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全球化思想中的第三个错误是，“把跨国公司的创新生产和密集的全球营销与全球文化同一化的发展等同起来”。鲁格曼指出，一些学者过分乐观地相信，以跨国公司为龙头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使世界发生某种“文化杂化”（hybridization）或文化认同，这一趋势使得文化本身不仅越发显现其现代大众文化的同质化面貌，而且也使得原有的各种特异地域性文化越来越“非本地化”。确实，像吉登斯等当代著名的全球化研究者，甚至有意识地援引所谓“麦当劳化”、“好莱坞化”、“商业连锁”等，来证明这种文化同一化的趋势。但事实是，跨国公司并不真正关心文化的同一和扩张，资本和商业利润的扩张才是它们的关注所在。即使它们偶尔涉及所在国家和地方的文化，也是出于其经济生产和销售的目的连带为之。鲁格曼不断地强调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实体的特性，以及它们的经济行为策略，旨在提醒人们注意，没有足够充足的事实证据，千万别臆想性地将这些世界“旗舰企业”即跨国公司，当做某种类似跨国政府或跨国文化大使之类的超级集团。在鲁格曼看来，跨国公司更像是经济航空母舰，而不像政治或文化的航空母舰。法国人最大的文化担心之一是美国的好莱坞，而非麦当劳，甚至也不是迪斯尼——尽管巴黎近郊的迪斯尼公园正在摆脱连年亏损的商业局面，但法国人心里清楚得很，它仍需要以不断地法国化，甚至巴黎化来保证其在法国的经济存在。
如果说，现今人们对全球化的误解仅仅表明了全球化并未达到、甚至也没有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目标的话，那么，透过跨国公司的运作方式和正在生长着的各种“新的社会因素”的实际影响，我们将要看到的，就不只是全球化运动的限制和受挫，而且是其失败或终结。鲁格曼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在暗示着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哪怕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非但没有走向成功，而且已然走向终结。他在其书“引言”的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思维地域化，行动本地化；忘掉全球化”。鲁格曼仔细地研究了“全球500强”跨国公司，特别是其中最强20家超级跨国公司。他发现，“500强”中的将近90％（即441家）属于美国、欧盟和日本三极范畴，而最强的20家超级跨国公司几乎为这三极集团所垄断。如果这三极集团确实具有较为广泛的世界经济代表性的话，我们或可相信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正在当代世界生成。问题是，三级的经济代表性仅仅是区域性和集团性的，不仅在它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贸易壁垒和冲突，而且它们各自也都只是以其内部的经济利益为根本发展目标的。欧盟与美国两极之间不断爆发香蕉贸易战、牛肉贸易战；欧盟与日本之间极不平衡的商业贸易状况（如，两者间的汽车贸易就相差悬殊）；美国与日本在电子零配件和汽车等项目上的贸易纠纷等，都使人们更愿意相信，即便在三极之间，跨国公司的跨国经营目标和实践方式，与其说是全球化的，毋宁说是“新区域主义”的，或地方化的。鲁格曼说：“总之，我的主要观点是，全球化的悖论在于它并没有真正发生，只是一个神话。相反跨国公司的大多数生产和服务行为，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区域性的，并非全球性的。”也就是说，依鲁格曼所见，在三极架构内活动的跨国公司，不仅没有也无法超脱市场经济理性——即求利为己的经济人理性的约束，而且也不想去追求超经济的世界价值理性。它们无意于抛开自己特殊的经济利益目标，去实现一些雄心勃勃的思想者们所描绘的全球化乌托邦。
鲁格曼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新区域主义”及其作用正在凸显，它正在逐步取代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双边主义。并且，在某些地方，比如说在欧洲，新的区域经济联盟也开始朝着某些更高形式的区域政治组织或制度体系发展，形成较为正规的政治核心区域。在这一点上，欧洲联盟走在了北美和日本两极的前面。按照一些学者（如，赫特恩）的研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应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各种“生态可持续性”的达成与生长，有利于国际经济贸易形成新的多边主义关系结构。但与此同时，新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形成，又恰恰构成了对经济全球化的巨大制约，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发展要求，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要求，以及基于生态环境考虑所陆续形成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基金委员会，等等），也对全球化的追求产生巨大的限制力量，使所谓统一的世界市场或单一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成为不可企及的目标。更何况与这些新的经济结构性因素和社会因素相比，还存在着更为强大、更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鲁格曼断言：“虽然存在着一些推动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但是更存在着极强的文化和政治壁垒……对于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其他生产部门和所有的服务业而言，区域化比全球化的意义更大。三极区域以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为特征。”既然连三极集团的跨国公司都无法跨越“（经济）区域”的界限，其他游离于三极之外，甚至是漂浮于世界经济大潮边缘的那些中小企业，就更无法被指望去实现宏伟的全球化社会目标了。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既然包括三极集团在内的经济行为都只是区域性的，那么，区域的经济属性本身就决定了当今国际经济的异质性特征，所谓“同质化”只是思想家的全球化幻觉而已。更何况，区域不只具有其特有的经济地方性，而且还具有其特殊的“文化属性和政治界限，这比全球化的经济力量强得多”。正是这些比经济力量强得多的区域性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使得经济的全球化只能作为一种神话，更不用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化了。
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对全球化经济因素的制约，主要是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民族国家甚至地方政府，以及包括宗教、社群和民众团体在内的多种形式的限制性活动表现出来的。由于它们基于深厚的地方性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对自然生态价值的优先考虑，常常使得他们的活动和吁求能够产生强大的社会影响，左右跨国公司，甚至是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战略和策略。一九九九年底，世贸组织在美国召开的西雅图会议日程最终被迫流产，就是最好的证明，其问所发生的多个非政府组织对会议经济议题的干预，表明世贸组织本身的技术性职能和力量，远远不足以承担解决全球经济协调问题的重任（更不用说经济全球化问题和全球政治问题）。而在鲁格曼看来，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国际性组织机构能够承担、组织或推进所谓全球化的重任，世贸组织和世界经合组织不行，三极集团中的任何一极，甚至是三极全体不行，具有国际政治组织形式和世界政府外表的联合国也不行。因此，鲁格曼最后所证明的结论是：全球化的时刻不是没有到来，而是正在消失；作为一个人类神话，它实践上从来就不曾真正发生过，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很难实现。那些以为全球化将会伴随着新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时代的来临，终将成为人类世界现实的理论家们应该明白，如果说，他们所描绘的全球化仅仅是指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行为，那么，这种全球化的实践经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亚洲、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便已然出现过，甚或辉煌过，它并不是一种现代性的人类经济事件。如果说，全球化是指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全球一体化，那么，鲁格曼通过自己的详尽而具体的实证经济学研究（从其著作的第3章到第10章）证明：人们所谈论的全球化，其实不过是具有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运作方式的区域化，而且还仅仅是经济的区域化。最近在一些思想家的头脑和观念中浮现并日趋鲜活的那种全球化，正在或已然终结。
四
关于鲁格曼的“全球化终结”理论，还有许多堪称精彩的论述分析，诸如对国际互联网这类被全球化思想家经常用来证明其肯定性结论的当代科技事实或知识经济的证据，鲁格曼则将之视为当今无政府主义的新型表现方式——即所谓“网络无政府主义”，而任何无政府状态下的全球化都是不可想像的。关于现今有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的各种国际环境保护组织，虽然也常常成为人们预期全球人类正越来越多地分享一种普遍性生存与发展理念的基本理由，但鲁格曼却由此见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并不代表任何超越国家政治和区域文化的全球化制度的形成。相反，它们所寄托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信念并不弱于某些地方性的政治组织和文化组织。当今德国绿党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比如，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执政）可为显证。如此等等，不宜赘述。
鲁格曼对全球化的否定性立场及其提供的证据和证明是否真实可信，不是我在这里能够立刻判定的。我相信不同的读者将会在读过他的这部作品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至少是形成某种初步的印象和判断。
我想说的仅仅是个人的两点看法：
第一，无论鲁格曼的理论观点如何，他的的确确提出了一些严肃的思想课题：现代人类究竟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追求是否真实可能？鲁格曼近乎悲观的否定性结论未必能够为许多读者所接受。但他的研究至少提示着人们：在追求某种社会理想时，所需要的不仅是热情和想像，更重要的是理性和实践，是立足于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切实行动。
第二，对于全球化这样一种极其重大的人类社会事件的思考，不仅需要一般的人类理性和经验，更需要具体科学的实证考究，需要公共的事实证据和理论讨论，因为它关乎人类整体，关乎人类生活实际。
早在20世纪初，两个极为重要的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他们创立自己独特的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哲学时曾经立下一句名言：“回到生活事实本身！”今天，面对全球化的时代议题，我们也许需要重温他们的哲言，着眼于面前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事实。笔行到此，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几乎同时找到的两本书，那是我为撰写学位论文所索查到的两本有关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专著，一部叫做《主体性的凯旋》；另一部叫做《主体性的黄昏》。
面对上世纪前期西方世界轰轰烈烈的现象学一存在主义哲学运动，两位研究者做出了迥然不同的判断。出于某种难以解释的思想心理，我选择了一种积极的主体性哲学理念作为我学位论文的主题，在思想上认同了前一作品的观点；同时却又选择了后一部作品作为我翻译的对象，并为之竭尽心力。这种两面兼顾的做法，曾经受到我的一些朋友的质疑，他们说，我没有能够将自己的真实思想贯彻到底。很惭愧，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令他们满意的答案。如今，我似乎又在重复自己的思想历程，虽然这种重复的内容有所不同，毕竟同样承受着某种类似于后现代思想家所说的aporetic思想紧张。我不期望释解这种思想紧张，只求在紧张中认真思想。因此，虽然无法摆脱外行人的学术身份，我仍然对鲁格曼的这部《全球化的终结》抱有强烈的思想兴趣，并对其中译本的出版寄予自由思想与自由言谈的希望。
急就于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
（[英]阿兰·鲁格曼著：《全球化的终结》，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