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人们对普世伦理或者底线伦理的重视是否会导致道德的法律化？若如此，它是否会侵蚀人类美德的基础？
万：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对道德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认为道德上接天，下接地，也就是说，道德上接宗教，下接法律。底线伦理实际上就是道德与法律的交界处，在文化多元化和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它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仅停留于此，至少会产生三种危险：第一，就是你们所说的道德的法律化。因为底线伦理是一种很确定、基础性的普遍规范，几乎接近于法律规范，在康德的意义上，道德法则与法律法则都是规范。第二，如果道德法律化了，那么它就会使道德生活变得可怕，它会大大地限制人们的价值空间，不会给人们留下道德想像和价值创新的余地，人因此而可能蜕变为机械化、缺乏更高理想的动物。第三，人作为道德的存在者，实际上不再具有充分的自律或自主性，而这是与现在的整个价值体系相对立的。自由、平等、独立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底线伦理是必要的、基本的，但却是不够的。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我把现代建设普遍伦理所应该保持的基本姿态叫做“下保底，上不封顶”。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三种危险，所以，道德法律化的确有可能危及人格美德的形成和生长。人格美德是个人选择并寻求一种较高价值生活形态的理想追求及其成就，它既是每一个人也是整个人类道德生活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在此意义上，我不赞同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躲避崇高”和“道德平民化”的主张，因为这种民粹主义的道德观会导致生活的平面化，以至出现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道德窘境：一个仅仅履行了基本职业道德的人竟然成为一个道德英雄，这是道德英雄廉价。道德廉价是一种平庸化，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平庸化。所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中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抛开私见、私仇，追求和平，追求超越人际正义的天下和平。只是我觉得它拍得太程式化，其故事情节不完整，但它的主题是很有意思的。
现代社会过分追求文化的平民化、大众化、商业化，完全以市场的方式操作文化，这并不是现代人应该追求的。真正具有永恒价值的绝对不是通俗歌曲，而是贝多芬、莫扎特的交响曲。平民化、大众化的文化对于文化的大众普及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只有它是不够的，人们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美德是人们所应追求的。
在此意义上，我一直主张不能放弃道德形上学。在哲学方法上，道德形上学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可能会走向抽象和虚幻，导致本质主义。但对伦理学来说，它是无论如何都必须保留的一块圣地，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终极信仰。我之所以重视康德，是因为他对伦理学的理解非常深刻，他追问到最后，发现站在道德背后的是“上帝”，没有“上帝”是不行的，因为所有道德价值都只有相对的意义，而相对的东西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要使人类的道德追求和实践具有一种神圣感，道德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性质，而这种绝对性要靠“上帝”和宗教来确保。所以，我坚信，一个完备的伦理学体系应该教会人“顶天立地”地活着，“顶天”就是人要有理想，“立地”就是人要立足于现实。伦理学的任务就在于此。
问：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道德教育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教育有没有合法性？
万：这个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但其前提似乎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使道德教育面临困难。困难在于选择哪种道德教育的方式，选择怎样的价值观念作为教育的内容才是比较合理有效的。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有一般的通性，任何教育都传播某种知识，都具有对人的某种启发和教养作用。它们的不同在于，一般教育是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它所传授的知识是可以技术化的，而道德教育所传授的知识则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价值。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技术化的知识，另一种是不能技术化的、目的性的价值知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国哲学家普特南就将知识分为“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但非科学的知识并不是反科学的，只是说它不能被技术化。现代美国信息管理中心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可编码化的，另一类是不可编码化的、意会型的。
道德教育向人们传授的是一种目的性的价值，是一种意会型的、不能技术化的知识。价值观念多样化以后，道德教育很容易陷入一种片面性的选择，以至使它所传授的内容的公信度不高，大家都不相信它，认为它只适合于你而不适合于我，选择某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知识的难度就越来越大。看来，道德教育的方式必须改变，否则，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传统的道德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言传身教，主要体现在家庭之中；另一种是知识教育的方式，如老师教会学生怎样做人。在现代价值多元的条件下，由于人们选择的自主性增强，家庭教育本身和道德教育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受到了挑战和限制。与其说道德教育是否具有合法性，倒不如说在现代文化价值多元化的情况下道德教育还有多大的可能，多大的效力。
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它的教育方式。现代社会仍然需要家庭道德教育，但它与过去有所不同。
过去父母本身有道德示范的作用，风俗习惯是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传承下来的，而这种示范作用的效果在今天可能已经大大地降低，即使如此，父母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如平等的对话、经验的示范）来影响孩子。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道德教育方式主要是提示性的、间接的，而不再是命令式的，是在一种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不能变为意识形态的宣传。由于现代人的选择性大大加强，因此过去那种宣传型的教育方式会大打折扣，甚至会起反作用，而我们能够运用的有效方式就是合理使用大众媒介的手段。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大众文化特别发达，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从众心里较重，一个国家或社会要想实现道德教育的功能，就必须利用公众文化条件。在此意义上，一种文化管制和引导，包括政府对公共文化的管制和引导，仍然是必要的。如，西方社会对影片定级别，规定哪些人可以看哪种级别的影片，哪些人不能看哪种级别的影片。政府应该通过某些政策的制定去引导大众，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增强了，所以道德教育应该以公共文化的方式来进行。
问：在崇尚工具理性的知识时代，人的道德品质是否只是一种次要的东西？道德教育是否会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
万：在惟知识主义和工具理性至上的时代，任何具有目的性意义的价值都会隐退或者会被蒙蔽。道德品质是一种人的内在的东西，而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所追求的东西是可以检验的、外在的东西。前者是隐型的，后者是显型的。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越是内在的、个人化、人格化的东西，就越是个性化的、不可交换的。因此它的外在的效果是有限度的。这使得受工具理性影响的现代人可能越来越轻视道德品质的修养或拥有。在传统社会里，成为圣人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怎样修身养性和成就自己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可是，现代社会却不是这样，人们追求的是成功、效果、能够赚到钱，成就几件大事，对于这些方面，道德品质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必要的条件，其首要条件是工具理性，而非道德理性。所以，道德在现代人这里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传统社会里，道德优先于其他，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就什么都谈不上。但现代人可以有才无德，只要你守法就成。你可以不追求做一个道德圣人，但你可以追求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企业家或政治家，等等。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相对于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的确是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因此变得不重要了。一个人在人世中安身立命的根本是需要有他自己独特的内在性的，因为外在性的东西总是可以共享的。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可能是一大批，但道德的实业家却凤毛麟角。一个人显示其独特性的东西，并不在于他能够带来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够做到，只要给予了相同的机遇、条件，他人也可能同他一样。使人与众不同的惟一东西只可能是属于他或她自己内在的东西。所以，任何时候，道德都是人安身立命之本。它总是人们所追求的，正如康德所说，人总是有一种追求不朽的欲望。
问：除了您谈到的上述因素外，当代道德教育还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从事德育的人对于较差的德育效果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万：道德教育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环境因素是最大的因素。
道德教育的效力首先取决于教育的方式、内容和受教育者的内在潜质，同一个老师教的学生不一样，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其次取决于教育的环境。现在的道德教育效果之所以弱于以前，就是因为环境改变了。时过境迁，人是物非。再次，它还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现代社会中文化价值的多元性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大行其是，各领风骚三五年，你方唱罢我登台。一种东西之所以成为一种思潮，并不是说它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是因为它有很大的受众群体。社会思潮对人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当某种时髦的东西与现行的道德教育相抵触时，就会对教育的基础产生影响，影响教育的效果。最后，还有一个道德教育的资源问题。道德不是抽象不变的教条。用什么东西来教育人们？哪些东西能够成为今天道德教育的有效资源？这是需要认真探讨的。过去我们有儒家学说，有英雄的叙事和丰厚的道德传统。今天，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否该创造一些新的资源？需要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
我们不应该将德育工作的滞后或者效率不太好的原因归咎于德育工作者或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他们的能力所能改变的，很多道德教育问题的出现，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施教方法不当，而是整个社会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德育工作者应当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寻求施教方式的多样性，以适应现代社会中受教育者本身的文化、心。理性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再强用单一的教育模式来面对千姿百态的人群，而要善于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不同意更新德育内容的说法。道德教育总是负载着某种道义、承担着某种价值观念的灌输，甚至灌输某种意识形态的责任，由于它是一项社会工作，因而有的内容是不可能改变的，如，人们关于爱国主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爱国主义的教育却是确定的，你不能把抗日战争的性质说成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因为那是日本人侵略中国，而不是中国人打日本。它当然渗透着民族主义的内容，但它又是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战争，就大大降低了它的意义。道德教育是有某种永恒的、必须一贯坚持的原则立场。关于理想信念的教育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教育方式改变可能是最重要的，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我特别同情那些专门从事道德教育的人，坦率地说，他们所从事的是很崇高的工作，任何社会都有这样一批人。
我反对把某些理论搞成填鸭式的灌输，但对于德育来说却是另一回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对于德育工作有一些认识和体会，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纯粹的德育工作者，有很多东西可能是我所不能体会的。他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困惑，其艰难程度是我所想像不到的。
无论如何，德育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是一项值得坚持的具有社会意义和道义意义的灵魂工程。
（原刊于《现代大学教育》，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