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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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墨子的哲学智慧(1)

第一章 简识墨子

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说他是宋人,有人说他是鲁人。今依孙诒让说,定他为鲁国人。

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这个问题,古今人多未能确定。

有人说墨子“并孔子时”(《史记·孟荀列传》),有人说他是“六国时人,至周末犹存”(《毕沅《墨子序》),这两说相差二百年,若不详细考定,易于使人误会。毕沅的话已被孙诒让驳倒了(《墨子间诂·非攻中》),不用再辨。孙诒让又说: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见《鲁问篇》,田和为诸侯,在周安王16年),与齐康公兴乐(见《非乐上》。康公卒于安王20年),与楚吴起之死(见《亲士篇》。在安王21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41年),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益信。

审核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同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子思生于鲁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盖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墨子年表序》)。

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

《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般请以机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

“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孝人欤?(《墨子序》)

汪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说孙诒让所考的错处。

第一,孙氏所据的三篇书,《亲士》《鲁问》《非乐》上,都是靠不住的书。《鲁问》篇乃是后人所辑。其中说的“齐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

例如《庄子》中说庄周见鲁哀公,难道我们便说庄周和孔丘同时么?《非乐》篇乃是后人补做的。其中屡用“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一句,可见其中引的历史事实,未必都是墨子亲见的。《亲土》篇和《修身》篇同是假书。内中说的全是儒家的常谈,哪有一句墨家的话。

第二,墨子决不会见吴起之死。(《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吴起死时,阳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国派兵来收他的国。那时“墨者钜子孟胜”替阳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内。孟胜将死之前,还先派两个弟子把“钜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家的学派断绝了。

照这条看来,吴起死时,墨学久已成了一种宗教。那时“墨者钜子”传授的法子,也已经成为定制了。那时的“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领袖。孟胜的弟子劝他不要死,说:“绝墨者于世,不可。”要是墨子还没有死,谁能说这话呢?可见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许多年了。

依以上所举各种证据,我们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20年与30年之间(西历纪元前500至前490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西历纪元前425至前416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五十岁六十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而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淮南要略》说: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是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我们虽不能决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响,一定不少(《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

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哪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极琐碎的礼节?(“如曾子吊于负夏”及“曾子艺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诸条。)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现在的人惊讶。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墨子攻击儒家的坏处,约有四个理由: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这个儒墨的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因为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生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说苑》十八记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这还是怀疑主义。后来的儒家直说无鬼神。

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无鬼神”,这就是最直白的无神论,所以墨子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论语》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自己也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说:“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所以墨子提倡“非命”论。

墨子是一个积极热心救世的人,他看见当时各国征战的惨祸,心中不忍,所以提倡“非攻”论。他认为从前那种“弭兵”政策,都不是根本之计。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墨子的“兼爱”论。

但是墨子并不是一个空谈弭兵的人,他是一个实行非攻主义的救世家。那时公输班替楚国造了一种云梯,将要攻宋。墨子听见这消息,从鲁国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赶到郢都去见公输班。公输班被他一说说服了,便送他去见楚王,楚王也被他说服了,就不攻宋了(参看《墨子·公输篇》)。

公输班对墨子说:“我不曾见你的时候,我想的是宋国。自从我见了你之后,就是有人把宋国送给我,要是有一毫不义,我都不要了。”墨子说:“……那样说来,仿佛是我已经把宋国给了你了。你若能努力行义,我还要把天下送给你咧。”(《鲁问篇》)

看他这一件事,可以想像他一生的慷慨好义,有一个朋友劝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何苦这样尽力去做呢?我劝你不如停手吧。”墨子说:“比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好吃懒做,只有一个儿子尽力耕田。吃饭的人那么多,耕田的人那么少,那一个耕田的儿子便该格外努力耕田才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义气的事,你正该劝我多做些才好。为什么反来劝我莫做呢?”(《贵义篇》)

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对墨家最利害的孟轲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话本有责备墨子之意,其实是极恭维他的话。

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墨子是一个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

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么?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么?”(《公孟篇》)

所以墨子虽不重丧葬祭祀,却极信鬼神,还更信天。他的“天”却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爱。凡事都应该以“天志”为标准。

墨子是一个实行的宗教家。他主张节用,又主张废乐,所以他教人要吃苦修行。要使后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是“墨教”的特色。《庄子·天下篇》批评墨家的行为,说: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却不得不称赞墨子道:

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认得这个墨子,才可讲墨子的哲学。

《墨子》书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来,可分为五组:

第一组,自《亲士》到《三辩》,这七篇,皆后人假造的(黄震、宋濂所见别本,此七篇题曰经)。前三篇全无墨家口气,后四篇乃是根据墨家的一些余论所作的。

第二组,《尚贤》三篇,《尚同》三篇,《兼爱》三篇,《非攻》三篇,《节用》两篇,《节葬》一篇,《天志》三篇,《明鬼》一篇,《非乐》一篇,《非命》三篇,《非儒》一篇,所有的这二十四篇。大部分都是墨家学者仿效墨子的写作风格所作的。其中也有许多后人加入的材料。《非乐》《非儒》两篇更可疑。

第三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书,也不是墨家学者记录墨子学说的书。我认为这六篇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说的“别墨”做的。这六篇中的学术问题,绝不是墨子时代所能发生的。况且其中所说和惠施、公孙龙的话最为接近。惠施、公孙龙的学说差不多全在这六篇里面。所以我认为这六篇是惠施、公孙龙时代的“别墨”做的。我从来讲墨学,都把这六篇提出,等到后来讲“别墨”的时候才讲他们。

第四组,《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这五篇,乃是墨家后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辑聚来做的,就像儒家的《论语》一样。其中有许多材料比第二组还更为重要。

第五组,自《备城门》以下到《杂守》凡十一篇。所记述的内容都是墨家守城备敌的方法,跟哲学没多大关系。

研究墨学的,可先读第二组和第四组,后读三组,其余二组,可以不必细读。

第二章 墨子的应用主义哲学

儒、墨两家根本上不同之处,在于两家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在于两家的“逻辑”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条最形容得出这种不同之处: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论语》作“近者悦,远者来。”)

子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

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公孟篇》又说: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儒者说的还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为什么”。这又是一个大分别。

这两种区别,都非常重要。儒家最爱提出一个极高的理想标准,作为人生的目的,如论政治,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

所说的详细情况,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就是该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议论,总要偏向“动机”一方面。“动机”如俗话的“居心”。

孟子说的“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大学》说的诚意,也是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方才可知道“怎样做”。知道了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可以知道怎样布置构造方能避风雨寒暑,方能分格男女于内外。人生的一切行为,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