，所得而后成也。”如《庄子·天下篇》：“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引申出来，凡立论的根据，也叫做“故”。
如上文引的“以说出故”的故，是立论所根据的理由。《墨辩》的“故”，总括这两种意义。《经说》解释此条，说“故”有大小的区别。小故是一部分的因。
例如人病死的原因很复杂，有甲、乙、丙、丁等，单举其一，便是小故。有这小故，未必便死；但是若缺这一个小故，也决不致死。故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因为它是一部分的因，故又说：“体也，若有端。”（体字古义为一部分。《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是全部，体是一部分。《经说》曰：“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尺是线，端是点。二分之一，线上之点，皆一部分）。大故乃各种小故的总数，如上文所举甲、乙、丙、丁之和，便是大故。
各种原因都齐全了，自然发生结果。所以说：“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比如人见物需有种种原因，如眼光所见的物，那物的距离，光线、传达光线的媒介物，能领会的心知等等（印度哲学所谓“九缘”是也）。此诸“小故”，合成“大故”，乃可见物。故说“若见之成见也”。
以上说“故”字的意义。《墨辩》的名学，只是要人研究“物之所以然”（《小取篇》所谓“摹略万物之然”），然后用来做立说的根据。凡立论的根据，所以不能正确，都只是因为立论的人见理不明，把不相干的事物，牵合在一处，强说它们有因果的关系；或是因为见理不完全，把一部分的小故，看作了全部的大故。科学的推论，只是要求这种大故；严谨的辩论，只是能用这种大故作根据。再看《经下》说：
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说》曰：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也。告之，使知也。
“物之所以然”，是“故”。能见得这个故的全部，便是“智”。用所知的“故”，作立说的“故”，方是“使人知之”。但是那“物之所以然”是一件事，人所寻出的“故”又是一件事。两件事可以相同，但不见得一定相同。
如“物之所以然”是甲、乙、丙三因，见者以为是丁、戊，便错了，以为单是甲，也错了。故立说之故，未必真是“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的故。不能如此，所举的故便不正确，所辩论的也就没有价值了。
法
《墨辩》还有一个“法”的观念很重要。《经上》说：
法，所若而然也。
《说》曰：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
法字古文作佱，从亼（即集合之集）从正，本是一种模子。《说文》：“法，刑也。模者，法也。范者，法也。型者，铸器之法也。”法如同铸钱的模子，把铜汁倒进去，铸成的钱，个个都是一样的。这是法的本义。
所以此处说：“法，所若而然也。”若，如也。同法的物事，如一个模子里铸出的钱，都和这模子一样。“所若而然”便是“仿照这样去做，就是这样。”譬如画圆形，可有三种模范。第一是圆的概念，如“一中同长为圆”，可叫做圆的“意”。第二是作圆的“规”。第三是已成的圆形，依着摹仿，也可成圆形。
这三种都可叫做“法”。法即是模范，即是法象（参看上文第四篇第三章论象）。依“法”去做，自然产生同样的效果。故《经下》说：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
《说》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
这是说同法的必定同类。这是墨家名学的一个重要观念。上文说“故”是“物之所以然”，是“有之必然”。今说“法”是“所若而然”。把两条定义合起来看，可见故与法的关系。一类的法即是一类所以然的故。
例如用规写圆，即是成圆之故，即是作圆之法。依此法做，可作无数同类的圆。故凡正确的故，都可作为法；依它去做，都可发生同样的效果。若不能发生同类的效果，即不是正确之故。
科学的目的只是要寻出种种正确之故，要把这些“故”列为“法则”（如科学的规律及许多根据经验产生的常识），使人依此去做可得到期望的效果。名学的归纳法是根据“有之必然”的道理，去求“所以然”之故的方法。名学的演绎法是根据“同法的必定同类”的道理，去把已知之故作立论之故（前提）。
看它是否能生出同类的效果。懂得这两个大观念——故与法，方才可讲《墨辩》的名学。
辩的七法
以上说一切论辩的根本观念。如今再说一下辩的各种方法。《小取篇》说：
或也者，不尽也。
假也者，今不然也。
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
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