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她唯一能想到的原因是舞者腿骨压力过大。无意中她将这些事情告诉了导师。导师向她提出一条将改变她生活的建议——他问她：“为什么不把你在跳芭蕾舞时遇到的问题放进课程里研究呢？”
然后，他提议她应该去申请一笔研究项目经费用以支付某些研究费用。随后，他还给她推荐了一位教授，帮助她研究关于压力对舞者腿骨影响的问题。
她按照导师的话去做，先找到一位正在研究矫形压力对骨骼生长影响的生物系教授，再向他解释自己在课外芭蕾舞活动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导师的建议和自己的想法，接着，她还跟教授谈了谈第一学年选的那两门生物课程。
这位生物教授同意指导她，又说他自己目前正在进行猪骨骼的研究，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了解损伤对猪腿骨的影响。
大二时，她的腿伤渐渐恢复，又能开始跳芭蕾舞了。可此时，她的志向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一她决定主修生物学专业，并且以火鸡作为她的研究对象。
她设计了一个研究项目，来观察锻炼对5只火鸡骨骼生长的影响，那是5只活生生的真火鸡。研究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大三开学不久，第一位指导教授就将她介绍给另一位教授，后者当时正在实施一项研究项目，就是将矫形手术与骨骼生长联系起来。后来，她就利用晚上以及周末的时间来观察火鸡骨骼发生的微结构变化。
当她决定撰写一篇学位论文时，前两位指导教授又把她推荐给第三位教授——他是一名外科医生。于是，她在医学院从火鸡人手，开始真正操作脊椎动物的手术，作为论文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些研究项目中的所有经历，使她最终决心做一名矫形外科医师。她已经向几所医学院提出了申请。
这位女学生说：“我对芭蕾舞的热爱使我的学术研究有了中心，有了目标。而这些研究对我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我也熟识了三位教授。我心里当然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想上医学院和为什么研究某种手术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不论最后上哪所医学院，我的充分准备都毫无疑问。
也许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一决定建立在大量信息以及本科期间真实体验的基础之上。大多数人不会为猪骨骼和火鸡腿兴奋，但对我而言，那是一段无可比拟的经历。”
一位教授指出，不论是哈佛，还是其他大学，学生们对校园里兴盛的艺术活动充满热情。在他们眼里，艺术活动提供了将课内学业与课外兴趣结合起来的机会，它既是快乐的源泉，也是知识的来源。学生们认为大学校园里的艺术活动有其独特之处，原因何在呢？
首先，学生们在这些活动中感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因为课堂正规学习与课外活动的简单结合而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它们把学生从紧张的学习中解放出来，数以百计的学生们声称，唱歌、跳舞或者演奏乐器这些事情虽说简单，却令人心情愉悦，那种感觉完全不同于写一份研究报告。
其次，艺术活动帮助学生们把课内学习与课外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接受访谈的学生大多数提到正规课业与艺术兴趣的联系。对安东·契诃夫或阿瑟·米勒的戏剧进行编导、表演，甚至只是提供技术支持，都会帮助他们更透彻地理解课程中的相关内容。在这些经历的引导下，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作品本身，以及历史、心理学、物质环境、还有特定背景下的文学作品，而所有这些如果仅仅依靠在课堂上读一个剧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理解了音乐作品的创作背景，掌握了一位作曲家的时代背景及文化背景，将有助于丰富和开阔他们在学术课程上的眼界。对某些学生来说，这种联系是偶然发生的。
第三个原因在于，艺术活动为学生们提供了与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交往并互相学习的理想机会。当所有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时候，最有效的互动和学习往往就产生了。在大学，众人共同参与一项学术研究活动的情况通常很多。与前者相此，艺术活动创造出的机会更加特别，它将学术专业、兴趣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的同学聚集在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要么是一台精彩的戏剧演出，要么是一场美妙的音乐会或芭蕾舞。学生们表示，与众多的同学在这样的艺术活动中一起工作、合作，可以从那些才华横溢的同伴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受益匪浅。简而言之，参与的艺术活动越多，对整个大学生活的满意程度就越高。
很多学生认为通过参加艺术团体的活动，特别是表演活动，也认识了自己，包括个人的长处、弱点和兴趣。一个用功读书的学生，会了解物理、历史、经济、文学方面的很多知识，但他未必能了解自己。然而，了解自我又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活动将为了解自我提供独一无二的重要机会。因此，在大学里，将个人的艺术兴趣和紧张的课业结合起来，非常必要。
要能广泛而深入地掌握与自身发展有关的各种知识唐纳德·托马斯·里甘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凭自身的才学获得了一笔奖学金，有机会进入贵族学府哈佛大学深造。1940年，他在哈佛大学毕业，得到文学士学位。虽然他在这所大学的主修科是英语，但由于他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是同学，因而对家财亿万的肯尼迪家族无限羡慕，遂产生了边读书、边生财的念头。他通过组织学生旅行团的办法，在1940年哈佛大学毕业之前，净赚了5干多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哈佛大学毕业之前，里甘就已经有了离开校门之后经商的打算，他知道，要想在商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必要的条件之一是具备法律知识。因此，他在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又进入哈佛法学院进修，但仅读了两个月，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前退学，投入美国海军陆战队。
1942年，他被美国军部遣派到太平洋战区。在关岛和冲绳岛率领军队作战后，被调回美国，担任北卡罗来纳州拉朱尼军营后备军官学校的主持人，随后被提升为中校，然后在1946年退伍。
里甘于1946年复员回家时，已是两个儿女的父亲了。为了养家，他没有回哈佛法学院去攻读法律，而是在同年进入华尔街一家投资公司一一著名的梅里尔·林奇公司工作。
他把职业与爱好融合在一起，在梅里尔·林奇公司的职位步步高升。
本人的努力，加上和这家公司创办人之一查尔斯·梅里尔的友情，他在这家公司里青云直上，在短短8年时间里，从一名受雇的股票经纪人，摇身成为这家公司的股东，1968年，他登上了这家公司的总裁宝座。
从1971~1981年，他在里根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后来，他又升迁至白宫办公厅主任。
难怪人们都认为哈佛大学是一个能让所有“金子”发出光的地方，在那里毕业的学生仿佛有着一种神奇的能力和力量。作为一名哈佛人，里甘用自己的辉煌，证明了哈佛熠熠生辉、永恒不泯的信条：“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更好地为祖国和同胞服务走出去。”
哈佛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用知识和智慧创造的大量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为人类所共享。然而，哈佛的辉煌成功，绝非来自传统与岁月的荣光，而是来自哈佛人一代代的努力与拼搏，里甘秉承哈佛励精图治、追求真理的精神，怀抱自己居安思危、执着自信的人生信条，驰骋于他的财经仕途中，为哈佛学子树立了较好的榜样。
里甘非常欣赏这样一句名言：“想做一个称职的企业家，必须养成终身好学的习惯，不断进取，永不知足。只有不断改进思维，更新知识，才能不断增长才干。”一个人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可以用“博”和“专”两个字来概括。企业家的知识面要宽，博学多才，因为企业经营活动是一个庞大系统，牵涉的关系面很多。教授企业家是博和专的典型身份，他们创办一些体现和运用科研成果的企业，对科研开发很有好处。这是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把科技成果用于生产中去的方针政策上的大课题，也是解决企业家知识技能“博”和“专”的大课题。
里甘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喜欢用知识武装自己；他的知识渊博，而又善于分析；他强调知识在社会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还善于思索，他常喜欢用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法问自己：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现在在做些什么？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便是他常常检验自己的法宝，他用“简单问题”的方式来达到他学以致用的目的。
他具有广博的与证券经纪有关的知识，诸如有多少种类的证券及其利弊，各证券间如何买卖兑换，能反映股票价格升降趋势的“价格指数”等都有深入透彻地研究；较好的法学知识又是他从事证券经济必不可少的；金融学（包括银行学）方面的知识也较为广博丰富，这些知识是构成他在股票市场中吒咤风云的一个方面。
他善于掌握信息，能准确分析行情是他极富操纵能力的又一方面。在证券（股票）经营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充分掌握和利用一切有关信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把握住经纪金融的脉搏，正确加以分析，及时作出决断：哪些可买进，哪些应赶快卖出才能赚钱。为此，他根据美国大型股票市场只设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三地的十几家全国性交易所的特点，通过专门途径不时地掌握这十几个交易所的行情，自己分析判断，并根据“价格指数”作出决断。正是这两方面的能力，使他逐步发迹成了华尔街的一位大亨。
实际上，里甘并非技止于此。他曾说：“我从不认为自己会是一个好的业务人才，我是很蹩脚的经营者，而这不是一种婉转的说法，我能理解业务如何进行，这使我很惊讶，因为我从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天资。另一件使我惊讶的事，是我把事情弄好之后所得到的满足感。”
里甘认为，在美国，了解经济学的最佳途径，是通过阅读通俗刊物，而不是学术性的刊物。一个阅读《商业周刊》、伦敦的《经济人》、《华尔街日报》和《幸福》的人，是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门学科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不能精通所有的学科知识，“博”是有限度的。但要能比较广泛地掌握与他经营目标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管理和哲学方面的知识，一直到天文、地理、历史方面的有关知识，学会和运用现代管理学中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技术经济学和未来学等综合性、边缘性的学科知识。在开放条件下，还要懂得国际上的一套外贸经济学问，并把它加以实践，解决经营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万事通晓的杂家，“万金油”效用的通才。
哈佛大学的学者把里甘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从博中求专”。这种经验，对每个追求卓越的哈佛学子都应该有所启示——知识“博”了，会拓宽一个人的视野，丰富他的头脑；“专”了，会强化他的能力，增加他对胜利的信心。
掌握控制时间和充分利用时间的技巧
许多学生往往在刚刚升大学之后产生了不适应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2000级学生约翰·布鲁斯特曾这样介绍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我发现高中那套办法到大学就失灵了。阅读材料堆积如山，而且还得快速阅读完不可。我真的对此准备不足。让我吃惊的是，高中的学习内容我一学便会；可到了大学，就没那么容易了。我在大学，没有个好开端，因为我确实没能掌握一种系统的学习方法去对付大量的阅读材料。我常常在某一学科上花费一大段时间，然后放到一边，一个星期都不再管它，然后去学另一门科目，看一段时间后，又放置一个星期。所以，每门课的学习都缺乏连续性。这种做法给我自己带来了麻烦，不过我最终找到问题的症结，这个学年，我就做出了改变和调整，每天都给各门课分配一些时间……”
为什么很多新生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斯坦斯·布坎南和来自4所大学的一些教师设计了一份详细的问卷，对两组大二的学生进行深入访谈。第一组学生在大一时，不论学业还是社会活动，取得的成绩都很卓越；另一组情况相反，甚至非常糟糕。这项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每位受访学生在新生阶段如何看待高中与大学的衔接。
康斯坦斯·布坎南及其同事，希望能够发现这两组学生中间存在的一些重要差别。
调查者很快就发现差别的确存在，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词，但它是关键因素。在第一组学生的话语里，那个词时常出现；而第二组学生，也就是那些人校以来一直不顺利的学生，就算给出提示，他们也不会说出那个词。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它就是“时间”。第一组学生反映他们刚进大学时，就意识到必须考虑如何利用时间的问题，包括时间管理、时间分配，还要将时间视为一种紧缺资源；相反，第二组学生几乎不提及与时间有关的这些问题。与高中时代相比，大学的学业负担要沉重得多，每门功课都要布置大量的阅读材料，的确让人感到一种不可逃避的巨大压力。因此，更有必要学会管理时间。但这不容易做到，需要一步步地来。
哈佛大学的学者指出，勤奋无非是多花点时间去做事，虽然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但我们却把很多时间用在了不必要的事情上，从耽误了正事，这很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