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翠陶
对于青年的升学与就业两个问题，我总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常以为有志的青年大可不必进学校。现在的学校虽然名为新式教育，实质上与前清的教育初无二致，在精神上是始终一贯的。从前的教育要人读五经，要读通儒家的书本，以便代“圣人说话”，而现在则名目改变，形式改变，性质与目的却完全一样，同样的不管读的人是否受用，不管所授的知识是否合乎实用。这种学校培植出来的青年又有什么用呢？刚才杨卫玉先生说企业家已经不要学校的毕业生做助手了，那么读了书除了当统治者的帮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再看如今的教师教授们，真能给学生以理想，真能培养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能的有多少？我不是说没有好教师，只是说在现在这样的学校制度教育制度之下，即使你是有理想有天良的教师，除了讲解钦定书本之外，又能做些什么？那么，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想做帮闲客帮凶者的青年，又何必去进这种学校呢？
我这种意见也许太不得体了，《文汇报》要我来谈升学指导，我却反对进学校。可是事实明明如此，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粉饰太平说谎。我的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了一年，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实在没有意思，不想读了，他举出的几点理由都很充足，家庭会议就通过了他的要求。现在他在书店编辑部里做一点类乎“打杂”的事，他倒觉得满有兴趣，并且自以为学得了很多东西，比十年窗下学得的还多些，而且实用些。我亲自经历的事实如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陶行知先生，他主张“做、学、教”的教育。在做的时候学，在做的时候教，唯有这样的教育，对青年，对国家社会，才会有益处，否则还是在家里做做柔软操，锻炼锻炼身体的好。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也能够解决我所说的问题。有志的青年不必进正统的学校，要读有用的书，求有用的知识，就该进社会大学，这是个自由的天地。可惜陶先生死了，青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与陶先生一起奋斗的教育战士的身上了。
我心目中的升学问题就是如此。至于就业问题，那就更难说了。内战频仍，凶杀未已，工商凋零，农村破产，社会上失业者已经很多，未失业的天天战战兢兢，说不定哪一天会敲破饭碗，试问青年人又能到哪里去找职业？他听信了你所指导的原则，熟记了你的理论：他就能有饭吃吗？何况你今天站在这里指手划脚地指导人家怎样找职业，说不定明天你就要请求别人大发慈悲收容你。
所以，我想来想去总觉得无话可说，更觉得贵报在今天提出这两个问题来讨论，实在太不合时宜了。
1946年8月1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