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边府之行（再续）
临近中午，雨过云开，黎东辉显得有些困倦，正好县主席请我们去吃酒，我婉言谢绝后，黎东辉独自去了，他们需要一个单独见面的机会叙旧，我们相约晚上再谈。
下午，张科长去高炮团找几个同乡闲聊，我则翻开孙洪林的回忆录初稿，在有了实感之后，重新再看，感受就大不相同。这里用得上毛主席的一段语录：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孙洪林的回忆比较干巴，概括力却很强，他写道：战役第二阶段，在攻击A1、C1据点过程中，法军拼死命反扑，战斗处在胶着状态，双方伤亡都很严重。中央军委根据军事顾问团的战情报告，从赴朝的人民志愿军中紧急选调工兵专家奔赴奠边府前线，帮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坑道作业，按照中国的攻坚作战经验，挖掘暗壕通向A1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药，把法军的永久性工事连同士兵一同炸毁。这是减少伤亡的最佳方法。
军事顾问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六项指示，结合战场实际情况，进行战斗总结，改进作战指挥；对伤亡大的部队补充兵员；改造已占领阵地，修通各部队之间的交通壕；开展冷枪冷炮的狙击活动；展开宣传攻势，主要是瓦解法军的外籍士兵。时有伪军和黑人士兵投降。
到4月下旬，我军已攻占了半个机场，并将敌人集团据点分割开来，敌人空投困难，许多物资落在人民军阵地上。
如果遇到连日暴雨，阵地一片泥泞，壕沟均成泽国，法军又怕我狙击手冷枪射杀，整天蹲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伤员无法运走，也无医院可容，真是苦不堪言。
美国为了挽救法军的危局，紧急援助法军100架战斗轰炸机，50架运输机和配有飞行员的C一119型运输机，这等于给法军打了一针强心剂，河内法军便利用战斗轰炸机对人民军的阵地、交通和后勤运输狂轰滥炸，造成了人民军的严重困难。
部队伤亡很大，长期露营，体力消耗过多，病员剧增。许多中下级干部的右倾情绪渐渐抬头。我和黎东辉都深入堑壕，鼓励士兵们咬紧牙关，这是一场双方较劲的拔河，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们困难，敌人比我们更困难。……
从后来的西方报刊，可以看到记者们比较客观地描绘了当时双方的某些情景：4月间的残酷流血，使双方都难忍受，双方伤员奇多。据说，越盟这支减少到大约只有4万人的队伍里只有几个医生，武元甲被迫停止了攻击。他们用中国抗战时期地道战的办法改变了原来的攻击战术，组织了数万部队和民工向奠边府的核心工事挖掘，日夜苦干，据说已经挖了数百公里长的战壕网。法国空军从上空可以看出这些深沟快速地向前延伸。河内的纳瓦尔司令部电询德·卡斯特利上校，要不要给他们空投一批声音探测器，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已经听得见他们挖沟的声音，最好是多投些炸弹！”
法军依然顽强地固守着几处低山：比亚尔少校用非常奇特的数字来描述战斗的激烈进程：“我们营800人，从第一次机降开始就变成了’700人；然后是600人、400人、300人、180人。我想，最后能剩下80人，我就要感激上帝的怜悯了！”
全世界的各大报刊都以头条新闻报导奠边府的消息，好像在报导两个世界的最后决战。
美国的《时代》杂志写道：
“巴黎在春意盎然里鲜花散发着馥郁的浓香，然而，市民的气氛却跟6000英里之外的那条战火纷飞的山谷，同样笼罩在悲惨的阴影里。”
法国的《费加罗报》却没有《时代》周刊那样安闲的幽默感，它的描写是凄惨的：
“奠边府已经处在绝望的边缘，生存环境已经临近忍耐的极限，伤员躺在堑壕里呻吟着等待医治，在美国运输机投下的军需物资中，却缺少药品和水！由于越盟高射炮的威胁，运输机不敢低飞，高空投掷，大部分落进越盟手中。穿过奠边府的楠云河已被浮尸填满，水源断绝，用过滤器一点一滴过滤的水，只能给那些干渴得近于昏迷的人。……”
在军事上的惨败之后，接着是政治上的痛苦。在1954年4月26日召开的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共产党的代表带着得意的微笑而来，”西方记者报道说，“他们大谈特谈和平。而一位美国代表却怒不可遏地对记者说：‘他们来到这里，口谈和平，面带虔诚，两手却滴着鲜血！’而法国代表却面带凄怆，满腹苦水，却无法倾吐！……”
奠边府的局势，牵动着日内瓦会议的每个人的神经，法国政府有感于失败的重压，需要给奠边府守卫者以精神上的鼓励，就在奠边府即将陷落的前夕，德·卡斯特利上校晋升为准将，并授予每一个守卫者一枚十字军功章。
德·卡斯特利将军不乏历史常识，他在佩上将军领章和肩章时，是否想到二战期间斯大林格勒会战中的巴罗斯将军？他是在即将全军覆没时晋升为元帅的。
而后举手向苏军投降，加入91000人的长长的俘虏行列里，而后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去候审。
德·卡斯特利将军没有谈他的晋升的感受，比亚尔少校却坦诚得多，他接过十字军功章时，苦笑着，而后向记者披露他当时的感想，他说：“官兵们肯定会想到他们将在战斗中死去，因此，这奖章是给他们的生命留下的最后一点装饰！”
但是，比晋升将军还要荣耀的是女护士热纳维也芙，她应召来到指挥所，德。
卡斯特利将军把闪光的荣誉勋章佩带到她的胸前。这是奠边府的守卫者中最高的荣誉奖赏。女护士手捧勋章泪水潸然而下，在她的回忆中，最使她激动的还有两次，一次是4月13日，在她的地下独居室里，官兵和伤员的代表们为她安排了庆祝她29岁生日的贺仪。“那是一个很小的家”热纳维也芙后来回忆说，“由于他们的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由于他们细腻的深情，使我惊喜，使我感到人类中最神圣的爱意，我忍不住泪落纷纷。……”
另外一次，那是在奠边府战役之后，我将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它。
孙洪林的回忆越来越简略，像个大事记，仅仅是勾勒出一个战役的轮廓，他记述道：
从5月1日起，人民军即进入战役第三阶段，就是全歼守敌阶段。……远在4月下旬，就发现法军增兵老挝上寮，有接应奠边府守敌突围的迹象，中央军委致电军事顾问团，提醒防止法军伞兵突降人民军后方以策应奠边府守敌进行反击的可能。
顾问团认为防范敌伞兵空降的最积极的方法，是加快对奠边府的攻击，争取早日结束战斗，使敌空降我后方的计划成为泡影。
5月5日，由中国装备和训练的六管火箭炮运抵前线。它的巨大的威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苏德战场上德军称之为鬼炮的“喀秋莎”。同时人民军的坑道已经挖到A1据点的核心部位，人民军在那里埋进了一吨炸药。
5月6日夜晚，人民军向A1、那农、州温、芒清之敌发起总攻。一声天崩地裂，一吨炸药引爆，坑道内的法军工事大部震塌，顶部堡垒则飞上天空，工事里的士兵全部震死，七窍流血，像受了雷殛。……
其他几个据点也相继攻克，未攻克的法军自感大势已去，相继举起了白旗！
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利将军向人民军投降，指挥部人员全部被俘，驻守南分区的2000名敌军南逃未成，全部被歼。历时55天的奠边府之战至此全部结束。……
面对孙洪林的提纲式的简单回忆。我忽然感慨万千：他，作为一个颇有军事才能的中国军人，这个简单的回忆说明了什么？他应该写一部大书，在越南土地上的每一个浸着血汗的脚印就是铿锵作响的诗行。
为了援越抗法，他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员，于1950年8月赴越，1956年3月回国；为了援越抗美，他作为施工部队的支队长1965年6月重新来到越南北方，1968年7月回国；先后8年半的时间，他有多少话可说？有多少事要记？他应该记住这段历史，而越南的历史更应该记住他！
我从他的回忆录上抬起头来，不想再去追述奠边府战役的诸多细节，而是走出坑道式的地下室，把目光投向变化万端的历史风云。
日内瓦会议还没有结束之前，奠边府的8000名法军战俘也像斯大林格勒的德国战俘开往西伯利亚一样，他们也被押解到红河三角洲的战俘营。越南人民军留下热纳维也芙小姐，照顾不能随战俘长途跋涉的重伤员，等待法国医疗飞机将他们接回法国。
热纳维也芙小姐写给胡志明主席一封信：
尊敬的胡志明主席：
我以神圣的红十字人道主义的名义，向您提出和平的祝愿。我和受伤的法国士兵全都希望我们两国在不再战争的承诺上建立友谊关系，如果我能有幸回到我的祖国，我一定会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造成能使我们两国人民互相谅解的气氛，以便利于维护与重建我们全人类所希望的和平事业！……
祝越南人民幸福！
“这封信写得很好！”胡志明看了信后，对越南政治局的同志们说，“应该满足她的要求。……提前释放他们。”
当热纳维也芙小姐得知胡志明主席对她的信的评价并提前释放他们时，她第三次热泪盈眶了！
5月21日越南人民政府释放了她和其他医务人员以及法军伤病员858人。这个举动推动了日内瓦的和平谈判。1955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
随着奠边府的硝烟散淡，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这出长达八十余年的威武雄壮的戏剧落下了帷幕，从刘永福黑旗军应越南政府要求于1873年进入越北抗法开始，越南的反侵略斗争的胜利，莫不和中国人民的支援紧密相连。历史老人把这一幕写得有点断断续续。从黄花探到潘佩珠到胡志明，真正的重场戏还是从胡志明乘日军投降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1945年8月26日进军河内，举行了“八月革命”，9月2日发表了越南独立宣言，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时，法国远征军也在9月12日重新杀回，在西贡登陆，这场重头戏一直延续了将近九年。
奠边府的陷落，在法国来说，不是一次战役的失败，而是法国殖民者上百年来的“东方帝国”迷梦的破灭，它丧失了奠边府，也就丧失了东南亚！
帷幕落下来了，戏剧并没有结束，有新角色登台之前，我们不妨向下台的旧角色投去一瞥：
那些放下武器退出战争的8000名法军战俘，又走进了另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也许和奠边府的炮火同样残酷，他们在越北的丛林里开始了长达60天的行军。亚热带的可怕的雨季（5月一10月）已经开始，雷暴雨以肆虐为乐，展现它的天威！不必说押解战俘的士兵对侵略者有多少仇恨，即使对那些病倒途中的俘虏心存怜悯也毫无办法。
人民军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尚且亟待医药，谁能顾得上在丛林中跋涉的战俘？55天的激烈战斗，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在狂风暴雨的泥泞里，无一不是拄杖而行。那一声声霹雳犹如炮火的轰响，倾盆的豪雨弹丸似的击打着他们，乌云低垂像黑色的海浪碾过他们的头顶，8000人向哪里去找躲避风雨的竹楼？夜间也只能在泥泞中倒卧，许多战浮躺倒之后就不再起来，他的同行者不但无力把他掩埋也无须掩埋，后来者却毫不客气地脱下他们的军靴，同时扯下他的破烂的衣服作包脚之用，沿途不断有战俘倒下，那些东倒西歪的人祈祷君临一切的上苍，让他们少受跋涉之苦，早一天到达天堂——战俘营。
在这越来越少的战俘行列里，德·卡斯特利将军和比亚尔少校在军官队里并肩而行，他们似乎比普通战俘幸运，在蓦然跌倒时还有押解者扶持。
其中有一位中校的竹杖“咔嚓”一声折断，他身子一侧倾跌下去，只讲了一句“这是上帝的惩罚”，就停止了呼吸。
“应该说这是一段悲壮的行程！”比亚尔少校后来对记者说，“一种征服欲望挽救了我，……我们这些奠边府的幸存者，只有一半到达战俘营！”，“征服什么呢？”记者问。
“征服疲倦、病痛、丛林、炎热和潮湿。……征服自己的软弱和失望。……”
“你能活下来，仅仅是征服欲吗？”
“不！我想，我一定回到我的祖国，……还有，一个隐秘的念头在暗中鼓励着我，那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那位我拥抱过的伟大女性，我想到她的坚强，她的忠贞，她的无私无畏，……每当我摇摇欲倾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她的天使般的面影。……”
“你们尊敬的法新社记者曾经说：‘这场战争对法国士兵来说，毫无意义，或者说具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意义，那就是什么也没有损失，只丧失了生命。’你的理解也是这样吗？”
“是的，我赞成这种说法，但我至今还不明白，在战争造成如此重大灾难和损失时，应该怪罪谁。战士不需要战争，他们需要的不是领土而是荣誉。我带领的800名士兵，现在活着的不足80人，并不是我把他们投入战场的，把他投入战场的也不是德·卡斯特利将军，他也是被别人投进战场的，纳瓦尔也是一样。……把他们投入战场的似乎不是人，而是一种政策，一种职位，一种神秘的力量。记者先生，你可以去追问汉尼技、亚历山大、拿破仑一世、彼得一世，是谁把他们投入战场的！……”
“少校先生，我还不明白你的真意，你是不是说，战争没有罪魁祸首？或是罪魁祸首只是一种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战争也没有正义邪恶之分，战士打仗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