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拙著《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中有一个附带声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我说：“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云云。但11月30日和12月7日、14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12月号所发表的评论，仍属于“破”的性质，不过写的人换了一批新的，素年没有见过面的人，原来的一批“老手”不出面了。这倒是一件好事。人越多，意见越多，使我领教的机会更多，不难最后只要以一篇文章来答谢几百位先生的好意。这予我以极大的方便，几百位先生愿以困难留给自己，以方便让给了我，这真是有高政治觉悟的人才做得到。不过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都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1月30日《光明日报》登了庄次彭先生的一篇文章，说过去批判我的人已经把我驳得“体无完肤”，既然是“体无完肤”，目的经达到，现在何必再驳呢？但在我看来，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最近在11月39日和12月7日、14日的《光明日报》上和《新建设》12月号上所发表的五篇文章更帮助我把我的几个理论弄得益加完整和坚固。我要对这五篇文章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过了新年我就要出京视察三四个月后才回京。回京后再加以一番分析和研究，拟以一篇文章来答谢诸位先生的盛意，可惜以后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的好文章，我是看不见了。去年我花了五个月的工夫视察九个省份，南自海南岛北至长春，买不到一份《光明日报》。直到了广卅f，请我的秘书，托广东交际处向广东科学院借用，自8月1日到9月底两个月的《光明日报》，因为我的文章是分四次登出的，所以我要借8、9两月的《光明日报》看看有没有人批评我的文章。结果大失所望，借来的报残缺不全，只得请《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把我的这篇文章在1959年第1期中转载一下，以资保存而便参考。因此在我视察的期间，既然看不到《光明日报》上所载的文章，恕不答复。迨回京后再行答谢。但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请求，过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现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总希望诸位先生多费些时间，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写出黄趺此档贸隹？正因为我不要独树，所以请你们来共树；正因为我不要一家独鸣，所以请你们来大家共鸣。你们不来共鸣，也是一种示异鸣高。有些人更变本加厉地说我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这真是千古奇谈了。比如11月30日《光明日报》所载的庄次彭先生的文章末段所说，马寅初要独树一帜，以与马克思对抗，他把重点放在“我的”两字，我用“我的”两字完全是一个责任问题，我立的学说当然是我的，我负责任，你立的学说，当然是你的，你负责任。你立得好，我不来平分秋色，你立得不好，我亦不来代你负责。如果不说“我的”“你的”，请问谁来代我们负责啊？党和政府决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时候，决不会怀疑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有与马克思对抗的企图。
江苏《群众》杂志第16期社论反对对敢想敢说的人泼冷水。在这里我要很“坦白”地对诸位先生说一说：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多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分。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最受欢迎的。这虽然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因此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很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话不多谈了，我相信党，我也拥护党，所以我从党报和党刊上引文两段作为对诸位先生的一种贡献。
1958年8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它说：“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批判的过程中，应当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不同的意见，都能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不同的意见多一些，争辩的时间长一些，是好事，这便于把真理弄得更鲜明。辩论中要充分摆事实，讲道理，一时还找不到充分事实和理由来驳倒对方的，就应该进一步去分析研究。如果不能说服，而企图压服，那只是学术上无能的表现。‘压服’在思想领域中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学术思想问题和一般思想问题又有不尽相同之处。
它需要以丰富的事实为依据。某些学术问题，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分，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就不能下结论”云云。
1959年第10期《红旗》有施东向先生以《为了追求真理》为题的一篇文章，它给盲目批判的人一个很好的指导。施先生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需依靠的指南针……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可达到正确的结论。
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能有真正的成就。”
“对于学术问题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辩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试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说的人，也是有一定功劳的……参加学术讨论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
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多数人赞同而动摇。……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二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讨论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没有主张”云云。
我很高兴地告诉施东向先生：自《新建设》11月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这部分地表明了今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实情况，我只得唱“独脚戏”。我只得单身匹马出来应战。
在我的文章中没有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和“低等人”，我只说把中国人口的质量提高，包括所有阶层在内，工农和知识分子都在内。不错，国内报上常用“高级知识分子”字样，但这并不是我开始用的，而且这几个字并不代表一个阶级。现代“高级知识分子”都入了工会，大家都是工会会员，只有职务上的区别，没有阶级上的区别。有的人如宗正把中国人口分为“高等人”“劣等人”，根本不反映今日的现实。至于英国的罗苏和赫胥黎，美国的柯克和爱伦.台耳怎么想、怎么说，那是英国美国的事，我们知道得太少；即有所知，亦不过书本上的知识，死记几句教条主义，亦不能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无论英美学者怎样说，无关于我们的事。他们尽管说：资本家是“优秀遗传的人”，是“坚强有力的人”，属于“高等人”，劳动人民是“心理不健全”的劣等人，应实行节育，他们尽管把人类分成“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并宣传、自种人是“优等民族”应该担负领导世界的任务，主张“劣等民族”应该限制繁殖，“改良人种”，这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与我何干？我所主张的，中国人日，包各阶层在内都要节制生育，都要提高知识水平。文盲固然要教他们读书，高级知识分子亦要努力研究，提高自己，于必要时要向苏联或其他兄弟国家学习，分阶级的说法对我是不能套用的。中国现在正在形成没有阶级的社会，地主与资本家已经不存在，抄写几句外国书本的教条主义是纸上谈兵，工人和农民听起来亦不会感兴趣。如果在工人和农民没有解放之前，在反动党统治时代，在反动党统治的南京或重庆，这些人能勇气百倍，不顾死活，把这些话讲出来写出来，那倒是富有意义的，工人和农民听了，不但会感兴趣，亦且会感激无限。
或在共产党境遇很困难的时期，能够说出这些话来，那倒是能起作用的。现在工人和农民已经变为国家的主人翁了，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中国已站起来了，不再是半殖民地了，而共产党也掌握政权，你还来说这些话，既不及时，亦不切实际；不但不切实际，亦是无的放矢。这些人从外国书本上的教条主义中得出“马演初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结论，这个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讲一的是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问题，不是世界人口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已经消灭，我要为它服务亦无从服起。反过来，法国的学者们和政府如这些人一模一样，正在竭力鼓吹人口增殖，难道法国的学者们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吗？这些人既然要硬说我的控制人口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我何尝不可硬说他们的人口增殖论是为法国人服务呢？因此从书本知识来推论，是非常危险的，不免把一把火烧到自己的身上来。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外国的书本子上，乃在于中国人民的心理上，广大群众对人口问题到底怎么想，每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不是还要“儿孙满堂，五世其昌”呢！是不是还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呢？抑情愿少生几个来提高自己和子女的文化和物质生活呢！因此我们要做一番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不能徒凭感想来发言。
有的人还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来作为我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证据。
挖老根，那是挖不胜挖的，这笔帐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费心。不错，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所以对1939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负责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阶级一样。
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挑拨离间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总而言之，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人口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论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毛泽东主席说过：“真正的理论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的理论”，因此我重申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