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文化名人谈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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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读书十四法(1)

王云五

在讨论读书的方法以前,我们可不要忘却所读的书因其性质的不同,也有分别采取不同方法之必要。通常把所读的书分为精读、略读两种b我以为这还不能概括人们所读书籍的全范围。依我的见解,似可分为四种:(一)闲读;(二)精读;(三)略读或速读;(四)摘读。

兹各别说明如下:

(一)闲读

闲读是指为消遣而读书。英国文豪兰姆(charies Lamb)曾说过:“人生的笑,是与灯火同时起的。”其意是说无所用心的闲谈,是以晚上为最适宜的时间;然而藉灯火助兴的闲谈,必须有可与闲谈之人,而此种人或未必随时可以获得;于是灯下把卷闲读,倒可随心所欲,远较闲谈为便利。

这样的闲读,在我国可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所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为注脚。这样读书,完全出于消遣,自无讲求读书方法的必要。

另一种闲读,则如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公余辄阅读侦探小说。据他说,由此种小说之巧妙的作者,故布疑局,使读者在一页一页的读下去时,对于谁是真正的罪犯,不免因好奇而作种种的臆测,致把日常萦怀的政务暂置脑后,而获得短时间的休息。

(二)精读

这是指要精细阅读的书而言,宋朱熹说:“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不可贪多务广,涉猎卤莽,看过了便谓已通。小有疑问,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记,以时省阅,俟归日逐一会理。切不可含糊护短,耻于咨问,而终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此语可为这一类书写照。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也曾说:“有些书可以囫囵吞下,有些书却要细嚼慢吞。”这里所谓细嚼慢吞者,也就是这一类书。

(二)速实

这便是培根所称“可以囫囵吞下的书”。精读的长处固可使读者彻底领会书的内容与含义,而其短处则使人不能多读,而有陷于寡陋之虞。因此,善于读书之人,应按书籍之性质与其对所研究题目关系之轻重,而分别为精读与速读。属于速读的范围者,只要得一书之大意;故如有可能,尽管用一目十行之方法而读之。其有精读之必要者,当然不宜速读,致陷于“欲速则不达”之弊。

因此,何者宜速读,何者宜精读,其区别不仅在性质方面,而且同一书亦可因不同之读者与其各别之目的而异。

(四)摘读

此指不仅无需精读,甚至无需迅速读全部的书而言。此类书尽可摘读其中之若干部分。要行摘读的方法,大抵该书的导言或序文足以觇全书的梗概者不可不读,其次便是阅看目录或细目,以决定某章某节当读,最后并参看索引,检得某节或某段当读。

上述四种书籍确定后,除闲读一种无需研讨读书方法外,其他五种皆有赖于读书方法之善用。现在我把读书方法归纳为十四项:(一)立志;(二)奠基;(三)选题;(四)循序;(五)明体;(六)提纲;(七)析疑;(八)比较;(九)专志;(十)旁参;(十一)耐苦;(十二)持恒;(十三)钩元;(十四)备忘;并逐项说明如下:

(一)立志

任何事必须立志,始能有成,读书岂能例外?曾国藩曾论读书之当立志,其言日:“苟能发愤读书,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均无不可读书。苟不能发愤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这只是说立志的效用,但立志读书的动机如何而起,曾氏还没有举述。然而旧日的读书人,上焉者不是以圣贤自期,便是以天下为己任;下焉者辄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为鹄的,而借以激励自己。像这样高的太高,低的太低,都不是一般读书人能够或应该作为立志读书之动机的。我以为读书之动机应以充实人生为主。盖书籍为学问的宝藏,先民努力的成果与时贤研究的结晶,均藉此而保存,而流布。读书便是利用此种宝藏,并由此而促进读者自己思考与努力之成就,凡此对于人生皆有充实之效用。我们试一回溯,古人之生活确较吾人今日所享用者远为简陋,其偶有发明或发见足以改进生活者,大都作始也简,如果没有书籍为之流传于后世,使后人就其已获得的成就,陆续有更进步的发明与发见,则任何发明与发见皆将及身而消灭,既未能流传光大,更无法行远推进。因此,读书者如立志藉此以充实人生,则小之对己身,大之对社会与国家世界,皆无不适用。以视上述立志太高则蹈于空虚,太低则沦于卑下者,当更能切合实际也。

(二)奠基

建筑须奠基础,读书何莫不然?读书的基础,第一项是语文;第二项是各该科书籍的基本学科。语文是读书之必要工具,其中包括识字、辨名与文法三事。关于识字,则我国《康熙字典》所载之单字多至四万余,而宋代的《集韵》更多至五万余,其中绝大多数不常用;而常用之单字,在中等以下之读物中不过四千余,在大学程度的普通读物中不过七千余。现在排印书籍的全副铅字,所含单字不过八千余。至于读国学的古籍,则间有一些为普通刊物不常用之字,充其量亦不过千余。好在我国文字,以形声字居大多数,许多这类的字,在速读的书籍,都不妨由此而推知其大意,惟精读之书却是一字都不应苟且,而有详加考究之必要,故要读应精读的古书时,多识字也是一个重要基础,遇有不识之字,字典之利用是不可少的。因此,阅读便不免迟缓。关于辨名者,则宫室、服制、草木、鱼虫等,古今异名,对于读古书者,如采精读,均有考辨之必要。《尔雅》一书之所以列入十三经,亦即以读经须能辨名之故。关于文法者,则古今文法亦有不同,精读古书者尤有研究古文法之必要。(《困学纪闻》称:“东坡得文法于《檀弓》,后山得文法于《伯夷传》。”盖谓从若干篇古文中精究其文法文体与结构,即由此而可推及其他也。此外还有修习外国文而阅读其书报者,由于中外句法之不同,欲能了解其意义者,必须注重文法与析句,否则对于长至数十字以上之句,仅就字面译解,难免要生错误;且法律条文等一句之长往往有达数百字者,更易误会。近人往往过分重视直接教学法,而以为文法不足重者;不知直接法纵有助于会话,然西人以其本国语言会话,其直接殆无以复加矣,但如不习文法与析句,仍不免误解长句。况我国人岂可因直接法便利会话,遂谓可以轻视文法乎?

关于读书准备之基本学科,则随所读书之门类而异。举例言之,则研究心理学,须有生理学、神经学与统计学为基础;研究社会学,须有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为基础;研究政治学,须有历史、地理、经济学、社会学为基础;研究法律学,须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为基础;研究统计学,须有高等数学为基础;研究生物学,须有化学、物理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历史,须有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为基础;研究医学,须有生理学、心理学、化学为基础。如果基础没有奠立,而遽然进读各主科的书籍,自不免有事倍功半之虞。

(三)选题

选题包括选择问题与书籍两项。读书要能提高兴趣,莫如集中一个问题以从事研究。有人说,这是专家的事,或非中等以下程度之人所能为。我以为问题有深浅难易之别,专家有专门的问题,中等以下的程度者亦有浅易的问题,甚至同一问题往往亦可有深浅不同的解答。一个人如能在一个时期内集中研究一个向题,以谋解答,则除藉观察实验或访问以外,定必从书报杂志上搜集种种有关资料;这样一来,他的阅读书籍总是有所为而为之,除与闲读者无关外,对于精读、速读与摘读三种书籍势必遍尝。大抵先从书目上检寻相关的书志,检得认为当读之书志后,往往先从事摘读;如发见全书值得速读,则利用速读;如认为有精读之必要,便实行精读。阅读时,如发见有可供解答所研究问题的资料,定必欢喜万分;若证明无可取材,则将如饥思食、渴思饮,另行穷搜其他的资料。这样的习惯,经过几次的培养,渐渐成为自然,则毕生对于读书选材自必饶有兴趣。至已具有确定之目标,然后选择当读之书,则除利用分类法与图书提要外,最好能于各该科的学术流别与各该书的作者立场知其梗概。此事当于读书方法之第五项明体下论述之,兹不赘。

(四)循序

宋朱熹说:“杂然进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见其肥羹大截,饼饵脍脯,杂然于前,遂欲左拿右攫,尽纳于口,快嚼而亟吞之,岂不撑肠拄腹,而果然一饱哉!然未尝一知其味,则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

此指读书不循序而求速之弊。此与论语所谓“欲速则不达”,孟子所谓“其进锐者其退速”同一道理。今世界任何事皆重计划,有计划则可循序进行,有条不紊,表面似缓进,实际则系稳进。读书亦如是也。元程端礼有读书分年日程,本朱子读书法而推广之,并订定每年月日读书程限。虽今昔读书性质范围不同,而其意固足师也。

(五)明体

读一书须先明其大体。书的大体包括:(一)学术流别,(二)作者立场(三)时代背景。所谓学术流别,例如读中国的经书,首须知道其有今文与古文两派,故读十三经注疏所收之《尚书正义》,因系古文传本,不少学者谓为伪本。明乎此,便须兼读汉伏胜所传之今文《尚书大传》,以资比较。所谓作者立场,则如经济学书籍有特予区别之必要,例如亚当·斯密之《国富论》,其中理论乃自资本主义之立场发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则以社会主义者之立场而论列。所谓时代背景,例如美人凯雷之地租学说甚著名,但凯氏生息之时代,美国人少地多,其学说固甚合当时事实。但时至今日,地少人多,则其理论已失去时代性了。关于经济问题,学者主张不一,甚难有一致的结论,故读经济学之著作,不宜盲从一家的结论,而须旁征博采,互为比较,庶可获一公允之结论。此与数学之具有一定的公理者迥不相同,此又与明体有关者也。

(六)提纲

提纲是指利用书籍之提要而言。我国自从宋代陈振孙编著“直斋书录解题》以来,迄今关于书籍提要之作不下百数十种。其规模大者莫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四库》著录之书三千四百七十部,连同“存目”各书六千八百一十九部,一一撰著提要,读此一书,可知清代乾隆以前一万种以上图书的概要。

外国这一类的书籍提要也很多。英文中像凯勒氏(Keller)的《读者书籍提要》等最常用。近来许多种文摘期刊,除为各杂志的论文作节本外,每期辄附有书籍的长篇提要。大抵十万字以上的书本节为万字以内,使读者得此可以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的时间,对一种当代名著获得整个的鸟瞰。对于忙里偷闲读书之人最为便利。

与图书提要有同等或较大的效用者,为图书的序跋。我国有命名为《读书引》之一部书,即收集数百种要籍的序跋,以为读书的引导者。此书可谓名实相符。盖图书序跋往往荟萃全书菁华于一文,且多出自名手,其文章议论亦可诵而可贵,其引导读者以进读原书的效用,实较图书提要有过之。我在三十年前购得一部抄本,内容约莫三干部图书的序跋,计共三千九百余篇,可谓集序跋的大成,其规模七八倍于《读书引》,现在业以《四部要籍序跋大全》的名称印刷为二十册而问世。对于研读古籍的引导,当有相同的效用。而且序跋文字之可贵,不仅在我国为然,即在欧美亦无不重视。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伊理爱.查尔博士于其主编之“哈佛古典丛书”五十巨册中,以序跋名作占其一册。惟欧美序文多属自序;而我国序跋,则他人所作与撰人自序同属常见。伊理爱博士称述自序之可贵,谓:“作者于其长期工作告成时,无异步下讲坛,置身于听众之间,为面对面之恳切谈话,揭示其所怀希望与恐惧,为己身所经历之困难博取同情,并为预期可遭遇之批评提供辩护。在冗长篇幅之全书中,作者的人格间为其郑重的态度掩蔽者,骤然于自序中露其真面目。即此一端,纵无其他理由,自序文已值得在此‘古典丛书’中占一重要地位。”此特就自序的效用而言,至若他人的序跋,则往往合书评与议论而一之,殆别具一种重要性矣。

博取同情,并为预期可遭遇之批评提供辩护。在冗长篇幅之全书中,作者的人格间为其郑重的态度掩蔽者,骤然于自序中露其真面目。即此一端,纵无其他理由,自序文已值得在此‘古典丛书’中占一重要地位。”此特就自序的效用而言,至若他人的序跋,则往往合书评与议论而一之,殆别具一种重要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