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物极必反，如果过分迷醉于像法，往往是导致日后大举灭佛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以佛灭佛。武则天耗竭府库，大造佛塔佛像，就曾经受到臣下的劝阻。唐武宗的灭佛，不能不说跟佛门自身的毛病有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的均田制规定，僧尼由国家给田，又有免除兵役、劳役和赋税的特权，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导致寺院经济的泛滥，危害到国计民生。在方外一寺一庙的富丽雄奇相当于人间帝王一宫一殿的时候，在“天下十分之财、佛有七八”的时候，朝上朝下都会感到头痛，大叫惜哉。
于是在玄宗（712～742）末年，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开始规定僧人传戒收费以充军饷，后来成为永制。而在842年到845年，更有唐武宗借助道教接连灭佛，拆掉大寺院4600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拆毁其他中小僧坊（招提、兰若之类）4万余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这就是著名的“会昌法难”，发生在武宗会昌年间，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三厄。佛教典籍损失惨重，特别是华严和法华等经的章疏大量流失，使天台、华严等宗派很快衰落下去。
到了五代十国，北方苦于战乱，赋役沉重，给佛教以巨大冲击；加上俗人大量流入佛门，给朝廷的兵源和赋税造成威胁，终于酿成周世宗柴荣在显德2年（955）的大举灭佛，所存寺院2694所，废除30336所，僧尼系籍者61000人。这就是“三武一宗之厄”的最后一厄，文化和佛教随之纷纷南下。禅宗五家有四家创立在南方，在北方创立的临济宗最后也移往南方以求发展。
在连续的重大打击下，到8世纪中叶，佛教经济出现了像马祖道一这样的革命性禅师，在江西湖南一带实行农禅结合，自谋生路；后来又有道一的弟子百丈怀海建立起中国佛教独特的丛林制度，虽然在当时被许多正统教徒骂为破戒比丘，可是由于丛林制度让僧尼从事集体生产，不依赖政府和社会的布施，得以自食其力，使佛教有了自己的经济基础；又由于这个制度配合着修持的改进和戒律的本土化，使佛教的中国化走到一个革命时代，那是印度佛教从来没有梦见过的。后来，这个制度扩展到海外，为许多国家的佛教界所仿效和改进。当然，法久则弊，这种制度也会随着革命家和伟大导师的去世，随着其他种种因素的改变而变质。有时候，这种制度不免变得完全的世俗化，跟纯粹的世俗地主经济没有什么不同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几乎任何一种东西都可能在一种人的手中变成珍宝，而在另一种人的手中化为渣滓，这也是因缘生的法，其性本来空，不容细说短长了。
大唐究竟是中华民族气吞山河的一页，在佛教界也是极尽浓墨重彩，大笔写意，绚烂至极。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蜿蜒流淌和急潮险滩，如来法流终于按捺不住、一路奔涌，冲到大唐盛世的万丈悬崖边，纵身一跃，扑落成壮丽的瀑布。一代宗师从天而降，无数弟子从地涌出。除了隋代出现的三论宗、天台宗之外，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藏传佛教等纷纷登台，以上妙莲花，随意装点我中华国土锦绣河山。玄奘、窥基、法藏、善导、道宣、慧能、神秀、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松赞干布、莲花生等佛门大师高视阔步，如狮子王，游行天下；以金口玉牙，敷陈如来微妙经典；以甚深禅定，自在旋转大千法轮。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谁能割断我佛菩萨和这一方热土的那段“姻缘”呢，即使经过武宗的灭佛，中国佛教还是通过最善于吸收民族精华、最考虑民族需要、最深人民族精神和骨髓的禅宗和净土宗，得以代代相传，并且改造着本土道教和儒教的内在品格和外在风貌。晚唐继往开来的大道士吕洞宾，是明显地借如来的法水洗过脑了；而他之前的道家隐士孙思邈，除了一身道骨仙风，也颇有几分菩萨法相；此外，道教的五戒、八戒、十戒，也都跟佛戒大同小异，难分彼此了。
至于儒家，由于汉末以来经学的江河日下和目睹道家和佛家的迅猛崛起，只好长久地练习和恭行孔门“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伟大儒训，在礼貌和优雅地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的同时，悄悄地咀嚼和品味着佛道两家玄之又玄、妙而又妙、扑朔迷离而又目不暇给的形而上学概念，以弥补自己天生的不足。与此同时，我们雍容大度的唐代儒者也乐得从旁观看和欣赏佛道两家的教派之争，不动声色地聚积着自己的精力，时而因势利导地左右着朝代的局势。比如儒者陆德明在静观三家论辩之后，随圆就方，一言九鼎，收拾残局；又有直儒韩退之（768～824），即使后来结交了大颠禅师这样的方外好友，开头却也是不忍于佛家的流弊，以至于奋不顾身，拍案而起，疾呼焚书，企图将佛学一举退尽；而柳宗元（773～819）、刘禹锡（772～842）等通儒则主张以儒为主，融会佛老，建立儒家的性命之学，推陈出新。于是，在时来运转的时候，就有一代硕儒在宋代和明代接连出世，导致了中国儒学的一次空前的新生——宋明理学。
我们欣赏唐代，并不是流连于过去，以弥补今天的精神空虚。不是这样。我们欣赏唐代，同样也将以满腔的热忱，最高的平静，注视着自己在后来朝代中的步步下沉。
一个不再惧怕衰落的民族，也将不再担心崛起。
玄门四神足，解脱一片天（玄奘与法相宗）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深广久远的一次留学大潮中。出国留学人数之多史无前例，留学时间之长也将史无前例，留学所学科目之多史无前例，翻译介绍的外国思想之多史无前例，所去国家之多史无前例……唐朝最优秀最声名显赫的留学生玄奘要是看到这些，该会仰天长叹生不逢时吧？
不过，现代这么多留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位能像玄奘那样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也大名远扬的人物，实在是我们当代留学生很值得替我们古人高兴的一件事情。至于我们自己嘛，那，当然也没有必要不好意思啦。
此一时，彼一时也。
比如说，玄奘自己虽然不会打广告，可是靠了一位不赚稿费、可能也不考虑知识产权的文学奇才吴承恩，才得以如此风光。一部《西游记》，我们至今还在无所顾忌地印刷着、编着小人书、．演着电影电视，而无需考虑版权问题。吴承恩承玄奘的恩，我们承玄奘和吴承恩的恩。吴承恩呀，承蒙你的大恩大德，明年这《西游记》我再印三万。
不好意思的也许倒是玄奘自己呢。他想：在佛教界，慧能比我的能耐大，他的禅宗无所不在，而我，我的法相宗呢？
让世人忘掉我吧，可是这吴承恩却偏偏让人们记住。当初我要是把《大唐西域记》改编成《西游记》，那该多棒。也是东土众生根机浅啊，一本《成唯识论》，看把他们吓的。偏说我的法门估屈聱牙，说唯识论、阿赖耶识不好懂，因明太深奥，唉，下辈子改学禅宗，方便度人啊。该以白丁身得度者，则现白丁身，而为说法。大字不识一个，更不必外国留学，就可以当佛祖。不过世道公平，当初不学，现在也得补课。因明逻辑、唯识式的概念推理，靠近现代尖端科学，再不学，真的要亡国了。当初不学，留下后遗症，外国人打进来，就抵挡不住。君子不二过，这次改了吧。大家且注意，电脑里面可尽是逻辑呀。
就古代文明来说，希腊、印度、中国都厉害。可是中国有一点不厉害，那就是逻辑。一个墨子搞点逻辑，人们就把他给忘了。只记住孔孙老庄。这些人，都老实巴交，推理一长，就皱眉头，嫌罗嗦，说：“你看你看，又来了吧。”不让往下说。说是秦人好简，佛祖来了也砍三刀，嫌他的袈裟太长。我从西天带回佛经657部，只译了75部，只占八分之一多一点。其余的我敢译吗？是啊，简单性原则，科学的第一定则，爱因斯坦也说过。可是，简单性要是不从复杂性里面提炼出来，而是急急忙忙一步登天，除了少数天才，恐怕其他人就简单得不知所云了。还好，佛祖虽然被砍了几刀，总算在中国露了一手。他的逻辑无与伦比，中国人眼界大开，从此就有了比较像样的形而上学。超言绝虑呀，老子和佛祖都这么说。中国人就以为此物中国本来就有，无足惊怪。其实老子的超言绝虑，和我佛的超言绝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老子》五千言，佛经华严恒本无穷无尽，什么超言绝虑？《心经》只有几百字，那才叫超言绝虑？不对不对，超言绝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不争论了，佛家和道家都懂。
——谢天谢地，玄奘不会说上面那些。不必替古人担忧，我们还是来看看玄奘的故事吧。
一、稀世之奇才，不解此疑难
玄奘（600～664），本来叫陈祎，河南洛州人。玄奘的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父亲陈惠，就专攻儒学。父亲身高八尺，眉清目秀，曾经也做过江陵令，隋朝大业之年弃官退隐了。
玄奘的二兄陈素，早年出家，作了长捷法师，容貌堂堂，住在洛阳净土寺，讲经说法。玄奘小时候穷困潦倒，就由哥哥带到寺院，一边生活，一边学习经书论著。11岁就能熟读《维摩经》和《法华经》。从此卓然梗正，日夜苦读，很少休息。看见其他沙门在玩笑闲扯，他看不惯，说：“经上不是说，出家人为无为法，岂能老是这么视同儿戏呢？可以说是徒耗百年生命啊。”
13岁时，洛阳度僧，玄奘破格入选。隋炀帝大业末年，兵荒马乱，就和哥哥跟随沙门道基到达长安，住在庄严寺。又听说当时名僧都聚集蜀地，于是同奔成都，在那里学《阿毗昙论》，一听就记住了，比久学之士还强；而且条分缕析，也比别人高出一筹。后来学习《摄论》、《杂心论》，都能穷究底蕴，理清脉络。那时侯，这些经论流传中国，抄本繁杂，各不相同，计有数十种。可是玄奘都能通达无碍，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说起话来，引经据典，不打折扣。大家都惊异于他的记忆力如此卓绝，叹为终古少有。道基法师深有感触，评论道：“我从小游历讲堂，可谓多矣，没见过少年神悟能像他这样的。”旁边的听众，都夸为英雄。不久就升座复述《摄论》，他往往是听一遍就记录不忘，上座复述，不再看书，就能随意引用。当时适逢乱世，人来马往，名声就传出去了。这样有3、5年光景。到唐高祖武德5年（622），21岁，受了具足戒。又为沙门讲解《心论》，根本不看讲稿，文思涌注，犹如喷泉，不可穷竭。众人都认为是神人：“不是神人，怎么能这样呢！”
后来跟老兄去到益南空慧寺，心里想：“学问贵在经久，道理贵在通达，只钻研一家一派，这不行。听说道深大士专攻《成实论》，深有体悟，在赵州统领一方，可以去拜访求学。”于是告别兄长长捷法师，再度开始了遍访名僧、多方参学的历程。624年离开成都，先到荆州天皇寺，开讲《摄论》、《杂心》，淮海一带的名僧风闻而至。然后转道赵州，跟道深学习《成实论》。又去扬州，听慧休讲《杂心》、《摄论》。慧休见玄奘神明慧悟，不禁叹道：“真乃稀世之才也！”
贞观元年（627），玄奘回到长安，参学多人。他跟从僧坛领袖道岳学过《俱舍论》。又师从法常，连发十问，举座皆惊，叹未曾有，于是声震长安。穷通了当时各家学说、主要是涅槃经和瑜珈行派及小乘有部诸论后，玄奘深感问题越来越多，求学无门，问经无言，于是生发西行求法、解决疑难的决心。特别是流行的《摄论》和《地论》关于法相的说法、关于心性和佛性的争论，自从佛法东传以来，凡数百年间，相互冲突，疑惑丛生，无人能决。比如，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南北地论师都同意。
可是，这个佛性，是指众生将来成佛的可能性，还是指现在就已经具有佛性功德，只是没有显现出来？两种说法，分成“当常”和“现常”两派，莫衷一是。常，指的是佛性；当，指当来、将来；现，指现在。北道地论师是当常派，南道地论师是现常派。彼此相持不下。后来又演变成摄论师和地论师之争，摄论师的看法比较靠近北道地论师，主张当常。玄奘百思不得其解，终于在29岁那一年，婉言谢绝仆射萧裂奏请他住居庄严寺的美意，定下西去求法的决心。
二、西天取真经，佛国称英雄
当时出国并不容易，管得很严，玄奘的出国申请没有批准。他只好从京都消失，到各个藩域学习语言，据说很快就学会了。于是面向西方，诚心诚意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了，正“好”那年北方闹饥荒，皇上准许人们四处求食。玄奘“趁火打劫”，偷越国境，去求“法食”。当下直奔姑臧（甘肃武威）而来，到达凉州（兰州一带）时，受人之请，登堂讲解《涅槃》等经论，四方胡人汉民，都来听讲，盛况空前。事后奔赴敦煌，道路堵塞，艰险非常。玄奘背着行囊饭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举目远望，前途一片渺茫，满目平沙，荒无人烟。不禁黯然神伤。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玄奘也无心幻想那些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