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个训练有素的助手，帮助我使用X光拍片设备。当时，X光拍片技术十分罕见，所以懂这方面知识的人为数甚少。而这种仪器设备由不熟悉的人使用，极容易损坏，使用寿命就很短，很快就会成为一堆废弃物。但战争时期，无可奈何，对多数医院操作这种仪器的人就没法要求他们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凡是能够识文断字、心灵手巧的人，稍许再懂点电机知识就可以上岗了。如果是大学教师、工程师或大学生，稍加训练就可以成为合格的X光机操作员。不过，战争期间，只有那些暂时免服兵役者，或者正好在我需要工作的地点长住的人，才可以聘为我的助手。可是，即使找到了这样的人，没准儿哪一天他又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了，这么一来，我就又得重新寻觅自己的助手了。
鉴于这诸多的不便，我后来另谋出路，培养一些女性做我的助手。我向卫生部提出建议，在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伊迪斯·卡维尔医院的附属卫校增加一个X光照相科。我的建议获得批准，1916年由镭研所负责组织这个科室，开始培训。整个战争期间，一共培训了一百五十名女子。她们初入培训队时，一般都只有初级教育的水平，但一个个都非常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习课程除基础理论和一般的实习以外，还给她们讲一些解剖知识。从培训队出去的女子，后来都成了优秀的X光照相技师，多次获得卫生部的赞赏。就她们所学习的课程而言，只能成为医护帮手，不过其中有一些人完全具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
战争期间的这番X光照相技术经历使我对这门医疗检查的新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知识与大家分享，便写了一本小册子——《放射学与战争》。我写此书的目的是想说明并证实X光照相技术对于医疗实践的重要价值，而且我把它在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发展与和平时期的用途作了详细的比较和说明。
现在我来谈一下战争期间镭治疗的作用以及镭研所创办时的情况。
1915年，存放在波尔多的镭运回巴黎了。我当时已经没有余暇去搞正式的科学研究，所以便专注于用镭来治疗伤员。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原则，在使用镭进行治疗时，必须保证别把这种宝贵的物质用光了。我们使用的并不是镭本身，而是镭的射气。我们把这种射气收集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就交给救护单位去使用。进行镭射气治疗多半是在大一些的医院，方法也各有不同，但比直接用镭元素进行治疗更方便实用。但法国尚无国立的镭疗养院，而各家医院也没有镭射气可供使用。
我向卫生部建议，由镭研所提供装有镭射气的玻璃管，按时供给各救护单位使用。建议获准之后，镭射气服务即于1916年施行，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当时我没有助手，所有的镭射气玻璃管都由我亲自制备，其过程既精确又细致。伤员与平民百姓因使用这种方法治疗而康复的数不胜数。
自巴黎遭空袭时起，卫生部就十分重视对制备这些镭射气玻璃管的实验室的保护，以防止敌机的轰炸。制备镭射气玻璃管就不得不与镭打交道，这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还得想方设法地保护制取人，以防遭受射线的侵害（我有几次感到浑身不舒服，就是因为不小心受到了射线的照射）。
医疗救护虽说是我在战争期间的主要工作，但我还是做了一些其他事情。1918年夏天，德国的总攻失败之后，我应意大利政府的邀请，去意大利考察他们放射性矿藏的拥有量。在意大利逗留的一个月时间，我获得了满意的结果，因此而引起意大利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
1915年，我的实验室搬进皮埃尔·居里街的新建大楼里。由于经费与人手不足，搬迁时困难重重。我亲自驾驶装备着X光照相设备的车子往返于新居和旧屋之间，把实验室的仪器像蚂蚁搬家似的搬到新址去。搬完之后，还得把仪器设备分门别类，重新整理布置。只有我的大女儿和技师在帮助我，可技师身体不好，老是生病。
搬迁之始，我就非常重视在实验室周围有限的一点点空地上种树。我一向觉得，春天和夏天，经常看见窗外树木葱茏、绿草茵茵，能使在实验室里工作的人心情舒畅、平静释然。我把空地上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菩提树、枫树，还辟出几个花圃，种上了玫瑰花。记得德国人炮轰巴黎的第一天，我去花市买花，回来忙着种在花圃里，忽然有几发炮弹落在附近，吓了我一大跳，那情景至今也无法忘记。
尽管困难不断，但新实验室总算慢慢地安顿好了。战后，部队士兵开始复员时，我们的实验室基本上准备就绪，所以1919年到1920年开学时，我们可以让学生入学了，我对此尤感欣慰。1919年春季，我在实验室专为美国军人开办了一个特别培训班，艾莱娜为培训班学员进行辅导。这些军人学习非常认真努力。
战争期间，我同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一样，过着一生中最辛苦最劳累的日子，从未休过假，只是偶尔在探望两个放假的女儿时才休息这么一两天。大女儿艾莱娜几乎不肯歇着，为了保证她的身体健康，我有时不得不强迫她休息几天。当时，她一边在巴黎大学学习，一边还帮我做着各种各样的服务于战争的工作。二女儿艾娃当时还在读高中。巴黎遭受狂轰滥炸时，她们姐妹两人都不肯离开巴黎去乡下躲避。四年多的大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破坏，那是人类经历的一次浩劫。1918年秋，经各个方面为恢复和平而奔走之后，各国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真正的和平至今仍未完全到来。残酷而恐怖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法国人民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严重破坏，不可能一下子就消除掉。人们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往日的宁静欢快的心情一时也难以再现。
以无数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胜利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快慰就是，我的祖国在数百年的奴役压迫之后，现在终于重见天日，获得了自由和独立。这件我梦寐以求又不敢奢望的大事竟让我在有生之年亲眼见到，我的激动心情简直是难以表述。波兰人民长期处于压迫、奴役之下，但忠于祖国的民族精神、斗争精神始终不灭，在整个欧洲经受的狂风暴雨的洗礼之中，终于获得了独立、自由，这是波兰人民的胜利和骄傲。波兰人民几百年来所追求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刻，我又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首都——华沙，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华沙已经成为新成立的波兰共和国的首都，但经过这么长时期的压迫和奴役，重建一个共和国将会遇到多少困难啊！其他的暂且不论，单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会遇到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困难。
法国各地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人口也失去无数。战争遗留下来的困难一时难于解决，只好慢慢地逐步恢复，进入正常状态。各个实验室，包括我们的镭研所在内，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元气。
战争期间所建立的各X射线医疗组织，有一部分战后依然存在，X射线医学卫校由于卫生部的坚持被保留了。镭射气的供应工作非但没有中断，反而扩大了供应的规模，不过这项工作战后已经交由巴斯德实验室主任瑞戈博士负责，后来，竟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型镭治疗事业。
战后，职员们和学生们陆续复员回来，我的实验室经过重新组合之后，研究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想要寻求理想的发展并非容易的事。就我而言，我觉得最为紧迫的是应建立一个独立的镭疗法医院——在法国称之为“居里疗法”。在巴黎郊区还应该建立一个实验分所，以便对大量的原矿石进行实验分析，增强我们人类对放射性元素的认识。
我已不再年轻，精力也大不如前。我常暗自寻思，尽管政府已经开始进行资助，而且也经常会有一些私人给予捐赠，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为晚辈建起一座镭学研究院，既可以了却皮埃尔·居里的遗愿，又可以达到为人类谋幸福的目的。
幸运的是，1921年，我得到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帮助。美国的一位慷慨的伟大女性W.B.梅乐内夫人在美国发动全国妇女捐款，成立“玛丽·居里基金会”，她们把募捐的钱用来买了一克镭送给我作为科学研究之用。梅乐内夫人还邀请我和两个女儿前往美国游览，亲自去接受这个礼物和证书，并且邀请美国总统在白宫亲手把礼物与证书交给我。
捐款是在全美国募集的，大家纷纷解囊，有多有少。美国妇女对我的深情厚谊让我终生难忘。于是，5月初，在巴黎歌剧院举行了欢送我们母女三人赴美的大会，随后我们便乘海轮远赴美国纽约。
在美国逗留期间的一幕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哈定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亲切诚挚的演讲。随后，在参观各个大学和学院时，热烈欢迎的场面实在让人感动，不少的院校还授予我名誉学位，让我真不知道如何感谢才好。在公众集会上，许多人争相与我握手，表示祝贺，这种种的真情厚谊令我没齿难忘。
我还游览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大峡谷，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奇迹令我赞叹。
遗憾的是，我身体欠佳，无法实现来时的预定计划，不过，这趟旅行的确让我增长了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这个难得的机会中，我的两个女儿不仅享受到了盛情的款待，而且也增长了不少知识。见到自己母亲的研究成果受到这样的尊重和赞赏，她们非常自豪。6月底，起程回国的时间到了，在与好友梅乐内夫人以及其他友人告别时，真是难舍难分，依依惜别，谁都不知道今生今世还能否再相见。
我回到了研究所，因为有了美国友人相赠的一克镭，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且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增添了我们的勇气与信心。话虽如此，要完成预期的重大目标，经济方面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种困难面前，我就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发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皮埃尔和我，一向都是拒绝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的。因此，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提取镭的方法立即公之于众。我们既没申请专利，也没向利用它来牟利的企业家提出过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提炼、制取镭的方法极其复杂，我们详细地公布了它。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如此迅速而详尽地公布了这种复杂而精细的提炼方法，镭工业才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直到现在，制镭工业中所运用的方法、程序，都是我们当时所制定的。现在在提炼过程中所采用的矿石处理和部分结晶的程序，也都是我们以前在实验室里所采用的方法，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的仪器设备比我们当时的有所改进。
皮埃尔和我提炼制取的镭全部赠送给我们的实验室了。由于矿物中镭的含量极少，因此价格也就极其昂贵，加之它又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患，因此镭工业获利不菲。我们自动放弃发现中应得的利益，也就等于放弃了大量财富，否则，我们死后，儿孙们将成为富翁。但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有所考虑。他们言之有理地对我说：“如果你们保留本该属于你们的权益的话，你们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创建一座设备精良而齐全的镭研所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了。”此话不假，我们困难重重，以致无法顺利地进行研究。不过，我仍然坚信皮埃尔与我的行为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无疑，人类需要注重实利的人，他们拼命地工作、谋求自身的利益，这与人类的普遍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但是，人类毕竟也不能缺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人，他们追求大公无私的崇高境界，无心去顾及自身的物质利益。这些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无意于物质享受，因此也就没有物质享受的可能。但是，我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为这些理想主义者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他们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
第四章 美国之行
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过我愉快的美国之行。我是应梅乐内夫人邀请去的。梅乐内夫人是一家有名的大刊物《反光灯》的主编，她把为我募集的捐款买的一克镭赠送给我。因此，我应她之邀前往纽约接受这个弥足珍贵的赠品。
这项捐赠的意义在于它是来自美国妇女界。她们先是组成一个募捐委员会，成员都是美国妇女界的知名人士和很有声望的科学家。一开始先募集到几笔大的捐款，然后再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捐赠。她们发出的这个号召很快就获得了美国许多妇女团体的响应，各个大学和各家俱乐部更是不甘落后。捐赠者中有一些是经过镭治疗后的康复者。由于捐赠者十分踊跃，很快便募集到十多万美元，然后便用这笔钱买了一克镭，由美国总统哈定在白宫举行仪式，亲手交给了我。
该委员会邀请我们母女三人5月中旬前往美国。尽管尚不到暑假，巴黎大学破例批准我接受邀请，前往美国接受赠品。
旅途中的全部事情，邀请者们全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无须我操一点心。梅乐内夫人亲自前来法国迎接我，陪我乘坐海轮去美国。法国刊物《我无所不知》4月28日为巴黎镭研所全体工作人员举行庆贺大会，梅乐内夫人也参加了。会上，主办者对美国妇女界的深情厚谊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和高度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