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十一：这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的经历。为什么您在二战结束后又回到了欧洲呢？
答：好的，我必须纠正一下，我在纽约的生活也不是绝对地无忧无虑。我们所有移民过去的人都有一个担忧，那就是：战争会怎样发展？在美国我们明确地感到，希特勒的军队是不可能踏上美国的国土的。而我们的忧虑在欧洲已经是事实。发生在美国的一切都发生在欧洲有多好啊！我们想念我们的家乡。一位从维也纳辗转而来，后来生活在美国的叫格林的人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他的一个同事向他提了一个问题，问他：“您在美国的生活幸福吗？”
“已经很幸福了。”这是他不假思索地给出的答案，“但是我不快乐。”说起“幸福”，格林想到的是个人的安全感，就是说，他和他的财产都有安全保证，被社会接受。但是，对于一个上了年纪，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的欧洲人（维也纳人、法国人、匈牙利人）来说，他不如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年轻人心情更舒畅，因为年轻人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所以他能找到这里的～陕乐”。年龄大的人对这里的氛围不习惯，坐在咖啡屋里谈论哲学时，在街上散步时，随便四处闲逛时，他都会感到这里味道不对。我们还能再回到维也纳、巴黎和布达佩斯的咖啡馆里去坐一坐吗？
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美国无论如何也会赢的；另一些人则心怀忧虑，我也属于后者。就像前面给您提到的那样，谈到欧洲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只想着裤腰上打不打褶子的欧洲人同美国作战，美国能不赢了这场战争吗？当时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可以用来区分谁是消极的，谁是积极的：消极的人待在美国，积极的人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我过去常去八十六号大街，人们也称之为德国大街，因为街上有很多的德国的书店、餐馆和咖啡馆，都冠之以非常德国化了的名字，比如说，兴登堡咖啡馆、劳乐莱咖啡馆等。还有一个德国影院，美国没有被卷入战争之前，我去那里看过一次电影。人们能看到发自德国东部前线和西部前线的消息，影片是关于德国军队在前线作战的报道，这些电影在德国国内的电影院里也在放映，为的是调动全体德国人民的积极性。看过电影后，我又去了维也纳小提琴屋，桌子边坐着的差不多都是德国人。这里虽然没有德国的纳粹，但是这里坐着一些德国的“爱国者”。我听到有人在聊天，他们说：“我们一定已经好好地教训了英国人，然后，再给谁谁点颜色看看。”他们的自我意识、他们的精神上的绝对自负起了作用。我也有些害怕，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意识强加给了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希特勒的思想渗透得有多深，有多远。
我有个朋友，名叫爱德华·凡佛，他也是我的雇主的朋友，同时还是阿得列恩·波奎尔的朋友。凡佛是个百分之百的同性恋者，他总是给我讲他的那些艳遇。当他去世的时候，他委托我做他的遗产管理人。这样，我认识了他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们，他把他的财产分给了他们。爱德华·凡佛不和我讲他的艳遇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国际政治。有一次，他讲的让我震惊不已，“我们输了！”他说。“为什么呢？”我问。“德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密集型杀伤武器！”他讲不出这种武器为什么这么有威力。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是有这种武器。我深感不安。是不是我再也回不了我的家乡了？是不是最后美国也得被德国占领？几周后，我参加一个匈牙利人的晚会，在晚会上，我碰上一位匈牙利的教授冯·诺依曼，他是计算机的发明人。我有两次在墙角和他碰面，当我们终于可以独自静下来说说话的时候，我给他提到了爱德华·凡佛以及他跟我说的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消息。他笑着说：“我们能得到一切消息，现在没什么危险。”我听了他的话就又放心了。
因为我知道，他总是和雷欧·茨莱德、瓦格纳、爱德华·泰勒等一些圈子里的匈牙利名人打交道，这些人都是胡佛政府的科学家或者公务员，今天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就全力以赴地研制原子弹了。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前不久，为纪念1945年5月8日法西斯投降50周年，我接受了一家报纸的采访，他们提了4个问题：问：您在哪儿？
答：和我的夫人，还有成千上万的喜悦的人们在一起，我们站在广场上，广场上人山人海，都没有地方跳舞了。
问：您想马上得到什么？
答：一张希特勒的画像，是他让我总是有家不能回。
问：您最敬佩谁？最恨谁？
答：跟胡佛比较起来，更敬佩丘吉尔，最恨谁？允许您猜3次！
问：您当时有些什么样的梦想？
答：我坐在柏林的咖啡馆里，凭窗而坐，读着报纸；就在我放下手中的报纸的时候，已经看完对犹太人的评价。一个长满络腮胡须的老者走向我，我认识他，他特别消瘦，颓废的样子，好像是过惯了不健康的生活。他弯腰低头地走向我，说：“尊敬的先生，我能看看这张报纸吗？”显然，他是看上了那篇关于犹太人的评论。我说：“我已经看完了。但是，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希特勒先生。”整个夜晚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们坐在时代广场上聊着天，所有的纽约人都到大街上来庆祝打败了希特勒的这场战争。就在这天夜里，好事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我要回巴黎了。我在纽约的生活过得很惬意，但是巴黎是我的家乡。1946年夏天我第一次遍游欧洲，因为战争刚刚结束，我还不想直接回去。我到了巴黎以后，搬到了蒙高大街53号；在那儿租到了一个房间。因为我发现这是一个名人居住区，一开始我并无兴趣去拜访他们，因为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总是要回来的，还有机会。
到这儿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和我的夫人一起去了非常别致的雷·豆恩饭店。我们一落座就听见蒙堂德先生在唱歌。我的旅行由巴黎而瑞二匕，从莫奈那儿接到了一份委托，为他考察欧洲的经济情况。我有了一个大概的感觉以后马上就写信向他汇报。法国的货币疯狂地多了起来，可是什么商品也没有；意大利市场上有很多商品，但是人们手里没有钱；瑞士的钱和商品一样多；德国则既没有钱也没有商品。我把上述考察结果以及我个人的观点都向他进行了汇报。德国人去了法国什么都往回带，只是不带法郎回来，因为法郎已经贬了值。意大利人把他们的商品都藏了起来，战后又拿出来销售；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所以老百姓手里没有钱；瑞士因为保持了战争中的中立，所以和战前比起来没有什么变化；只有德国陷于战火的中心，山河破碎，百废待兴。
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才知道，莫奈对我的报告很满意。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应该是战后的法国的形势。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美元——当然是从黑市上兑换来的——官方的汇率是一美元等于50法郎，而黑市交易价格是500法郎。当然没有人愿意把美元卖给官方了。在大饭店、大宾馆，客人们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吃，在我下榻的克利隆宾馆，早餐的时候人们还从来没有喝到过咖啡呢！
这样一来，黑餐馆也就应运而生了。人们到那儿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就餐的时候不能照着菜谱点菜；一般是老板走到你身边，悄悄地告诉你他都有什么饭菜。他所提供的一切都是黑市价格。
所以我就把我的美元在黑市上卖了，去黑餐馆吃饭，点黑菜，按照黑价格付黑钱。也就是说用黑钱在黑市上从黑交易商那里买了黑货。那些黑市交易上的小贩子们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贿赂市场管理人员，然后再去挣更多的黑钱，大肆买卖黑市上的交易品。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的，都是非法的。这样的交易混乱地进行着，行贿受贿的行为掺杂其中，这和法国人的性格有关。根据经验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些黑市贸易在当时的东部封锁地区还没有被封杀，应该到那里去发展。这种黑市交易迟早都会转向公开的市场经济行为。
1948年我又迁回了巴黎，过起了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