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守一，老子首先谈“得一”，即得道。庄子则把它转化为心地功夫的原则，即“守一”：“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在宥》），并把“守一”与性联系起来，说：“壹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达生》）使心性纯一，保养纯正之气，使自己的德性与自然相合，就能通乎道。庄子的思想为此后的道家、乃至道教的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但庄子所守的一是道，道教所守的一则被具体化为心中意念的恒一不变，心境的宁静。当然，应该看到，道教对《庄子》思想的利用，不是抄袭，而是作了合于其实际需要的改造。这种改造的主要特征，一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要素被实体化，人体器官被人格神化。例如，“精”在《庄子》中是作为一个与“神”涵义相近乃至相同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德充：符》），“上悖日月之明，下悖山川之精”（《天运》），“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达生》）显然，“精”和“神”在《庄子》中是被作为与形相对的，内在于人心中的思维的精神性表现或存在。但在道教中，精与神的内涵都有了改变。精被实体化了。“气化为血，血化为精，精化为神”（《庄周气诀解》）。精、神都成了人身中具有生理机能的实体。精还往往被具体地指认为是生殖器官所分泌的精液：“结精育胎化生身，留胎止精可长生”（《黄庭经·呼吸》第二十二）“还精补脑”的修炼术所使用的也是精液的这种涵义。“神”作为构成人的生命的精神性要素在《庄子》中往往被拟人化地描写为“真君”、“真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齐物论》），但道教不理会庄子的本意，把神直接曲解为人格神，成为人身中的“五脏神”等等。“人能长清静，……其真神在内，使人长喜，……久久自能见神。神长二尺五寸，随五行五藏服饰……”（《太平经合校》卷154～170）。这在《黄庭经》一系的道经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可以断言，《庄子》对道教的影响初期主要是吸收其中的素材来充实术的修炼，或作一些简单的解释。后期，即唐代以后，庄子的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对道教的影响才显得突出一些。
道教希冀通过术的修炼而得道。这个思想仍然是来源于庄子。庄子通过庖丁之口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者矣”。这是说，人的解牛活动的目的是得道，技、术不过是得道的工具。这则寓言说明，通过长期的“依乎天理”的实践，达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程度后，人的活动自然而然地合于自然的天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得道的境界。对这个思想，庄子有更明确的阐发：“故通于天者，道也；顺于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义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日：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天下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日：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庄子·天地》）这是一个从天人合一到天人相分，涉及治国、兴邦、立身、处事、修养等众多形而下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体验、证验了道本体的存在，就又重新返回到天人合一的循环结构。具体来说就是，由天道来理解物产生的本源，就万物的运动变化来理解天道的本体，合理利用人身之外的万物来促进个体生命和社会的发展，这本身就是遵循天道，就是与人、物的本源和本体相统一。人由自然的本源来，也要回归到自然的本源去；人受自然的本体的驾驭而生，也要遵循自然的本体而存。人的生存，无非就是天道显示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罢了。庄子“道进乎技”的思想，被道教继承下来。道教徒通过术的修炼而回返本源，实际上是达到与道本体的同一。道教的全部思想，归结起来，就是这么一点。
《列子》
《列子》一书，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沿袭古史辩派的观点，认为《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人假托列子之名作的伪书。根据主要是：《列子》中《杨朱》篇有纵欲主义思想和反礼教思想。这是魏晋时期社会风气的反映，所以《列子》是魏晋时人的伪作。其实，追求感官欲望的满足是人的天性，任何时代都可能产生这样的思想，不一定非要到魏晋时才会有。《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所非的第一派就是纵欲主义者：“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是它嚣魏牟”。至于反礼教，《庄子》中已有“礼教”一词，反礼教的思想也不一定非要到魏晋时才会有。张湛为《列子》作注，并在《序》中明言其祖父已抄录《列子》，说明《列子》不是他的伪作。嵇康曾引《杨朱》篇的话，说明《杨朱》篇魏晋之际尚存在于世，也不是魏晋人的伪作。仔细阅读《杨朱》篇可以发现，其思想实质也不是纵欲主义，而是“贵己”、“重生”、“全真”，即从感性层次反对“守名而累实”，本着“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原则，“全生##而不去身，用物养身而不为物所戕，保持本真的自然性情，不为名累，不为物役，“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列子》这本书不是列子本人的作品，正如《论语》不是孔子本人的作品一样。它是由列子的弟子所记载的列子本人的言论和其门人的著述汇集而成的。我们不否认《列子》书中有一些段落、句子是后人传抄过程中加进去的，但也不能因此就抓住这些只言片语以偏概全地推断整本书都是后人的作品。严灵峰在《（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一书中考证说明了，《列子》中保全了许多古词古意。许抗生在《（列子）考辩》（《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也论证了《列子》为先秦典籍。再从《庄子》来看，《列子》中有的篇章晚于《庄子》，但也有的篇章早于《庄子》。例如，《列子·黄帝》中说：“列子……乘风而归，……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邪？”《庄子·逍遥游》中的“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即本于此。《列子·汤问》篇中说：“殷汤问于夏革，……‘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汤之问棘也是已：‘上下四方有极乎？”’即是对《列子·汤问》所作的引申。综合这些方面来看，列子确有其人，《列子》之书虽未必是列子亲自动手撰写，但也不宜全盘否定为伪书。
列子的老师壶子、关尹擅长气功。列子对气功也有深究。他还擅长射箭。《列子》的宗旨是“贵虚”。所谓虚，即清虚自守，无情无欲，无思无虑，全性保真。《列子》也“贵正”，这是指列子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列子的思想对庄子影响很大，他是经关尹后的老子的三传弟子，可惜其影响没有庄子那么大。不过，《列子》在唐代也被封为《冲虚真经》，它的思想对道教义理和清静炼养之术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稷下道家和黄老道家
稷下道家，是指在稷下学宫中从事学术活动而在思想上以道家为主的那一部分学者组成的学术派别。稷下学宫系齐国在养贤之风下所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其中的学者们受禄却“不治而议论”，展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的学术探讨，前后持续了一百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学宫的主导思想，由于齐君把黄帝视为自己的先祖，又把老子视为自己的同乡，所以其主导思想是道家。其中著名的四个人，宋钌干、尹文二人以道家思想为主，揉合有部分墨家、名家思想；慎到、田骈也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但倾向于法家思想。
《管子》旧题为管仲所著，但学术界的研究认为，它是稷下学宫的学者们奠定基础，后人有所附益而成的著作。《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枢言》、《水地》等篇的主导思想是道家，学者们多认为是稷下道家的著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道教在六十甲子神团中，把管仲奉为“丙申太岁管仲大将军”，据说宋代所刻的《大宋天宫宝藏》收载了《管子》。明《正统道藏》中没有。但这已足以说明《管子》曾经对道教思想发生过影响。分析之后，我们认为，对道教思想有影响的，主要是前述的几篇。这里以这几篇为主具体分析《管子》思想与道教的关系。
这几篇继承了老子及其后学对“道”的观点，认为道存在于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虚而无形，万物禀道之精而生，万物禀道而成。这几篇还有把道等同于精气的思想，如《内业》说“夫道所以充形也”，《心术下》又说“气者，身之充也”。此外，这几篇中还有一些把“道”主观化、神秘化的倾向，如《内业》说：“彼道自来，可籍与谋，……其细无内，其大无外”。它们进一步论述说，道在人则为心，心平正、宁静则道定，得道之人，心全于内，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可以长寿。这些关于道的思想，无疑对后世道教有影响。
这几篇认为，精为气之精，气与道结合，万物才能产生（《内业》）。
精、气对人体的作用的维持，取决于人的心能否使意安定下来。为此，要节欲：“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心术上》）“神##在这里被实体化了：“有神自在身”。这个思想，是《黄庭经》、《太清中黄真经》等以“存思”之术为主的道教宗派的修炼思想的根本。《黄庭内景经》说：“散化五行变万神，是为黄庭日内篇。”《黄庭外景经》说：“内息思存神明光，出入天门入无闲”，“清静无为神留止”。《太清中黄真经》说：“百窍关联总有神”、“六府万神恒有常”。人身每一个器官都是神舍，存思则神守舍而不去，或神游而返舍。神在身则生命常存。这与上述《管子》的思想是一致的，显然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从养生的角度，《管子》提出了若干“戒”条，说：“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聪明当物，生之德也。是故圣人齐滋味而时动静，御正六气之变，禁止声色之淫，邪行亡乎体，违言不存口，静然定生圣也。##（《戒》）后世道教的斋戒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这个框套。
《管子》还有《九守》篇，九守即主位、主明、主静、主赏、主问、主因、主则、主参、督名。如“主位”指的是：“安徐而静，柔节先定，虚心平意以待须”。道教也有“九守”（《云笈七签》卷九十一《七部名数要记》），即守和、守神、守气、守仁、守简、守易、守清、守盈、守弱。
例如“守弱”指的是：“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以壮，躁而日耗以老。
是故圣人持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浮沉，如此则万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变无不应也。”虽然《管子》的“九守”是治世之术，而道教的“九守”是修真之术，但后者由前者借鉴而来则是无疑的。
《管子》还有神道设教的思想：“顺民之经，在明鬼神、柢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不上校（效），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后世道教之所以大讲鬼神，祭祠自然界的山岳河流之神等，设立道观，塑造神像，顶礼膜拜之风盛行，目的在于让普通老百姓比较直观地容易接受道教思想并遵循修道的要求，这些神道设教的做法当与受《管子》这一思想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稷下学者们以道家思想为主，杂揉百家的治学路向和他们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苟况曾经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的祭酒，他的思想特点是从儒学的角度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和吸收。他将道家“道”的范畴吸收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作为基本范畴，用老子的“道法自然”和黄老学的“精气##说取代儒家的天命观。对道家的改造表现在，他提出了“与天地参”、“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以儒家的积极有为思想改造了道家的有一定消极性的无为思想。此外，他综合道家的虚、静的思想，提出了“虚壹而静”的观点。
韩非从法治的角度对道家黄老思想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和改造。韩非继承了老子的道的范畴，又把它视为“万物之所以然”和“万物之所以成”，进一步强化了道的本体、本源性，又针对社会人事强调了“必然之道”的重要性。韩非对道家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是，论述了“道”与“理”的关系。他认为，理是事物的具体特性，是可变的。道是“理”之“总”。
“理”是“道”之“分”。韩非还把道家的王道之术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