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谈买书
买“书”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也不是派某某总务科的工作人员，出去到书店里跑一趟就能解决问题的。买“书”是要花费一些工夫的，是要有些经验的。就个人说来，在书店里东张西望，东挑西选，其本身就有无穷乐趣。
到布店里买花布，还得东挑西拣，何况乎买“书”。“书”是多种多样的，花色最为复杂。有中文书有外文书。中文书里又分新书、旧书、古书，平装书、线装书。文艺书、科学书，经书、子书，和史部书、集部书等等。外文书的门类更为繁多了，除了文字的不同，像俄文、法文、英文、日文等等之外，又除了大批的文艺作品之外，单是自然科学一类，就有无数的专门项目，非搞这一行的专家来挑选，是连“书名”都不会弄得明白的。买外文杂志，更为麻烦，也必须经过专家的指定，方才可去订阅。否则花了大价钱，买了回来，“张冠李戴”，全无用处，未免要一场懊丧。国家的外汇不应该花得这样冤枉！
且说，自从提倡向科学进军以来，各个学术研究机关，各个大专科学校，都在大量的添购新书，特别是新成立或将要成立的研究机构和学校，买“书”
更为积极。他们常派了专人到北京和上海来买“书”。来一趟，总是满载而归。
不要说新书了，就是古、旧书也有“供不应求”之慨。一家古书店印出了一册书目，不到几天，书目里的古书，不论好版、坏版，明版、清版，全部一扫而空。有若干种书，仅只有一部的，却同时有好几个单位来要。“到底给谁好呢？”
他们常常这样的迟疑着。比起去年“门可罗雀”的情况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看看他们几家老铺子的书架上，陈年老古董已经出脱得差不多了。架上渐渐地空虚起来。他们有些着急。“来源”问题怎么解决呢？而买的人还是源源而来，而且气魄来得大。
“你们这里一共有多少书？”一个外来的顾客向刚开张三天的上海古籍书店里的人问道。
“有十五万册上下。”
“这十五万册书，我全要！请在几天之内就开好书单，我好付款。”这家店里的许多伙计，乃至经理等，全给他吓唬住了。只开张了三天，而“书”全卖空了，以后将怎么维持下去呢？而这一大笔买卖又难于推却。怎么办呢？大费踌躇。下文不知如何？好像是不曾成交，而被他们用婉辞给挡回去了。否则，那家“古籍书店”不会到今天还开张着。这位黑旋风式的顾客，可谓勇敢无比，大胆之至的了。在那十五万册古书里，有多少复本书，有多少没用的书，有多少种的书，非对某种科目特别有研究的某些专家是根本上用不着的，甚至也不会看得懂的，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古脑儿“包买”了下来。前几年，有过这么一回事。每到年底，某某机关或某某大学，购书的经费有剩馀，就派人到新华书店，不管有用没用，每部买个一本到三本。“我全要！”如闻其慷慨之声。更干脆的是，“替我配个三万元的书！”于是，每年在新华书店积压不销的书，至此乃出清一大部分。听说，上述的那位顾客是替一个正在筹备中的大学买“书”
的。而那个大学在开头几年之内，还只办“理科”，没有“文科”。那末，买这十五万册古书何用？是为了“未雨绸缪”，生怕以后买不到？
又是一个笑话。一个买主到了上海来薰阁，看见一堵墙面的几个书架上还满满地堆满了古书，就问道：“这些架上都是些什么书？”
“是集邵书。”
“是集部书，我全要！”口气好大！也不知后来究竟成交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长陶孟和先生告诉我：有某一个设在外省的研究所，派人拿了好几册国际书店印的外文杂志目录，要求图书馆替他们全部预订一份。
如闻其声：“我全要！”但全部是三千多种呢！门类复杂得很，也有些只是“年报”或“会务报告”性质的东西，买了来，根本没用。陶先生翻了翻，就把他给顶回去了。
“要好好地挑选一下，不能全买！”
这个态度是对的。要有一个“关口”，审查一下那些乱花钱、乱买“书”的莽汉们的所作所为方是。否则，笑话还要层出不穷。闹笑话倒不打紧，损失国家有用的资金，积压应该供给别的专家们的研究的资料，那才不是“小事”呢。
我建议：如果要买“书”，书目非由“专家”开出不可。各研究单位或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只是综合了各位“专家”所开的单子去“买”书而已。就是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时时请教当地的专家们，了解他们的需要，再动手“买”。
没有拿“书单子”而来买大批“书”的人，不论新古书店或国际书店，均可以有权给他门顶回去。
“要买什么，请拿书单子来！”
开得出“书单子”来的，那便是一位专家，或至少是一位接近于“专家”
的颇有道理的、有些专门修养的人了。
谈访书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活对访书者说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哪里没有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呢？只要有心去访求，一定可以找出不少好东西来的。我在广州图书馆里，就看到宋版的《杨诚斋集》，那是清末从日本流回广东的。向来《杨诚斋集》只见抄本，未见宋刻本，虽然这部书破烂得很，却是一个最晶莹的珍宝。广州图书馆从论担称斤的书堆里把它救出来了。如今是，物得其所，广东省把它送给北京图书馆，成为其中最好的宋版书之一。最近，北京隆福寺的文渊阁，从福建找到了不少抄本的好书，其中有一部章潢的《图书编》，是明抄的，有彩图。还没有仔细地和明刻本对读过，不知其异同如何。但可肯定的是，这抄本比刻本早，彩色插图，尤为重要。虽残阙十多册，北京图书馆亦收之。我也得到了三册《闽产录异》，二册《海错百一录》（均郭柏苍著，光绪间刻本），虽是近刊，却极不多见，以其是第一手的材料书，故收之。研究海产和南方的动植物者必当一读，有许多记载是第一次见之于这两部书里的。
搜集革命文献的人更常常在破烂纸堆里找到极有价值的图书资料。也是最近，北京同文书店得到了全套的《妇女日报》。他门极为高兴。这家书店的主人刘君，对于这一门文献，特别有研究。他曾从四川，从两湖、两广，从没有人注意的地方，耐心地细致地为国家得到了很多好东西。像那些的深入探索，不怕费时费力地去访求，我们的工作同志们似乎是不大有其人的，把书送上门去。
有时还嫌其多事，摆出“老爷架子”，呼叱指责，动不动便戴之以“暴利”的帽子，怎能不把他们的访书的积极性，弄得像把一盆冷水泼在热炭上似的烟消火灭了呢！所谓“访书”，是应该细心地耐心地急起直追地去访求的。作为一个为图书馆采访的干部，一个负责国家搜集文献的部门的人，绝对地不能坐在家里等人送书上门。那样的老爷架子千万摆不得。那是十足的官僚主义的表现！至于送上了门还要嫌其多事，那末，那样的人物是没有资格从事于这一部门工作的。
我自己十分地困惑：为什么我去年冬天到了苏州，就会发现苏州那里有三个地方在论担称斤地把古书卖给了收废纸的人，其中一处就在城内。为什么我今年春天到了杭州，也就会发现同样的事件发生？这岂是“适逢其会”！在我未到之前，或在我离去之后，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类的事件是在不停地不断地发生着。苏州的文物干部问我：“难道《绅缙录》一类书也有用？”我说：“有用之至！这些书是原始史料的一种。”他说：“某处已经都称斤作废纸去了，足足有几大堆。”我问：“追得回来么？”他摇摇头。常熟翁家夹巷里的古书，已被卖给收废纸的了，急急地去追录，只追回来一小部分。杭州吴煦家里的太平天国的和其他有关帝国主义者们侵略的资料和档案，已被卖作废纸了，亏得杭州某书店收了大部分下来。而未被某书店收下的七八百斤的资料，却已被造成纸浆，无法追回了。这是应该“传令嘉奖”的事，却反而大受批评一顿。有好些地方的同志们，平时高枕无为，自己绝不动手，耳无所闻，目无所见，等到有人“发现”了什么，便摆出“权威”面孔来，抬出“保存地方文献”的金字招牌，禁止出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之内流通，怎么会叫做“出口”？有某一个省，知道了北京的书店的人去买了不少书，就说：“不许动，我们自己要买的。”他们到底买不买呢？其实只是“禁止出口”而已，他们自己未必买。但当地古书店的收书的积极性，就受到很大的打击了。
我建议：凡到各地收古旧书刊的人，都应该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和鼓励。凡收得好书、好资料的，就应该加以表扬。当地如果的确有需要，可以转向他们购买下自己所需要的那一部分，完全不必要摆出那一副“禁止”、“不许动”的官僚架子。凡是能够发现好书、好资料的人，就是对国家的科学研究事业有功劳，就应该加以协助和鼓励。我们没有力量、没有时间去发掘出好书、好资料来，而那些古旧书店的收书的专家们，却能发挥其特长，为科学研究事业作出有效、有益的贡献，怎能不加以表扬呢？自从提倡科学研究和古旧书店公私合营以来，书店的营业顿时兴旺起来，好书、奇书，有用、有益的书，从前轻易看不到的，如今竞不时的出现了。像《石仓文选》（明曹学俭辑）就是新出现的一部好书。最全的一部《石仓诗选》，已被我们不肖的子孙卖到海外去了。我着意搜集此书，将近三十年，已有三大箱，所缺尚多。北京图书馆藏的那部《石仓诗选》，也不全。而这部《石仓文选》却很少有人知其名（李之鼎《丛书举要》著录）。虽只二十卷，而其中好资料不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近来好书的确是像山间的清泉似地涌流不息。明刻本的《西游记》和《封神传》也已出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的收书专家们都已深入江南、湖、广的乡间去了。我们相信，他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收获的。
访书之道，亦不限于收书专家们的四出访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大路，我们正要走而未走。二千年前，汉成帝就曾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派遣若干的“访书”工作团呢？在土改里，在接收各个机构的藏书时，有不少是被保存在各地文化馆里，乡、区、镇的人民委员会里，县的财政科里，其中，有的是胡里胡涂地被当作废纸卖出去了；有的是被废物利用，反折过来，当作习字簿或账簿去了。最好的运命是被封存起来，以待处理。那些被封存的图书，究竟数量多少，很难估量。但为数极多，是可想象得到的。我亲自见到的被封存在莆田文化馆里的书，就有四万多册。最近，据江西省的文化干部报告，他的省里有万册以上图书的文化馆就不在少数。假如，全国有二千个文化馆或其他保存书籍的地方，每一处以一万册计，则已有二千万册的图书可以得到了。这二千万册图书的获得，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将有多么大的作用啊！而这些被保存的图书，如果不及时地加以集中，加以整理，加以使用，则必将于短时期内有散失或霉烂之虞。举一个例：苏州同里镇的人民委员会的财政科（？）里就保存了很多的古书、古画，全堆在地上，有的已经开始霉烂了。立刻就得开始工作！我建议：由中央组织十个或十个以上的“访书工作团”，每团只要一二个干部，组织古旧书店里的三四个收书专家们，一同到各省、市甚，再加入各省、市的文化部门的工作同志们或专家们，就可以成为若干的分团了。他们分头工作，不出几个月，至少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一定可以告成的。
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老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这不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什么！应该起而立行，克服一切困难而立即开始！何况这个工作并不会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呢。
谈整书
最苦恼的是找书。我常常说，如果有书而找不到，还不如到图书馆去借更方便些。但说起图书馆里的“书”来，实在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谈起好。图书馆里的“书”，找起来又何尝是容易的事！有些朋友把图书捐给北京图书馆之后，自己要用，再去借，却再也“找”不到了。有一位管普通书的人对赵万里先生说：你们尽量把书挑选到善本部去吧，算是救出了它们。在我们这里是“冤沉海底，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见天日”。的确，一箱箱，一捆捆，一包包的书，东藏一批，西放一批，有时还要像老鼠搬家似的被赶到东，或被迁到西。足足有一百八十万册的图书，没法整理、编目，与读者们见面，供研究者们使用。
其中，不完全是中文古书，也不完全是复本的“朱批谕旨”之类，尽有很重要的，现在正在需要的图书，甚至包括若干新的俄文书籍在内。有一位外国专家到北京图书馆参观，问道：
“你们馆里藏了多少册书？”
“有四百万册上下。”馆长答道。
“有多少册已经上架了呢？有多少册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阅读的呢？”
馆长答道：“有二百二十多万册已经上架，已经整理、编目，可供读者们的借阅，其余一百八十万册还没法整理。”
“那末，”那位专家说道，“你馆的藏书数量，只能说是二百二十万册，不能说，是四百万册。”
这是很尖锐的批评，也是很正确的意见。不能流通使用的书，的确难于统计到图书馆的藏书数里去的。更惨的是，有的书，因为长久搁在箱里，十多年不见天日，有一次偶然开出几箱出来看看，箱里的书却已经碎成纸屑，没法收拾的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