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高山（执笔） 曹盂勤、彭定光（采访、整理）
问：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伦理学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应用伦理学尤其显示出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等。这些问题已经不是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所能解决的，还需要人类社会从政治、文化和伦理，特别是应用伦理等价值观念层面逐步解决。因此，近年来应用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和政治伦理等领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您在这三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有许多前期成果。您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学术理念来做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的？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和政治伦理这三个领域具有何种相关性？在现阶段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万俊人（以下简称万）：这个提问太大、太复杂，不得不多说些话。的确，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中，伦理学问题变得突出，这是一个事实，这与哲学本身的发展有关系。作为一门古老的人文学，哲学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和整个人文学一样开始衰落．逐渐走向边缘化。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哲学的知识体系发生分化，有很多过去曾经属于哲学知识范畴的学科，已经从哲学中分离出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哲学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本身具有某种永恒的性质，一些重大问题并不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虽然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非常快，这些问题仍然还有着现实意义，但是在这种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的变化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仍然是这些古老的问题，就是我说的一些所谓的永恒的问题，这使得哲学相对来说在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化中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发展比较缓慢。第三个原因就是哲学自身的问题，在古希腊、中国先秦时期乃至中世纪，哲学都是与实际的社会生活，与人类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
你们读古代的哲学著作就会发现，哲学话语都是非常日常化的。比如，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你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但这种状况、话语和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在近代以后受到所谓“科技理性”的影响。由启蒙运动所培养起来的科技理性给哲学带来某种诱惑，即所谓知识科学化的诱惑，也就是说，人们希望把哲学变成像其他科学比如物理学、数学那样严密的科学。这种诱惑使得哲学渐渐地不但没有能够在哲学自身的方法上有所突破，反而失去了它自己原有的一些话语方式和话语力量。近代以来，哲学主要致力于认识论的发展，这种知识论的转向实际上就是一种让哲学成为一门科学知识的努力。事实上，哲学是不可能达到科学的知识状态的。所谓哲学的现代化，我认为是一种很奇怪的提法。因为哲学是一种人生智慧。一种智慧怎么现代化？所以近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这种受科学主义影响，试图把哲学变成一种技术化知识的企图，这种科学知识化的诱惑使得哲学变得越来越不会“说话”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失语”，哲学失语。这是哲学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意味着，总体上哲学是萎缩了或者说是衰弱了。由于方法、由于知识生产方式、技术性知识的迷惑使得哲学丧失了它自身的一些特点，从而陷入某种困境。新的东西没有学过来，传统又没有得到保持。当马克思、恩格斯说德国古典哲学终结时，实际上他们是说，经典的哲学也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终结了。但这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而言的。然而，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由于哲学主题的限制，实际上它不可能终结或消亡，只是不同时代里哲学关注的问题以及哲学解释这些问题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哲学本身的消亡。
哲学的危机也是哲学获得新生的机遇。因为危机意味着必须要改变，这种改变使哲学家向社会现实、向生活世界靠拢。现象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走向事物本身”，实际上就是要求哲学回到生活世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象学做出了这种努力，特别是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批判反思，指明了哲学回归生活世界的理论方向。但是，具体怎么重返生活世界？这是自现象学、存在主义以来始终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主义以及现代“技术统治的世界”进行了很深刻的批判。同时，海德格尔对所谓原始伦理学的吁求，已经暗示了哲学重返生活世界的伦理学方式。至六七十年代，包括德国、法国和英美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界，哲学家们开始重新给哲学定位，哲学的主要方向转向现代生活世界。
现代生活世界最突显的问题是什么？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政治伦理问题，有的西方哲学家认为，社会哲学是现代哲学一个主要的平台，社会哲学包括的范围很广，包括伦理、政治、法哲学等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
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或相似的特点：它们往往可以通过技术来求得某种程度的解决，但仅仅依靠技术又不能够获得彻底解决。也就是说，当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通过它本身所能克服的。于是，对哲学就产生了新的需求，包括应用的需求。现代医学提出了很多新的伦理问题，例如，目前出现的SARS问题、克隆人问题、器官移植的问题、生命胚胎的问题，等等。环境伦理实际上也是这类问题的继续。“技术统治的世界”自身的问题主要还是技术或者技术价值观念所造成的。当马克斯·韦伯划分“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时候，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是“工具理性”，而其现实的动力却在于经济，在于利益的驱动。目的理性与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能够发展的两大“风火轮”，二者缺一不可。所以在技术世界，当技术不能解决其自身问题的时候，它必须诉诸于一些更高的价值思考，包括应用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考虑的问题非常多、非常深。比方说，关于生态环境伦理的思考，让人们重新回过头来考虑一些像“世界观”这个古老的哲学概念。人类到底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怎么样对待这个世界？如此等等。至于你们所问到的应用伦理学、政治哲学为什么发展这样迅速，我想，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去考虑。
至于经济伦理，它是现代经济发展自身的一个内在课题。我们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可以把现代社会看做是一个“技术统治的世界”。从价值学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又是一个“经济中心、文道边缘”的社会。我过去做过这样一个概括。所谓“经济中心”就是说实质主义价值的追求成为社会的第一追求，而理想主义，像r卜八世纪的那种理想主义，古典哲学中的那种理想精神，以及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这样一些价值精神，就显得不太合乎时宜了。
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呢？有这么几个理由：一方面是基于我前面所谈到的这些认识，我自己有这样一个学术判断，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当然应该关注这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职业或者我的知识身份的一种自觉。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偶然因素使然。一个学者注重什么，或者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什么地方，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相关。第二，与他的学术判断有关。因为一个学者的学术判断是一个学者不可缺少的，他对这些学术和理论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才能做出一种学术选择，再投入自己的学术热情、精力。基于我的学术判断和我自己的知识背景，我个人是“做”伦理学的，但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太安分的人，整个哲学我都比较感兴趣，包括美学、宗教等。但是，我比较自信和有把握的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和伦理学传统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作为国内中生代的学人来说，我在这两个领域有较多的积累，这是我的特长。所以很自然地就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这是一个专业要求。我对经济伦理的关注是出于一些机缘，一些学术机遇。经济伦理方面，厉以宁先生较早出版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一书，还有其他一些经济学家的文章和著作，我看了以后，觉得经济学家们的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对“问题”的那些解释还不是很到位。我得好好琢磨一些问题。另外，当时，北京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经济伦理有很多讨论，他们的洞见给我很多激励。我对经济学家们在经济伦理方面所作的研究、达到的水准，是非常赞赏和钦佩的。但对于经济学界的一些观点，我也不能完全同意。比如说：“经济学不讲道德”这样的观点。这些都是一种学术机缘吧，它促使我静心来读一些书、思考一些问题，包括重读《资本论》、重读斯密以及一些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写出了一本经济伦理方面的书稿。本来没想这样早发表，想先搁起来，自己再好好看一看。但广东人民出版社找我索稿，就拿去先出版了。
至于政治伦理的研究，我一直都非常关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在哈佛访学时，我跟罗尔斯先生学习政治伦理，对这个领域有了新的认识。哈佛大学的哲学传统或者说优势，主要在社会政治哲学这一领域。他们十几位教授中，做社会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就有七八位，而且都是比较著名的伦理学家或政治哲学家。美国很多大学情况也是这样。
相比而言，生态伦理对我个人来说，比较生疏一些，只是由于我本人参加了“世界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清华大学的重要项目“气候变化与人的维度”（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dimension），负责指导两个生态伦理方向的博士生，出于教学的需要，我看了一些书，做了一点研究。现在至多也只能说我对于生态伦理有所了解。我感觉，环境伦理也好，生态伦理也好，正处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候。这是一种学术直觉：对生态环境危机的反省将要开始转入到生态伦理的建设性探索。不能只停留在指出问题，生态环境伦理还应该告诉人们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这三个领域肯定是有相关性的，因为它们都属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至于紧迫性和现实性，前面的背景交代实际上已有所指，在此就勿需多言了。
问：那么，您是怎样看待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之争的？
万：这是在环境伦理或者说生态伦理中争论已久的两种观点。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很深入的研究，但我大致了解这两种不同观点的基本内容，也知道其主要分歧。我认为，要解决这种分歧可能不是一种简单的抉择，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选择人类中心主义或者非人类中心主义，不能用一种伦理观去替代另一种伦理观。我想，首先，需要限定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从什么角度来讨论它们的。如果从行为学的角度看，人类当然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主体，无论你是否承认，“人类中心”都不言而喻，因为人是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高的生命体，其生命行动能力是最强的。这样看来，说人类是地球的主人也罢，抑或其他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想，我们应该从环境伦理的意义上谈“中心”或“非中心”问题。应该换一个角度。换一个什么角度呢？就是要有一个整体的世界观，对整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有个什么样的看法。过去，在传统的哲学中，有一个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特征，就是所谓“大宇宙”与“小宇宙”之说，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看待人类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从“大宇宙”到“小宇宙”。或是反过来看，这样才可以看到这两个“宇宙”之间的同质性。由此观之，世界本身不存在一种内在两分。所以你们读近代以前的哲学都是这样，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古希腊的哲学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如中国荀子这样的哲学家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但这是一种行动观，指人应该怎么行动，而不是世界观，更不是一种哲学存在观。人格主义哲学家鲍恩有一句名言：“存在比行动更深刻”（being is deeper thalldoing）。人的行动在明确“天人相分”的前提下，去怎样更好地接近自然，把握自然规律，然后利用自然资源去创造人类生活所需的一切。这里面有一种很强烈、很明显的为我所用的倾向。但是，一种完备的哲学或伦理学不仅要告诉人们如何行动，更重要的是还要告诉人们如何存在，如何认识自身和自身所寄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