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焕镳
治学，即做学问，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青年同志希望我们老一辈的人，谈谈自己治学的经验，以作为有益的借鉴，这是很令人感到欣慰的。对我们年长的人来说，回顾一下自己所走过的漫长的治学道路，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提供给青年同志。今天，我不谈自己具体的治学过程，我只想归纳出几点体会，或许对青年同志有所帮助。
我认为，要治学，必先修身，这是我所坚信的，也是我经常告诫青年同志的一句话。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意思也是说为人品德的重要。做任何学问，都必须将陶冶自己崇高的品德放在第一位，我是学习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我看到古人有许多关于品德修养的言论，对我们是很有启发和教益的。例如：孟子说“不动心”，我体会就是要有对于一切邪恶的东西不为所动的功夫：要做到并不容易。对于有益的言教，要不断地汲取。我们做学问，假如在思想品质上不能切己，那方向就大错了。品德的涵养，应该与学术水平与日俱进。我年轻时候所崇敬的师长，也是品德高尚、学问精深的人。例如王伯沆先生，他崇高的品行，熏陶着受教的每一个人。他给我们讲古文，大家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觉得有一种把自己从平庸中超脱出来的力量。像这样的师长，他们的为人为学，影响到我的一生。这是从立身方面讲。而从做学问方面讲，也必须有崇高的品德作为基础。做学问是老老实实的功夫，它与投机取巧、爱出风头、为名为利等等是不相容的，后者诸点都是阻碍目已学问长进的绊脚石。
做学问，必须有谦逊的学习态度。《尚书》上说：“谦受益”，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我读书读了七十多年了，天天都跟古书相伴。我们祖国的古籍之多，浩如烟海，我所读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越读越觉得不足。读书成了我最大的乐事。我体会到，只有读书，才日有所进。我晚年致力于古籍的校释工作。古代的书籍，文字缺损错乱的地方很多，虽然经过历代注释家的校勘，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其中疑难之处仍为数不少。为了使它们尽可能地恢复本来面目，我付出了许多心血，自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在与一些年轻朋友交谈中，我发现他们有的看法很好，对我有启发，我就采取。例如，《晏子春秋》上有这样的文字：“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公瞿然日：‘从寡人始；”’文字有误，我校释时疑原作“骁桀支解人，从何时始？公瞿然曰：‘从寡人始。”’
有一位年轻朋友不主张改首二句，我根据他的意见，再加琢磨，认为有当，方才改定为“敢问古时（四字从王念孙补）支解人躯，从尧舜始乎？公瞿然日：‘从寡人始，一如此则文从字顺，与景公所答相应。我常鼓励年轻同志，自己要学有所得，有创见。我认为，师徒之间，可存异见，不然学术就不会发展了。《周易》谦卦说：“劳谦君子，有终，吉。”勤勉有功，又要谦逊，持之终身，就有好的成果。我认为这意思很好，所以，我把自己的书室，名为“劳谦之室”，以此自勉。
做学问，必须有崇高的抱负，并为之孜孜奋斗一生。我们读书，不能漫无目的，或者只是为了消遗，为了炫耀，而应该是为了事业。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实际、自己的特长、自己的兴趣爱好，逐步地选择与确定自己的进修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就要有一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前人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做学问就要有这样一种精神。我记得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表示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愤慨和抗议，我积半年的时间，研究《春秋》大义，写成了《〈春秋>；攘夷说》。有的朋友为我捏一把汗，说：“你的文章幸好他们看不懂，不然会杀头的。”我晚年有志于治墨（《墨于》），寒去暑来，几经春秋，终不稍怠。也时时碰到疑难，潜心移日，每有所得，欣喜无以复加。杜甫诗说：“更觉良工心独苦”，成功的乐趣，也只有备尝艰辛的人才能领略。《庄子》上说：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做学问完全和耕耘一样，成果的好坏，取决于你付出劳动代价的多少，是容不得丝毫虚假的。
做学问，不能急于求成，切忌好名图利。做学问，知识要慢慢地积累。《周易》说：“学以聚之”，“聚”就是积累储存的意思，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地积累知识。不要浅尝辄止，得少为足；也不要有皮毛之得，就敷衍成长篇巨文，这害了自己，更有害于别人。写文章，要有所为而发，确有所得而发，应该有价值，有较高的乃至永久的价值。我们读读古代流传下来的、为后代人们所称道的文章，就知道写文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写文章，功夫都是很深的。
例如：《周易》的“文言”、《诗经》的“大序”等，不是大家手笔，能写得出来吗？真是千锤百炼之功。我想，我们做学问，出成果，好比栽花草，有的花草一栽下去，扎了一点根，长了一点枝叶，就马上开花了；有的却久久不开花，它在那里深深地扎根，广泛地扎根，在大量地吸收养料，在生长挺拔的枝干和稠密的叶片，最后，才开出一批又一批姣艳芳香的鲜花。老子《道德经》上说：“大器晚成”，成器之材，要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学习一点本领，把基础打好，那么，终究能够为事业贡献出光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