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刘邦斩蛇揭竿取代了秦室，打造了汉室江山，传至汉献帝时已有三九五年，其时已是百孔千疮，群雄并起。一日，道教祖师张道陵仰观天象，见群星混乱，得知天下不久将到处烽火狼烟，遍地血光剑影，好在自己业已得道，即将羽化，可避血光之祸，只是弟子邓郁道功还差一段距离，这可如何是好？道祖命随身一个唤叫明月的童子道：“去，将你师兄唤来，为师有话交代。”不久，一个身材颀长，神采飘逸的中年男子跟了明月来到师尊面前，稽首相问：“恩师呼唤弟子，有何吩咐？”
“为师精思修炼业已得道，不久将羽化；此地不是久留之处，尔可速去东南方，寻求福地，传我道法，可成正果。”
待邓郁进一步询问原委时，道祖只是摇头不语，邓郁亦是聪慧，知天机不可泄漏，于是吟诗拜别道祖：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
云烟笼地轴，星月遍空明。
玉子何须种，金丹岂用耕。
个人玄妙诀，谁道不长生。
邓郁吟罢，领了道祖法旨及信物飘然而去。一路向东南云游，行程约一个月，到了长沙。一天清晨，迈步湘江河边，抬头望去，俄见一山，横隔一江，便向渔夫问道：“对面之山名何？”
渔夫答日：“此乃岳麓山也。”
邓郁即回到斋舍，匆匆用了早膳，径朝岳麓山走去，不知不觉到了岳麓山下。只见山势峻秀，乃信步登上山顶，眺望南岳：见山脉此起’彼伏，环境清幽，有如龙舞，湘江绕环，炊烟缕缕，一派太平景象，于是决定在此修观炼丹。沿山而下，见有石碑突兀而立，上镌蝌蚪文字数十，细读乃《禹王碑》，是纪念大禹治水之功德文。环顾四周，见一处云烟缥缈，紫气时浮时现，定睛细察，见一石洞，前有宽阔草坪，左右绿树成阴，洞门高丈余。于是欣然而至。踏足洞内，有如置身宫殿之中，轻轻言语，余声环绕不绝。于是灵机一动，心想，何不稍加修葺，就在洞内烧汞炼丹、吟诵《黄庭》了。
说来也怪，自从邓郁入居山洞后，山洞更加充满了灵性与生机。邓郁又收了几个弟子，在此开了道场，香火绵延不断。
却说邓郁离开道祖张道陵后，道祖也即羽化。不久道祖的预谶得到了应验，天下大乱起来。先是董卓作乱，曹操灭了董卓，挟持献帝，迁都于许昌，自己做了丞相，封为魏王，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死后，传王位于曹丕。这曹丕呢，与其父不同，在他看来，与其摄政为王，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做个皇帝，于是软硬兼施，逼得汉献帝主动辞去皇位，自己做起了皇帝来。他把这种“很客气”地“请下台”唤做“禅位”，并改国号为“魏”。曹丕的称帝自然激起了群雄的愤怒，占据江东本来就很有势力的孙权，也就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吴”。
却说汉室后裔刘备，原本是一个编卖草鞋的汉子，自从桃园结义认识了关羽、张飞后，也就雄心勃勃，在朋友的帮助下，杀杀打打地居然也占了几郡几州，亦自立为帝，取国号为“蜀”。因为他姓刘，是汉室的远房子孙，就把蜀又唤做“汉蜀”。曹丕想统一天下，刘备亦然，结果呢？却让司马炎占了个便宜。他也学曹丕的现样，让曹丕的子孙把帝位禅让给他，接着挥兵南下夺了汉蜀，灭了东吴，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诸雄争霸的局面，天下一统归了晋朝。传至第三代晋怀帝时，朝政大权落到了东海王司马越之手。司马睿接受了东海王司马越的提携，被委任为东安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他接受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于是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网络了王导、王敦等一批谋士和陶侃等一批将军，发展自己的势力，终于开创了东晋帝业而做起皇帝来，史称晋元帝。
在东晋司马睿政权的建设中，陶侃可算是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寒门入仕，晚年位极人臣，是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年幼丧父，家境酷贫，与其母湛氏相依为命，却从小立有鸿鹄之志，视天下兴亡为己任，为人豁达，好于交友。他在做寻阳的“鱼梁吏”时，微薄的薪金几乎全用在交友之上。
有一天，鄱阳郡一个叫范逵的孝廉，途径陶家。这范逵呢，早就听说陶侃是如何的爱交友，也就有心与之交往，乃登门造访。因为没有预约，又值冰雪积日，陶家毫无准备，无物待客，陶侃很是内疚。
且说陶侃的母亲湛氏，实乃少见之贤妇，她辛勤操劳，供养儿子读书，不但操心儿子的衣食，更关心儿子的品德，常常告诫陶侃“贫贱志不移”，要儿子以历代圣贤为楷模，胸怀大志，自强自立。此时见儿子苦于不能招待朋友，便急中生智，毅然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卖掉，以卖发之钱，换得酒肉美食；又砍倒屋柱劈为柴火，终于备了一桌酒菜来招待客人。主客畅饮，把盏谈政，一醉方休。范逵离去，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而恋恋不舍。陶家的一片忠心感动了范孝廉，临别时范孝廉执手相问：“仁兄可想去郡中任职否？”
陶侃慌忙答道：“想啊，苦于无人引荐。”
别后不久，范孝廉去拜见了庐江太守张夔，在张太守面前极力地赞美陶侃，讲他的人品如何好，义气如何重，才能又是如何高。范孝廉的推介，自然激起了张太守极大的好奇，而且天朝初开，正是用人之际，张太守也就几次约见了陶侃。几经长谈之后，张太守对陶侃有了十分的好感，竟没有顾及其门第寒酸的障碍，而委任他做了督邮兼枞阳令。有了一职半官，生计的问题得以解决，从此陶侃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他为政清廉，政绩突出，在当地很有名气，不久便升为主簿，可算是春风得意。但他很清楚，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在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九品中正制”的制约下，他是很难有辉煌发展前程的。尽管如此，陶侃还是倾心尽力要报张夔的知遇之恩。恰好此时张太守的夫人得了重病，天又下着鹅毛大雪，伴着呼啦啦的刺骨的寒风，要到数百里以外的地方延请郎中，实在是困难重重。张太守自己年岁已高，很难成行，于是遍请群僚。无奈这群官僚都是些贪生怕死之徒，一个个心内辗转得像辘轳一般，瞠目结舌，神情呆若木鸡，低垂着头，默不作声。正在张太守绝望之际，陶侃挺身而出，胸脯一拍就跃马前去了。一路马不停蹄，风餐露宿，不几日就把郎中请了回来，自己却因风寒入侵而病得死去活来。张夫人得救了，张太守自然非常感激。在张太守的心目中，陶侃自然成了可以信赖的心腹了。于是将陶侃举为孝廉。陶侃舍身救夫人，感动了同僚，同僚也就无不为之钦佩。
有了孝廉这张金字名刺，也就有可能与洛阳的上层名流去结识，就有可能去实现其大志了。不久，长沙万太守来到庐江，拜会了张夔，万太守在与陶侃几次交谈后断言：“斯人终当有大名于世。”
万太守之语对陶侃来说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但后来事实的发展并非如此。尽管陶侃有了一张“孝廉”的金字名刺，而且他不断地用这张名刺去敲洛阳世家的侯门，但终究因为出身寒门而备遭白眼，洛阳的巨僚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洛阳的一切努力使他感到心寒与绝望，他终于无法忍受在洛阳所受的侮辱。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他四十岁那年，他终于远离了政治中心，来到南部僻远的一个小县武冈作了县令。他的眼在流泪，他的心在滴血。老天啦！出身难道真是如此重要，真能左右一切吗？几个通宵的辗转反侧，陶侃想了很多，有失败的教训，亦有成功的经验，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绝非碌碌无为之辈，他有干大事成大业的能力。然而主持小县，蜗居山里，交通闭塞，信息不通，就算你陶侃有冲天的本事又有何用？然而老死厩中，抱负未酬，人生一世值得么？老母“出人头地”的心愿能实现么？老母“剪发待客”的一片心血岂不白费？陶侃啊陶侃，如此老大无为，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之千古罪人了？他蛰伏着，等待着……
寒门出身的陶侃，好像很是能得到上苍的恩赐，孝廉的金牌名刺未能让他进入洛阳的上层圈子，反而尽遭白眼。岂知蜗居武冈不久，秦雍一带的天灾，八王之乱引起的江南动荡，天意一般要将他推向司马政权的上层。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人生的坐标，毅然放弃一介小小县令，走出山门投身了军营，到荆州刺史刘弘的帐前做了南蛮长史。也许是天道酬勤，在与义军张昌的对峙中，作为主帅的刘弘一再败北，而小小的长史陶侃却能运筹帷幄，节节得胜，引起了刘弘的重视，得到了刘弘的褒奖：“吾昔为羊公务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刘弘的褒奖没有引发他的骄傲，反而激起了他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而不懈地努力追求。张昌的义军在刘弘和陶侃的镇压下终于瓦解，荆扬一带的局面有了暂时的稳定。陶侃因军功做了江夏太守，加封鹰扬将军，接着又升为龙骧将军，领武昌太守，可谓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了。
此时，在陶侃治内，由于天下饥荒成灾，山中劫匪常常拦截江上船只进行抢劫。为了剿匪，陶侃令部下诸将假扮商人驾船诱引劫匪，劫匪果然中计，被活捉了数人。经讯问，他们居然是西阳王司马漾的部下。陶侃这下可愤怒到了极点。他桌子一拍，大声怒斥：“堂堂诸侯王，竟然放纵部属如此落草为盗，国法何在？”
陶侃要派兵前往西阳王府，也不管你王侯还是盗贼。众将个个瞠目结舌。“西阳王，何许人也？如此岂不是在太岁头上动二卜了？”
有部将进谏：“将军，这……这……恐怕……有些不妥吧？”部将讷讷地说完，却把目光紧盯着陶侃。只见陶侃他两眼圆睁，怒不可遏，大声喝道：“有何不妥，王予犯法与庶民同罪！”
陶侃硬是派兵逼迫两阳王交出盗贼，自己又亲自带兵在后列阵以为后继。强大的攻势，使司马漾无奈，丝毫不敢袒护，只好将帐下二二十余名部将绑送出来。陶侃丝毫不顾两阳王的面子而杀了他们。
由于陶侃铁而执法，敢作敢为，从此毒瘤清除，水陆交通安全畅通，人民安居乐业，江夏一带出现了东晋王朝建立以来的太平景缘。
陶侃无畏敢为以及因此所取得的辉煌政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位寒门出身、被洛阳臣僚们瞧不起的小人物，终于成了颇具势力的地方将领。陶侃在江夏的作为，惊动了权臣王贡，于是他向王敦报告：“荆州正值多难之时，非陶龙骧来治理不可”。
王贡的提议正中王敦的下怀，二王几乎不谋而合，于是王敦欣然允诺，随即上书表荐。东晋的江山，本来就是在王导、王敦的参与谋划下取得的。元帝称帝之时，天下就有所谓“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说。所以王敦的奏折很快就得到了元帝的批准，陶侃很顺利地做了荆州的刺史，总领西阳、江夏、武昌等郡。
陶侃聪慧敏捷，勤于吏治，素敬为礼，严守人伦。终日正襟危坐，军中事物，千头万绪，没有丝毫遗漏。远近往来书信，无不亲自起草答复，下笔如行云流水，未有停滞，迎送宾客不分亲疏贵贱，一律以上宾待之，因此门前客人不断。
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尚且惜寸阴，我等普通之人，应当惜分阴，岂能安图沉醉于嬉戏游玩之中呢？活着于世无益，死后不留名声，这是白暴自弃，是人生的悲哀。”
陶侃因为显赫的政绩，加之连获军功，不久就被任命为太尉，封为长沙郡公，邑三千户，赐绢八千匹，都督八州军事，而为东晋位极人臣的重量级权臣。
陶侃就任长沙郡公不久，就风尘仆仆来到古镇长沙。早在东吴之时，长沙就曾以“民丰物阜，商贩骈集”著称于天下。
一条浩瀚湘江，将千古风流尽淀于此。街道临江而立，市场沸沸扬扬，外地商贾顺江而来，能工巧匠纷沓而至，亭园楼榭栉比鳞次，声雅歌舞，此起彼伏，繁华景象，冠绝当时。
陶侃住进郡公府。这郡府设计在江岸，可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