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夏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斯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斯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至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的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澈悟到这一点，只盲目的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榜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搏。怀疑失望，都由？＿iiTi～，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以下便略讲我们祖宗的精神所在。我们看看是否可以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
我们先儒始终看得知行是一贯的，从无看到是分离的。后人多谓知行合一之说，为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而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王阳明日：“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
又儒家看得宇宙人生是不可分的。宇宙绝不是另外一件东西，乃是人生的活动。故宇宙的进化，全基于人类努力的创造。所以《易经》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看得宇宙永无圆满之时，故易卦六十四，始“乾”而以“未济”终。盖宇宙“既济”，则乾坤已息，还复有何人类？吾人在此未圆满的宇宙中，只有努力的向前创造，这一点，柏格森所见的，也很与儒家相近。他说宇宙一切现象，乃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方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识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
这意识流转，就唤作精神生活，是要从内省直觉得来的。他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宇宙真相，又知道变化流转之权，操之在我，所以孔子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儒家既看清了以上各点，所以他的人生观，十分美渥，生趣盎然。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那么，或有人说，宇宙既是没有圆满的时期，我们何不静止不作，好吗？其实不然。人既为动物，便有动作的本能，穿衣吃饭，也是要动的。既是人生非动不可，我们就何妨就我们所喜欢做的，所认为当做的做下去？我们最后的光明，固然是远在几千万年几万万年之后，但是我们的责任，不是叫一蹴而几的达到目的地；是叫我们的目的地，日近一日。我们的祖宗，尧，舜，禹，汤，孔，孟，……在他们的进行中，长的或跑了一尺，短的不过跑了数寸，积累而成，才有今日。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分，只要往前跑，才是，为现在及将来的人类受用，这都是不可逃的责任。
孔子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所以我们虽然晓得道远之不可致，还是要努力的到死而后己。故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为其知其不可而为，所以生活上才含着春意。若是不然，先计较他可为不可为，那么，情志便系于外物，忧乐便关乎得失；或竟因为计较利害的原故，使许多应做的事，反而不做。这样，还那里领略到生活的乐趣呢？
再其次，儒家是不承认人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故“仁”的社会，为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仁字，从二人；郑玄日：“仁，相人偶也。”（《礼记注》）非人与人相偶，则“人”的概念不能成立。故孤行执异，绝非儒家所许。盖人格专靠各个自己，是不能完成。假如世界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譬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传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另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明白这个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所以孔子教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立人达人，非立达别人之谓，乃立达人类之谓，彼我合组成人类，故立达彼，即是立达人类。立达人类，即是立达自己，更用”取譬”的方法，来体验这个达字，才算是“仁之方”。其他《论语》一书，讲仁字的，屡见不一见。儒家何为把仁字看得这么重要呢？即上面所讲的，儒家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道”为本。明乎仁，人之所以道自见。
孟子日，“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盖仁之概念，与人之概念相函，人者，通彼我而始得名。彼我通，乃得谓之仁。知乎人与人相通，所以我的好恶。即是人的好恶。我的精神中，同时也含有人的精神。不徒是现世的人为然，即如孔、孟远在二千年前，他的精神，亦浸润在国民脑中不少。可见波我相通，虽历百世不变。儒家从这一方面看得至深且切，而又能躬行实践，“无终食之间违仁”，这种精神，影响于国民性者至大，即此一分家业，我可以说真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孔子日：“仁者不忧”，就是这个道理。不幸汉以后这种精神便无人继续的弘发，人生观也渐趋牙机械。
八股制兴，孔子的真面目日失。后人日称“寻孔、颜乐处”，究竟孔、颜乐处在、那里？还是莫明其妙。我们既然诵法孔子，应该好好保存这分家私，——芙妙的人生观一一才不愧是圣人之徒啊！
此外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佛，本传于印度；但是盛于中国。
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派，全在中国。欧洲人研究佛学的甚多，梵文所有的经典，差不多都燔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的特质，叫出世法与人世法并行不悖。
他所讲的宇宙精微，的确还在儒家之上。说宇宙流动不居，永无圆满，可说是与儒家相同。日：“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即孔子立人达人之意。盖宇宙最后目的，乃是求得一大人格实现之圆满相，绝非求得少数个人超拔的意思。
儒佛所略不同的，就是一偏于现世的居多；一偏于出世的居多。至于他的共同目的，都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形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自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这点，佛家弘发得更为深透，真可以说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这话，东西人士，都不能否认。此后全世界受用于此的正多，我们先人既辛苦的为我们创下这分产业，我们自当好好的承受。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安身立命之具，有了这种安身立命之具，再来就性之所近的，去研究一种学问，那么，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
诸君听了我这夜的演讲，自然明白我们中国文化，比世界各国并无逊色。
那一般沉醉西风，说中国一无所有的人，自属浅薄可笑。（《论语》日：“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这边的诸同学，从不对于国学轻下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自然，我也闻听有许多人讽刺南京学生守旧，但是只要旧的是好，守旧又何足垢病？所以我很愿此次的讲演，更能够多多增进诸君以研究国学的兴味！
1923年1月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国学研
究所讲演，后半篇由李竞芳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