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学研究过程中，我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我著《白石歌曲考证》，曾与吴梅（瞿安）商讨，得到了许多启示。吴梅与我谈词书信，至今还存下六七件。1934年11月，我曾特地到南京寻访吴梅，但吴梅已离开南京到苏州，为了解决研究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我又特地赶到苏州。我和吴梅先生虽早有书信来往，但这还是初次见面。当时吴梅五十一岁，微须瘦颊，和易近人。吴梅读了我的著作《石帚辨》，谈了他对宋词歌谱的看法，同时也谈了许多词坛掌故。这次当面请教，收益甚著。那期间，我还走访了夏敬观、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文坛先辈。当我闻知江都任二北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求教。
师友间经常探讨，对于个人研究工作帮助极大。有一次，龙榆生来信说，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记得我二十岁时，作诗苦无元龙气概，那时，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日：
落笔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
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
三十岁时，我认为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词风卑靡尘下，只有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才是词中胜境。平时作诗词，专喜豪亢一派。经过一番探索，自审才性，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
我想，如驱使豪语，断不能效苏辛，纵有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竹山而已。但是，列于清真词，风云月露，甚觉厌入。因而，我觉得，此后为词，不可不另辟新境，即合稼轩、白石、草窗、竹山为一炉。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治词的努力方向。
我二十岁前后开始进行诗词创作，三十岁以后专门从事词学研究，六十年来，我的全部心神都用在词学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我应做的工作还很多，还是时时感到不满足。
三十岁时，我到之江大学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期间。这当中，除去抗战八年，我的大半生都在西子湖畔度过。
西子湖幽美宁静，但生活仍然充满着风雨。
刚到之江大学，我住在钱塘江边秦望山的月轮峰上，与六和塔为邻。小楼一角，俯临大江，江声帆影，常在心目。当时，我写了四首《望江南》（自题月轮楼），其中第三首云：
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斜阳，诗思比江长。
这首词正反映了我当时的美好的心境，我的治词生涯，也就从此跨出了深入的一步。
我在之江所授课程主要有《词选》、《唐宋诗选》、《文心雕龙》、《文学史》、（《普通文选》五门，每周共十六小时。虽纷繁不得专心，但是，做学问的条件总比以往优越。此时，我所作《石帚辨》、《姜白石词考证叙例》、《白石词斗律》以及《温飞卿系年》、《韦端己年谱》、《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张子野年谱》、《二晏年谱》、《贺方回年谱》、《周草窗年谱》、《姜白石系年》、《吴梦窗系年》等十余种词人年谱，大都陆续地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此后，我所做研究工作，主要是札《词例》。
正当我认定目标、走上全力治词的道路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了。时局十分紧张。此时，我一方面尽心力于故纸，一方面却深感陆沉之痛。9月20日，闻知日本兵突于昨早六时占据沈阳及长春、营口，惊讶无已。9月24日，学生外出宣传，停课，我也参加教职员组织的“抗日会”。9月27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予发誓今日始不买外货”。当时，我很想放弃词学，想改习政法经济拯世之学。11月19日，我从报纸上闻知“嫩江捷讯”，十分振奋，随即写了一首《贺新郎》词，云
沉陆今何说？看神州，衣冠夷甫，应时辈出。一夜荒郊鹅鸭乱，坚垒如云虚设。这奇耻，定须人雪。空半谁翻天山旆，比伏波，铜柱尤奇绝。还一击，敌魂夺。边声陇水同呜咽。念龙荒，头颅余几，阵云回结。梦踏巫闾听战鼓，万里瓦飞沙立。正作作，天狼吐舌。待奋形天干戚舞，恐诸公先复楸坪劫。歌出塞，剑花裂。
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我还夜作《词例》，为此无益之务，回顾世局，屡欲辍笔，但又想，“非如此心身无安顿处”，真是欲罢不能。
1938年7月1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开发华北志在必行，黄河泛滥将至苏北，长江灾象亦近年所无。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颇欲一切弃去，读顾孙颜黄诸家书，以俚言著一书，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而结习已深，又不忍决然合去。日来为此踌躇甚苦。
抗战爆发后，我随之江搬迁到了上海。当时，政治腐败，通货膨胀，学校里经常发不出薪水，知识分子处境十分艰难。南京汪精卫卖国的伪政权不惜用封官许愿或威胁利诱等手段拉拢知识分子投靠南京，以为其张目。我当时也曾受到了这种所谓招邀，但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存亡，使我毫未受其所惑，而严辞予以拒绝。记得当时我为抒发爱国之志，曾经写了一首《水龙吟》（皂泡词），指出投南京事“乍明灭，看来去”，片时即破，如同皂泡，而我们中华民族，终将如东升皎月，“一轮端正”，永远照耀祖国山河大地。
“南辛北党休轻拟，雁荡匡庐合共归”。这是我《鹧鸪天》送友人词中的两句话。当时，我已作了归计。因此，上海快沦陷时，我便回到家乡，上雁荡山，在雁荡师范和浙大龙泉分校，继续过我清苦的教书生活。抗战胜利后，我始出山，重返西子湖畔。
1949年，杭州解放，我也获得了新生。当时，我对于共产党、新中国，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我曾写了一首《杭州解放歌》，日：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国兵。醉里哀歌悉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
1950年12月，与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前往嘉兴、皖北等地参加土改。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我的诗词创作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境界。
我在解放以前一、二十年所作校勘、考订的基础上，开始写评论文章。诸如（《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评李清照的词论）》、《论陆游词》、《辛词论纲》、《论陈亮的（龙川词》等等，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我也着手进行词学研究的普及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我先后以《唐宋词欣赏》、《湖畔词谈》、《西溪词话》、《月轮楼说词》为底子，写了数十篇有关唐宋词的欣赏文章，在各报刊上连载。
由于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关怀重视，1952年，我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先后在浙江师院和杭州大学任教授，1961年还兼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
浙江省作协分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并曾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聘我为特约研究员和《文学研究》编委。
1964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我的一些词学研究著述，也在解放后相继出版。比如《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等。
拙著《唐宋词人年谱》正式出版后，海内外学人见此书者，有的惠寄信件，有的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评介，予以热忱的支持。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来信询问：“词人总谱何时出书”。清水茂教授在日刊《中国文学报》第五册，撰文评介（此文译载于1957年lO月6日《光明日报》）。清水茂教授说：“自各谱刊出于《词学季刊》以来，二十年来，由于学者所发表之学术论文（如陈寅恪《读（秦妇吟》等）以及夏氏本人研究之成果，使此著作益臻完善。虽不能谓其一无缺欠，然今日研究词学，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清水茂教授并对拙著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1958年杭州大学举办全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将此书作为一大成果向全校师生展出。
我感激党和政府给我的优厚待遇，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以后，我开始承担指导研究生、进修生的任务。十几年来，亲眼看到学生一批一批地毕业，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我更是感到无比快慰。但是，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一夜之间，我的所有工作，马上变为“罪行”。大字报、漫画，打倒声、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因此，我在牛棚内外，触灵魂，受审查，度过了整整十年。
我在牛棚里没有词书可看，但我还能思想。我的《瞿髯论词绝句》八十首，绝大多数是在牛棚里写成的。
“四人帮”覆灭，我再次获得了新生。消息传来，无比兴奋。当时，我写了《筇边和周（谷城）、苏（步青）两教授》诗，日：
筇边昨夜地天旋，比户银灯各放妍。快意乍闻收雉锥，论功岂但勒燕然。
冰消灼灼花生树，霞起彤彤日耀天。筋力就衰豪兴在，谁同万里着吟鞭。
三、四年来，我又有机会重操旧业。于是，我把旧时书稿、日记重新摆到案上。我的《月轮山词论集》（1979年，中华书局），《瞿髯论词绝句》（1979年，中华书局），《夏承焘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天风阁诗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宋词欣赏》（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韦庄诃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唐宋词选》（再版）等等，这些所谓“大毒草”，也才见了天日，恢复了名誉。同时1978年11月月26日，《浙江日报》登载题为《把事实作为落实政策的根本依据》的报导中，公开为我平反，称：“夏承焘在全国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找不到他有什么‘勾结帝修反’的言行。为此，党委专门作了决定：推倒原来强加在夏承焘教授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十三年来，压在我头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也摘掉了。
1979年，我八十岁。10月，我十分高兴地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先后还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词学》主编、《文献》顾问等。
回顾六十年生涯，觉得自己能有今日，是经历了几番风雨的。而今，虽已垂垂老矣，但在有生之年，我愿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在词学研究方面，做出最后一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