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已告诉我们，作为生物进化的更高阶段，人类及其生活原本就处在一种开放进化的状态，而其所以能够领先进步，在于人类的进化本身是选择性的。选择或者能够选择是人类理性的证明。这一点已成为现代性理念的核心——理性的不断完善（作为“进步”一词的同义语）与进步的不断理性化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标志。
不过，德里达提醒我们，所谓“现代性”不过是神话给理性让道，而理性的理性正是暴力，因为理性在选择理性时，必然是对暴力的“施暴”。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代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乎都把市场经济看做是最具人类理性精神的经济生活方式。就市场经济通过对最优化生产效率的目标寻求和商品价格合理化的调节等方式来实现资源之最佳配置来说，它的确是最合乎理性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同样不是自发的，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生活方式，它同样是人为的产物，同样需要有规则地进行，无论将其规则系统称之为“丛林规则”，还是叫做“合理性规则”。那么，由谁来制定或者实际上是谁在制定规则？规则本身的合理性又靠什么来确保？西方自由主义的经典解释是，规则由参与游戏的各方共同制定，其合理性的维度由参与各方通过反复的协商、妥协和一致同意来保证。
可是，这种被称为“社会契约论”的解释，并没有也难以说清楚亚当·斯密揭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的魔力在于它似乎只愿意遵循“丛林规则”，进入并推动市场的资本只以利润为目标。对于资本的拥有者来说，利润具有色情般的诱惑力。因此，利润追逐下的市场如同战场。华尔街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冒险家和强者。市场的规则和秩序并不具有真正的平等基础或一致认同，即使我们接受罗尔斯关于公平正义的原则源于“原初状态”（作为达成契约的起点）下的“无知之幕”（作为让契约各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理想假设）的学理 、解释，也没有人能够担保市场规则和秩序的过程公正与结果公正。对此，马丁和舒曼真正是有理性的。他们洞见到，20：80的社会实质上不过是“五分之一的社会”。因为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资本竞争的经济，市场是投注资本的赌场（所谓“卡西诺一资本主义”或“赌场资本主义”[casino-capitalism]），因而资本的拥有量和使用方式实际决定着进入市场的各方所处的地位和可能取得的结果，这使得富有或资本本身就具有权力的性质（至少，“在富裕沙文主义者中间，富裕是一种权力”），所谓自由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一种“充量化”（maximization）的功利主义＋权力扩张的两极化逻辑：在一般情形下，原始资本越多，意昧着可能获得的利润越大；反过来，利润越大，意味着再生资本越多……如此无穷递增或者递减，终使强弱贫富两极分化。据刚刚召开的联合国特别会议报告，目前，占世界30％不到的人占有着全球70％以上的财富。这一事实确切地解释了马丁和舒曼的“五分之一社会”的概念含义：少数人的社会即是强者的社会。
在强者宰制的世界里谋求全球一体化，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民主和公正。市场经济的确最合乎人类的自由天性，自由竞争也的确是最能生发创造活力并因而创造最大效率的经济生活方式。但自由是否平等？是否必然蕴涵着社会民主？自由竞争是否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效率？或者退一步说，是否能够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利益？仍然是成问题的，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全球化的话语语境中来追问这些问题时，疑惑就更大了。
马丁和舒曼的否定性断言非常激烈：新经济自由主义把非调控化（非国家干预）、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当做全球一体化的三支令箭，实际上决定了这场全球化战争必然是以强凌弱的征服。由于市场经济只信奉一套“狼的规则”，因而失去必要的国家调控和规范，市场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强者可乘之狂奔，弱者则只能遭其蹂躏。于是，“获利的少数”与“失落的多数”便成了平等的现代注脚，所谓“全球化的胜利将会使所有人受益”的动人演说，对于数十亿的失落者来说“简直是一种讽刺”。按照这种既定规则进行的全球化游戏，只会“把民主推入陷阱”。“民主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如果借以实现民主的规则本身并非民主的产物，而是强者意志表现，那么民主的过程就是不可想像的。同样，在缺乏平等前提的全球化自由竞争中，“正义不是市场问题，而是权力问题”。其目标所指也不是正义秩序的重建，而是利润和权力的争夺，而且很可能是一场不要卒子（弱者）、只存在于将帅（强者）之间的权力角逐。事实上，马丁和舒曼已经看出，劳动市场的全球化正迫使大量的生产者变成了棋盘上“闲着的棋子”，甚至在西方福利国家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劳动牺牲”。一百多年前被马克思等革命思想家寄予深厚同情的无产阶级及其罢工反抗，在越来越强大有力的国际资本的权力角逐中，不仅显得越发软弱无力，而且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解雇的借口。全球化似乎杜绝了劳动者发动革命的可能性而只剩下日益纯粹的强者之梦。
不均衡和不公正不单是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特征，而且简直就是其内在目标本身。均衡或公正意味着参与经济竞争各方的平等正义，然而竞争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均衡。不均衡才是强者获取权力、显示权力和最终实现权力欲望的必要条件。由于对强权和利益的追求成为全球化经济运动的根本驱动力，更由于这种全球一体化运动的起点原来就极不公正，因而，没有人敢期待它将保证游戏过程与结果的公正。因为其游戏的规则只可能有利于强者，甚至它们原本就出自强者之手。这一点也许是《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对全球化最感悲观和忧虑的主要原因所在。作为欧洲公民的他们已经深深感觉到单极世界的巨大威力，没有了东方集团的世界并不能简单地被看做是整个西方集团赢得胜利和显赫的历史性机遇，实际上它仅仅是美国这位仍然留在国际拳击台上的拳击手自由展示其力量的特殊机会。作者的判断值得深思：“全球化被看做是世界市场力量的解放，从经济上使国家失去权力，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地推动并维持的过程。”只有美国才能促使日本政府对进口商品开放国内市场；也只有华盛顿政府才敢对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的事务越俎代庖，摆出“世界警察”的姿态；当世界各国或地区都面临着丧失主权、变成全球化过程中“繁荣的飞地”（即所谓“本国领土内的外国土地”）之新殖民化危险时，仍然只有美国能够成为“最后一个能像以前一样保持高度国家主权的国家”。美国似乎成了全球平民化时代的“最后的贵族”，成了世界民主运动的一个例外。眼见的事实是，“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一体化制定规则”。美国既是全球化游戏的主角，又是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还是这场游戏的主裁判。由此推出的结论只能是：如果全球化真的是一个陷阱，那么这个陷阱的设计者正是美国。
事实应验并在继续验证着作者的上述判断：财大气粗的美国充当了解决墨西哥金融危机（它被一些国际金融家们称为全球化的第一次危机）的救世主；即使是强大的日本和联手抗衡山姆大叔的欧共体（欧盟），也不得不在一次次日美或欧美的贸易战中滚下擂台。如果说这些事例还不足引证的话，那么，刚刚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应该可以让人们相信上述判断了。美国人几乎是全权代表了欧洲人来处理“欧洲事务”（准确地说，是一个欧洲国家内部的民族事务），而其处理方式和行事风格又是如此地令欧洲人自己“羞愧弗如”而又“心向往之”。
上千架无比先进的飞机、数以万计同样是先进无比的各式导弹、用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导弹轰炸仅仅值几百美元的“战略目标”的豪华黄金战……怎么能不让欧洲的帮手们（老天在上，但愿历史的记录不会把“帮手”写成“帮凶”！）瞠目结舌？的确，美国已然成为全球复杂而混乱之局面中的“最终秩序因素”，或许真的如作者所言，这“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统治，也不是由于它的军事优势，而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美元确实已经成为国际武器，美元汇率也确实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判断标准（精明的香港股民用一句生动的比喻深刻地诠释了这一点，他们说，华尔街打个喷嚏，香港就感冒好些天），甚至于连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微软和IBM的计算机软件……都已经成了全球化的商标或全球化标准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一种宰制性的权力，一种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如此说来，美国是惟一不惧怕落入全球化陷阱的国家，因为只有设陷者自己知道陷阱的所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就于北京西郊悠斋
（[德]马丁、舒曼著：《全球化陷阱》，张世鹏等译，冯文光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原刊于《读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