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十九：您是怎么到了巴黎？那是在哪一年？
答：那是1924年。我从巴塞尔坐火车到了巴黎。好奇，也有些害怕。我的家庭教师索菲·露丝小姐大骂法国人：“蠢猪！”“无赖！” 她的行径对我不是没有影响。我当时还是个小孩。我高中毕业后作过一次旅行，从波兰的什切青横穿德国，到德国的塞京根。一路上，我体会到了流行于德国的“反法情结”。 在所有的博物馆的入口处，比如在著名的慕尼黑的绘画展览馆和科技馆门前，立着一块黑板，上面写着：禁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入内。
但火车行驶到巴塞尔边境时，法国海关的工作人员进了车厢，我想，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会把我吃了吗？我看到他们也是正常人，他们和我一样，有鼻子、眼睛、嘴巴，还很和善。
我心里轻松了。我从巴黎下了车，在法国我说不出有什么不舒服的。我倒是感受到了一股反德的气氛，就像我在德国感到的反法情绪一样。而且，法国人用法语发不出“deutsch（德国人）”这个词，只能模糊地说成相似的：“les boches”。有一次我在咖啡馆里跟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农民在一起聊天。我们讲的是德语。一个法国人突然冲向我们的桌子，愤怒地大叫：“滚！这里不准讲‘boche’（德国人）！”
那时的气氛就是这样的。当现在在我周围有人谈论结了仇的两个人化解仇恨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德法之恨”。今天又怎么样呢？
巴黎市区内有一个美丽安静的广场，叫康拉德‘阿登纳广场，离我的住宿处不远。400年里一直有一种排外情绪，前几年也变得友善了。我看到写着阿登纳和戴高乐字样的跑车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行驶。只是那时有过这种仇恨之心的人现在在揣测，现在德国与法国之间的联盟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
我举了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对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化解抱乐观态度。正如以色列首相大卫·本·古里昂所说：“不相信创伤的人，是不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