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哈佛精英教育全书:怎样培养未来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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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追求杰出的人都需要培养卓越的领导力(2)

领袖人物会适当减化你的个人思想。有时他会使用强制的方式,有时使用说服的方式,有时则使用惩罚或奖赏的手段,但最好的合作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这种减化的。领袖人物创造一种氛围,让你自己觉得放弃某些不合理的想法是应该的。假如你个性过于突出,或者你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观念无法抛弃,那就不可能完成这种思想统一。

当你成功地促进了人们进行合作时,你就具备了作为领导者的基本才能。

不管你是多么优秀的组织者与管理者,通过个人魅力,你可以暂时把一个团体的看法统一起来,使他们以统一的看法行事,但是一旦你离开这个团体,就有可能出现团体分崩离析的局面。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种基于个人魅力的领导才能的缺乏,才使得“英雄”人物的出现成为可能。同样一批人,仅仅是因为领导者没有了,就变得面目全非,这肯定不是一个健康的局面,但它也反过来说明了领袖才能的重要。

学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决策

黑格尔哲学包罗万象,气魄宏大,思想丰富深刻。哈佛大学几乎所有专业的学生都会阅读很多黑格尔的作品;在课堂上,教授们也会指导学生讨论黑格尔的一些观点。

黑格尔在讲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及真理是具体的时候,曾举过一个很著名的例子,他说,离开了具体的时间地点,对最简单的问题都难以作出判断,如下雨是好是坏。如果城市A长期干旱,土地龟裂了,庄稼枯黄了,树木萎缩了,市民的饮水也出现短缺,此时此景,下雨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谓“及时雨”、“老天开恩”;但如果城市A已经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冲毁了房屋,冲毁了道路桥梁,甚至吞噬了无数的生命,此时此景,再降一阵暴雨,就无异于落井下石,雪上加霜。此时下雨可谓是最坏的事情了。因此,黑格尔认为,在对事情进行评价时,必须考虑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换句话说,必须在具体的时间空间框架下考虑问题。

哈佛大学的教授告诫学子们,我们作为普通的认识者,也应遵守这一规则。尤其是在步入社会,成为领导者或管理者之后,更应遵守这一规则。管理者的活动不是针对个人,即不仅仅是他个人对某一事情的判断、评价,而是代表、影响、控制着一大批人。如果一名普通人对已经洪水泛滥的城市A突降暴雨连声称好,那么,他的活动对事件的好转无补,但也不会加剧事情的恶化,至多引起人们对他的思维方式、价值判断有所怀疑,影响到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价值。但如果换成一位市长,那么,他的这一判断就会影响他的领导活动之决策,影响到对排洪救灾的态度和行动。

因此,任何一位领导者,其领导方式、行为必须建立在时间空间的框架内,不能抛弃时间限制而只强调空间并列,也不能抛弃空间限定而只强调时间延续。时间是延续的,它的一维性即永远向前、不可追溯是不可更改的,但是时间流经不同的地方,流至不同的空间,其具体情景是不同的。比如,同是公元某某年,美国的情况不同于英国,英国的情况也不同于德国;空间是并存的,它的三维性即长、宽、高三度空间是确信无疑的,但是空间内的事物并不是杂乱地堆积,而是有联系的。联系通过转化而发生,转化是在时间范围内进行的,就是说,空间通过时间而联接和比较。比如没有了时间,就没有今年和去年之分,没有现在和过去之别。一切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这里讨论时空经纬就失去了意义。时间是绵延的,空间是广褒的,但二者又都是具体的。

依据时间空间的具体特征,领导者必须为他的每一次领导活动、每一领导方式找到具体的时间空间座标,找到时间空间的交叉点。唯有这样,才能保证领导行为、方式的具体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保证它的成功。

依据时间空间的绵延性和广褒性,可推知时间空间的超前性,领导者必须在确保每一项眼前的领导活动的成功、有效的前提下,跟上时代步伐,并站在时代最前沿,为集团、国家的发展找到未来的具体的时间空间交叉点。唯有这样,才能保证领导行为和方式不跟在时代后面亦步亦趋,保证它不是时代的模仿者,而是积极的利用者、创造者,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事物都是在时间空间内发生、发展的,因而它们必然具备时间空间的特性:历史性。作为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时必须考虑事物的历史性。

否则,领导活动就会失败,就会产生坏的结果,出现负面影响。同一领导行为和方式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况下会产生截然相反的价值: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从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一套在一定时期一定地方行之有效的领导行为和方式,在另一时期和地方就会失效,由正面价值变为负面价值;第二,不能因为一套领导行为和方式在现今具有负面价值,就否认它曾经具有的正面价值。

任何一位领导在决定其领导行为和方式时,一定要考虑到时间空间的历史性特点,考虑到因时间空间的阻隔,曾经有价值的东西一旦超出它的时间空间界限,就会失去价值。就是说,领导者必须学会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事领导活动。

重视运用博弈方法解决管理问题

哈佛大学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博弈论的相关课程,哈佛版的博弈论教材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很广,近年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博弈思想最早产生于古代的军事活动和游戏活动。在体育游戏中,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即甲乙双方各出3个人进行摔跤比赛。甲乙双方的领头人不是让自己的队员随意地同对方某一队员较量,而是先了解清楚对方三名成员的实力,并同己方成员的实力作客观对比,然后作出决定:谁打头阵,谁在中间,谁压轴,以自己的弱者去对付对方的最强者,以自己的最强者对付对方的次强者,以自己的次强者对付对方的最弱者,保证二比一,稳赢对方。

博弈方法又称“决策论”,是研究策略博弈的数学理论。它以组合论、概率论和统计学等数学方法分析竞争(包括比赛、抗争),使动态系统在复杂的情况下,选择最佳行为方式。由于竞争双方都在进行策略博弈,所以这种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自己的抉择和机会,也依赖于参加竞争的所有的人的行为。合理地进行这些相互依存的战略策划,就是博弈方法的主题。

科学的博弈理论是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为了战争的需要,许多数学家都研究博弈现象,推动了博弈方法的普遍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博弈论更加受到重视,也更加科学化。博弈论沿着纯数学理论和实际中的研究方向迅速发展,在人类对自然进行的对策和人对人之间的对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同控制论密切结合起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某些动态系统之间存在的冲突情况。有时,它也被作为控制论的一个分支。

博弈中,双方各自希望获胜,都在进行数学推算和心理揣摩。有时,推测正确,赢得胜利;有时推测错误,就失去成功。所以,博弈不是单方面的想法和行动,而是对立双方之间的互动,是双方各自做出科学、巧妙策略或对策的数学推演。

博弈方法是思维方法中比较复杂、难以把握的方法。它具有理论中的多样性和行动上的一次性特点。就是说,在作出决策之前,思维主体要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事物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把它们加以分析、对比,选择出一种最佳方案,付诸实施。一旦实施,不论对错都无法挽回,只有一拼了。

博弈方法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心理分析。参加博弈的双方其观念中的多元选择绝对保密,各自最后方案的决定又要依赖于对对手的分析、估测,因此,估计对手的实力固然很重要(实际上,双方的实力是大家共知的),但根据双方以往交手的情况,揣摩对方现在的心理更为重要,这是一场心理的较量。

博弈方法与其他思维方法不同之处还在于,它借助于概率论、统计学、组合论等数学理论,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性,也具有较大的难度。在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些数学大公式的推演,是数学模型的应用。

博弈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海底勘探、石油开采、军事对抗、气象预测、领导决策等。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哈佛学子认识到了掌握博弈方法的重要性:这是复杂情况下领导行为清晰明了、并获取成功的重要方法之一。

博弈方法是一套较为复杂的方法,是经过多种选择后作出决定的方法。它的选择过程大致分三步进行:

第一,诊断问题所在,确定目标。诊断问题所在,这是任何科学思维方法实际操作的前提。正如一位医生给病人看病,必先诊断一番,确定病因,才能对症下药。不知问题所在,不知行动的目标为何物,一切思考和行动都将是盲目的。目标明确,行动才有成效。

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军需部门用船只把大量作战物资运往欧洲前线,可途中经常遭到德国飞机与潜艇的袭击,损失很大。后来,美国为此建立了一个防空防潜的防卫网。建网之后,有人认为这个网失败了,因统计数学表明建网后并没有比建网前多击毁德国飞机和潜艇,他们把建网的目标看作击毁德国飞机与潜艇;然而,有人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防卫网的目标是为了使运往前线的物资免遭德国袭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因此,除了用做防卫的军事设施之外,他们采用了一些运筹学的方法,较成功地躲开了德国飞机与潜艇,使运往前线的物资基本上安全抵达,后来的统计数字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例子说明,只有明确了建网目标,才能正确地发挥防卫网的作用;否则,把防卫网的作用看作是为了多击毁德国的几架飞机或几艘潜艇,必然导致前线物资的中断。

目标不明确,或行动中途为了一些小事情而忽略了目标,情况就会变得非常糟糕。例如,温德尔·威尔基曾于1940年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垒,参加总统角逐。威尔基极富感召人,机智、勇敢,竞选能力强,对手罗斯福又有一个不利因素——美国有总统不能连当三任的传统。然而,威尔基白天乘着火车在一个个小站向数干群众发表动人的讲话,每次都有几百人听得心悦诚服,过来同他握手。到一天结束时,他已疲惫不堪,声音全哑了。当他在竞选临近结束时上电台向千百万人发表讲话时,只能嗓子嘎嘎地断断续续吐出一些字句。这就是说,威尔基高兴之时忘记了自己的目标是竞选总统,是向全美人民发表讲话,而不仅仅是向有限的人民讲话,不仅仅是取得有限人的支持和高兴,所以,他失败了。因此,目标必须明确,并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偏离目标,一切行为都为目标服务。

第二,探索和拟定各种可能的备选方案。目标明确之后,就要围绕目标寻找各种可能的方案,并尽可能安全。因为每一种可能的方案都有可能成为最后的决策。众多的备选方案是针对实际行为中可能出现的情况而制定的,在进行对比分析、组合、概率分析以及心理分析之后,方可选中某一方案作为最后方案。

在对待复杂事物时,要想使可能方案完备不太可能,使最后方案达到最理想状态也是不太可能。就像一个人,按医学的要求,他身上的各类元素达到一定的量才是最理想、最健康,这种人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于温室中。因为,一旦现实的人身上的各类要素均达到医学中最理想要求,他就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是各类要素的堆积。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和努力可以防止下列两种倾向:①避免以偏概全、以次充好。我们虽然达不到理想状态,但向理想状态的努力,可以得到令我们最为满意的结果;②只给一种方案,不进行选择,即认为事物的实行方案只有一种,没有其他。只有一种方案就可免出决策选择的痛苦,但是国外有一条管理人员都非常熟悉的格言:如果看来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么,这条路很可能是不通的。

在博弈中,任何一次的成败得失都关系到参加博弈的双方,双方的任何一个小的变动都可能引起结局的变更,因而,让一方没有选择,无异于让己方去牺牲、去失败,去成全对方。

第三,从各种备选方案中选出最合适的方案,这一点与第二条相联系。拟定出尽可能周全的方案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为了从中选出最为合适的方案。从另一个角度讲,各种备选方案并非都是可实行的方案,哪一个预选方案可以实行就依赖于对预选方案进行价值分析、效益分析、可行性分析、风险度(可靠性和可信度)分析等。只有通过这样的分析,方可判断出诸方案的优劣好坏来。当然,判断的标准不一样,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选择方案的具体方法有若干个,其中,有一类叫做“经验判断法”,它通过对各种预选方案进行直观比较,按一定的价值标准从优到劣进行排队,对全部方案筛选一遍,把达不到标准的方案淘汰掉,逐渐缩小选择的范围,最后确定出最合适的方案。这类方法需要充分运用类比、归纳等传统逻辑方法,在情况较为复杂时,往往还需要用系统思维的方法,从全局和整体着眼来决定方案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