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中读书，很感受没有学术史的痛苦，因此在我的野心中，又发了一个宏愿：要编纂《国学志》，把《著述考》列为“志”的一种。
当时定的计划，（《国学志》共分七种：
（1）仿《太平御览》例，分类钞录材料，为《学览》；（2）仿（《经世文编》例，分类钞录成篇的文字，为《学术文钞》；（3）仿《宋元学案》例，编录学者传状，节钞其主要的著述，为《学人传》；（4）仿《经义考》例，详列书籍的作者、存佚、序跋、评论，为《著述考》；（5）仿《群书治要》例，将各书中关于学术的话按书钞出，为《群书学录》；（6）仿《北溪字义》例，将学术名词详释其原义及变迁之义，为《学术名词解诂》；（7）集合各史的纪传、年表，以及各种学者年谱，为《学术年表》。
这个计划，在现在看来，依旧是很该有的工作，但已知道这是学术团体中的工作，应当有许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担当的责任了。可是，那时意气高张，哪里有这等耐性去等待不知何年的他人去做，既已见到，使即动手。
《学览》的长编，每天立一题目，钉成一册，有得即钞。《学术文钞》也雇人钞写了百余篇。（《著述考》则清代方面较有成稿，《目录书目》和《伪书疑书目》也集得了许多材料。其余诸种，至今还没有著手。
那时的笔记中，写有几段《学览》的序意，钞录于此，以见我当日治学的态度。
此书拟名《学览》。凡名览者，如《吕览》（《皇览》《御览》，皆汇集众言以为一书，非自成者也。其义则在博学明辨，故不以家派限。
章先生日：“史之于美恶，若镜之照形，不因美而显，因恶而阴。”吾辑此书，比于学术之史，故是非兼收，争论并列。
老子日：“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故有害求是，正可为求是之资，况是与非有难以递断者乎。
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籍。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
韩愈之《原道》，苏轼之《荀卿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虽绝无根据，反若极有力之学说，不可磨灭之铁案。圣哲复生，亦不敢昌言驳斥。盖事理之害，莫甚于习非胜是矣。
章先生日：“古之学者观世文质而已矣；今之学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予谓虽绝之于心，必存之于书，绝之为是非也，存之为所以是非也。故虽韩、苏之谬说，亦在写录。
有友人过我，见案头文庙典礼之书，叱嗟日：“乌用此！是与人生无关系者，而前代学者斤斤然奉之以为大宝，不可解甚也！”
予谓不然。前代学者之误，在执旧说为演绎之资，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称述圣贤而徒得其影响，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择，所以起人厌恶。
苟其不有主奴之见，长立于第三者之地位，则虽在矢溺，亦资妙观，况典礼之制为宗法所存，可考见社会心象者乎！予前称为学，始观终化，观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为内籀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择物，为外籀之法。本此以治学，虽委巷小说极鄙滥者，亦不能绝去之矣。
彼时士大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
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凡以国与家标试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为家学者未尝不日家学所以求一贯，为学而不一贯是滋其纷乱也。
然一贯者，当于事实求之，不当于一家之言求之。
今以家学相高，有化而无观，徒令后生择学莫知所从，以为师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于宁违理而不敢背师。是故，学术之不明，经籍之不理，皆家学为之也。
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为之障乎！敢告为家学者，学所以辨于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坚守其家说，则狂妄之流耳，若家说为当理，则虽舍其家派，而仍必为不可夺之公言，又何必自缚而不肯观其通也。
是书之辑，意在止无谓之争，合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
此则余之志也。
这几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还觉得大体不错。
因为我有了这一种见解，所以我常常自以为我的观物是很平恕的。
我的野心真太高了
我在那时，虽是要做这种大而无当的整理国学的工作，但我的中心思想却不在此，我只想研究哲学。我所以有这种要求，发端乃在“辛亥革命”。
那时的社会变动得太剧烈了，使我摸不着一个人生的头路。
革命的潮流既退，又长日处于袁世凯的暴虐和遗老们的复古的空气之中，数年前蕴积的快感和热望，到此只剩了悲哀的回忆，我的精神时时刺促不宁，得不到安慰，只想在哲学中求解决。但我是一个热烈的人，不会向消极方面走，而至于信佛求寂灭的。我总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加以年岁渐长，见事稍多，感到世界上事物的繁杂离奇，酷想明了它们的关系，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把所见的东西理出一个头绪来。这只有研究哲学是可以办到的。因此，我进大学本科时，就选定了哲学系。
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国学，就想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要认识宇宙和人生，就想凭了一时的勇气，去寻得最高的原理。
现在想来，我真成了“夸大狂”了。但在那时，何曾有这种觉悟，只觉得我必须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决的问题，由我的手中一起解决，方才可以解除我的馋渴。
我挟了吸吞河岳的豪气而向前奔驰，血管也几乎进裂了。曾于笔记中记道：明知夸父道渴而死，然犹有一杖邓林之力，非蜩螗鸠所知已。
又云：学海虽无涯，苟大其体如龙伯。亦一钓贯六鳌耳。
这样卤莽地奔驰了许久，我认识了宇宙的神秘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
人之所以为人，本只要发展他的内心的情感，理智不过是要求达到情感的需求时的一种帮助，并没有独立的地位。不幸人类没有求知的力量，而有求知的欲望，要勉强做不能做的事情，于是离了情感而言理智。但是这仅是一种妄想而已，仅是聊以自慰而已，实际上何曾真能探得宇宙的神秘。用尽了人类的理智，固然足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可是知道的，只有很浅近的一点，决不是全宇宙。
神学家和哲学家傲然对科学家说：“你们的眼光是囿于象内的，哪能及得到我们‘与造物者游’的洞见理极呢！”
话虽说得痛快，但试问他们的识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是全由于他们的幻想吗？幻想的与造物者游，还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以穷年累月之力，知道些懱的真事物。
研究工作仿佛堆土阜
所以，我们不做学问则已，如其要做学问，便应当从最小的地方做起。
研究的工作仿佛是堆土阜，要高度愈加增，先要使得底层的容积愈扩大。
固然堆得无论怎么高，总不会有扪星摘斗的一天，但是我们要天天去加高一点，却是做得到的。
想到这里，我的野心又平息了许多。
我知道最高的原理，是不必白费气力去探求的了，只有一粒一粒地播种，一篑一篑地畚土，把自己看作一个农夫或土工而勤慎将事，才是我的本分的事业。
我有了这一个觉悟，知道过去的哲学的基础是建设于玄想的，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成以此为论定。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也无从预测它的结果。
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
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
例如，他们既说性善情恶，又说性未发情已发，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善只在未发，等到发出来时，就成了恶了，天下哪里有见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们既说喜怒哀乐之情，要在已发后求其中，但是又说动而未形日几，几是适善适恶的分点，已形则有善恶，有善恶就有过不及不是中，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所谓中者，又只能在未发中去求了，天下又哪里有得其中的喜怒哀乐之情呢！
称他们的心，求至于圣人的一境，必有性而无情，有未发而无已发，养其几而不见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云观”桥洞中趺坐的老道士，未见其可。但若竟如槁木死灰，他们便又可以用了“虚冥流入仙释”的话相诋了。
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惝1兄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这真是骗人的伎俩了！
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竟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
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
即在这个时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陈独秀先生办的《新青年杂志》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也渐渐地得到国民的注意。又有黄远庸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病根，非常痛切。
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一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
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心想前人的话或者没有我所见的简单，或者我的观察也确有误谬。即如以前考“存古学校”时，给试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我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给我发见罢了。
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
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学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
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
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
“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
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也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迳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
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
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
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