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陶侃引弓射死蟒蛇，扫平了岳麓山脚的障碍，古镇长沙万民称颂，治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陶公亦因政绩显赫而备受朝野推崇。
且说此时的陶公，真可谓位高权重了，举手投足对司马氏的江山都将产生影响。见治内民风淳朴，崇尚道佛，倒是十分欣慰。然而湘楚之地与东鲁周礼相距甚远，多欠礼仪，少有仕林风范，男女青年的并乱亲授，这在陶公看来，真是有伤风俗而难以忍受。为此陶公也就决定在岳麓山兴建读书之所，并取名杉庵。杉庵建成以后，陶公集诸子百家于庵内，以此为居所，长夜伏案苦读，并且规定所有下属工作之余一律入庵伴读。陶公读书，用心良苦，他是为了改观一方风俗而兴起一方礼仪，他要群僚伴读，更能见此用心。陶公读书不是现今的默读、朗读，而是祖传的一种诵读，声音抑扬顿挫，甚是悦耳。公事之余，陶公率群僚迈步岳麓山，鱼贯杉庵各自坐定，启唇诵读，声闻遐迩。三五之夜，月光给岳麓山镀上一层银白，一边是崇祯观的道长们在吟诵《黄庭》，一边是杉庵陶公他们在吟诵经史，蜡烛青灯，交相辉映，金声玉韵，令人神往。陶公对群僚的读书情况不时抽考，并把考试成绩作为政绩进行考评。陶公的抽考，要么抽考读书笔记或读书心得，而读书心得的抽考必须联系实际，可以抨击朝政，亦可评论民风。如此一来，群僚谁也不敢抱侥幸心理，也就把杉庵伴读作为自己从政的必修功课。长沙的仕族大户，也纷纷仿效，古城长沙，一时读书成风。为适应长沙仕族读书的潮流，陶公也就于杉庵开了印局，将从不流传于民间的雅书也刻印出来。首先是仕族大户争相购读，继而有些大户也随风附雅地辟了书屋。当时朝廷并未读书取仕，读书仅仅是为了增长知识，并非通向仕途的金桥。而是以举孝廉为荣，举了孝廉就说明有了身份，有了社会地位。于是陶公也就在读书的仕族中举了几位孝廉，读书有了做孝廉的机会，有些有见地的寒门之士，也就变卖家业读起书来。陶公本来就是寒门出身，因此他主政长沙后，并不歧视寒门子弟。寒门子弟的读书，在他看来，不仅不是随风附雅，而是摆脱贫境的一种策略，寒门弟子亦有多人被他举为孝廉。读书之风渐浓，杉庵也就士子云集。
却说陶公引弓射蛟，建庵兴读，因此积劳成疾，于咸和九年六月辞世。遵其遗嘱，安葬于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还在陶公射蛟之前，北方和尚法崇禅师，遵照师父的吩咐，前往南方一路云游来至岳麓山下。见岳麓山风光绮丽，湘水环绕，堪称风水宝地，也就有意留住于此。他历游了《禹碑》、欣赏了白鹤泉之后，歇息于白鹤泉旁。也许是劳顿的缘故，似睡非睡地得一梦：见一金身菩萨，自称西方佛祖使者，来传佛祖旨意，要他于此广传佛法，光大佛教，并言湖湘地域，人杰地灵，然而至今未有佛教寺庙出现，嘱他在此建寺。法崇似梦非梦的，甚觉蹊跷：说是梦么，却红日当空；说不是梦么，梦中情景历历在目。使者还言：“不久，神州大地，将有一场道佛之争，始起南岳，尔等可要有准备啊。”
下得山来，法崇拜晤了道祖邓郁。其时邓郁道长已辟了黄抱洞道场，而且香火日渐兴旺，他对法崇的来访表示了极大的热忱。道长极力建议法崇在此扎根、建寺。法崇依了道长建议，从此多处化缘筹措资金，不久一座规模不大却也辉煌的寺庙在岳麓山竣工，取名麓山寺。法崇建了麓山寺，总算有了栖身之处，也就于正殿设了佛像，像模像样地做了主持，敲起术鱼撞响钟，早晚诵吟《金刚经》。然而由于黄抱洞道场的影响，麓山寺的香火并不兴旺，甚至一日不如一日。一座寺庙没了香烟，和尚只得去喝西北风。法崇无法，苦苦地挨了两年，终于无以为继，被迫弃寺而去。一片心血，两行浊泪，抛洒麓山寺，一路化缘云游，自盘家口去了，而且是一去不返，杳无踪迹。时有歌云：法崇已弃寺庙去，脑际尚有木鱼声。
法崇一去不复还，白云数载空悠悠。
北方佛教并没有因为法崇的弃寺而去而放弃对南方的窥视。
十多年以后，北方又有一位法导禅师秉了师尊“大启前功”的旨意再次南游。他渡长江，过洞庭，顺湘水而上，来到岳麓山。他本想于此大干一番事业，以光大佛教，启开南庭而成为一代祖师。在他入主麓山寺后，确实大大地兴了一番土木，扩大了寺庙的规模，对麓山寺进行了全面的整修。寺庙大了，佛身亦是金光可鉴，山门打扫得干干净净，晨钟暮鼓敲得震山响。结果呢？事与愿违，香客崇拜的依然是邓郁道长及黄抱洞的道场。法导终究不是滋味，亦是苦苦守候了数载，“大启前功”终成泡影，也不得不步法崇禅师的后尘，化缘云游法导禅师弃寺而去，却给黄抱洞的邓郁道长带来了发展的契机，黄抱洞道场的名声越来越大，从道者越来越多，黄抱洞由道士数名发展到数十名，岳麓山也因此充满生机，充满神秘，朝圣者更是络绎不绝，黄抱洞也就不能满足道士们的需要了。一天，邓郁道长吩咐弟子情了：“为师业已得道，不久将要飞升，尔等可在岳麓山修建道观，光大道教。”
邓郁道长不久羽化飞升。情了道长领了师尊法旨与信物，带领众道，克己克俭，不久就修了道观，命名崇祯观。暂按下不表。
却说东晋司马氏江山，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平静安定之后，内部矛盾终于愈来愈烈，继而群雄并起，纷纷占山为王，丝毫不把司马皇帝放在眼里。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南北朝，真是你方歌罢我登场。无休止的战争，无休止的流血，民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仁人志士纷纷隐居以避战乱。
且说北朝宋时法愍禅师，因为北方战乱不堪，根本无法静心修炼，于是只身南渡来到了岳麓山，见麓山寺人去寺空，很是有些伤感，北面战乱频繁，南面却是一方净土，又有几分欣慰。这法愍禅师是个天生的佛子，十八岁出家剃度，二十岁南渡至麓山寺。入主麓山寺后，由于香火难以为继，他不得不日出化缘，夜暮而归，一心向佛，普度众生。由于法愍的执著与苦修，佛法渐渐地被南方人所理解，法愍的声誉亦是与日俱增，香火渐渐旺盛起来。这种变化引起了崇祯观道士的注意，继而有了些妒意。自从邓郁道长羽化飞升以后，情了道长接了法旨信物，依了师尊教训，弃洞兴建了崇祯观，倒也循规蹈矩，克俭克勤，早练功课，夜读《黄庭》，因此香火一直兴旺不断。情了弃了黄抱洞，祖庭就被蟒妖所占，承陶公飞箭杀蟒妖，还了岳麓山一个清平的环境，从而使得崇祯观香火与日俱增，从道者由数十人增到百多人。规模大了，道士多了，难免就鱼目混珠。情了道长也在陶公谢世后不久飞升，却把崇祯观交付给了月明道长。这月明道长是个老实本分之人，一心向道，心中有道，却短缺心机。一个百多人的家业，他管理不了，不久崇祯观就出了内讧。先是失盗，被视为镇观之宝的两把飞剑竟是不翼而飞，弄得观内道士惶惶不可终日。这两把飞剑终为何物？乃张道陵祖师烧汞炼丹之时所使的两根扒火棍，青铜所制。张道祖得道飞升之时，将它传给了邓郁真人，并传了一道神咒，只要一念神咒，这两柄飞剑，就化作两条青龙，千里之外取人神首级易如反掌。到了情了道长时，成为镇观宝物，一直为情了所掌握，当年蟒蛇洞情了与蟒妖斗法用过一次，轻念神咒，只见两条青龙盘旋，天昏地暗的，然而所敌却是同类，青龙终是无功而返，以后却一直没有再用。而今失盗，岂不是大事？月明道长于是发了布告，悬以重赏，遍寻飞剑下落。数月过去，却无任何消息。
观内失盗，道士人人自危，道场香火，少有人问津，善男信女渐渐地少了些。这月明道长失了镇观之宝后只得引咎辞职，弃了主持之位，外出云游去了，主持之位传给了玉虚道长。这玉虚本是情了道长的师弟，身高体大，甚是伟岸威武，一双三角眼，两道鬼皱眉，满脸络缌胡子，天生一副钟馗相，人见了人怕，鬼见了皱眉。他原本是一位四品将军。因为打了败仗，昏庸的皇上怪他作战不力，里通敌人，判了个砍头示众之罪，打进了大牢待秋后开斩。这玉虚却是精灵，重金买通狱卒，越狱潜逃，割须弃袍，逢山过山、遇水过水地连夜逃亡。逃至岳麓山，拜倒在情了道长蒲团之下。玉虚本是有些宿慧的，只是眉宇之间流露一股杀气。情了看了，只道杀气太重，终究难成正果，却没有把主持之位传与他，却传给了老实本分的月明。玉虚当时就有些意见，只是师命不敢有违，只得忍气吞声地依了。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却说东晋自晋元帝建都建业，结束了诸雄割据的局面以后，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到后期，又是群雄并起，纷纷割据称帝称王，把司马氏好端端的一个天下分割得四分五裂。
而北朝时期，北朝周武帝反对佛教，北周众僧也就有“我佛法不久当灭”的感觉，人人自危，岂敢再谈弘扬佛法，光大佛教。这其中有一高僧名慧思的禅师，冥冥之中听到佛语“欲若还修，可往武当、南岳也”，于是慧思率了僧侣四十余众来到南岳，建寺说法，普度众生。早在西晋泰康八年兴建的南岳观在经历了数代以后，其时传至欧阳正则道长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