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皇朝变脸影戏弥难
古往今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对于文化艺术的政策总是多变的实用主义，鼓励与限制相结合。清朝定鼎中原之初，相对有了一个平静的社会环境，康熙乾隆时期各种文化艺术曾一度繁荣。皮影艺术也不例外。有史料可查，那时京城的皮影很受青睐，一些王公大臣也私养影班，或是置办影箱以供演出，甚至皇宫里也有了皮影之声。
到了清朝中晚期，皇家却变了脸，对皮影艺术大加限制，甚至进行镇压。据史料记载，嘉庆、道光、光绪年间都出现过限制、镇压皮影演出的现象。据《中枢政考》记载，嘉庆四年五月，内奉上谕，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许私养戏班，以肃官箴而维风化。
从嘉庆这条禁令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此之前，各省督抚司道衙门都有养戏班者。这当然也包括影戏班了。至于嘉庆为什么忽然变脸，这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了。当时的形势是，以白莲教为组织的农民起义波及到全国各地，直接震动了清廷。这是满族入关以来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这也是清王朝高压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一些王公大臣向嘉庆皇帝上本，说皮影戏更为危险，他们多在夜间演出，聚众宣传，用皮人皮马兴妖造反，百姓迷信者甚众。嘉庆皇帝最怕黑夜聚众，便下了禁令。
《培远堂偶存稿文檄》中更有明确的记载：陕西省向有夜戏恶习……
影戏必在夜演，亦聚集多人，皆足滋事，嗣后须一并实力禁止。违者乡地会首及戏班之首一并重处。
在国家动乱，王朝受到威胁时，皇上最怕的是聚众，而且是在夜间。
民国问有人在台湾发现了一块碑，碑文亦有“毋许演唱影戏”的字样，可见嘉庆皇帝是多么重视此事。
到了道光时，清朝的国运日衰，道光皇帝更加注意民间的聚众活动，甚至以“国服”为理由，对违反禁令的大臣进行了处罚。据《大清宣宗成皇帝圣训》载：道光二年闰三月甲辰，上谕内阁：此案已革密云副都统阿隆。阿以二品大员……于国服内，在署演唱影戏，辜恩负职已极，部议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实属咎所应得。
另有一案，也因影戏所致，文载：佐领富升以职官在市观看影戏，并与兵丁揪扭，有玷官箴，著即革职。
这两个官员一个被流放，一个被革职，皆因影戏。一个是因署内演影，一个是在街上看影。可见道光皇帝严厉至极。
到了光绪年间，皇帝对皮影更加深恶痛绝。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起义，这比嘉庆、道光间的白莲教造反更为激烈。这时候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当权，她对义和团运动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先是利用后是镇压，皆为了保持她的地位。那么对于皮影艺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她在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严格下令禁演皮影，内中有话说：国有大难，民无天良，若再演影，点火烧箱。
她说的“国有大难”，即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她和光绪皇帝逃出北京。她说的“民无天良”，可能是指义和团不听她的号令。皮影戏也一样，外国人把她赶走了，你还唱什么影？这样一来，皮影艺人遭了厄运，四散逃离，走出京城。
皮影是民间的艺术，老百姓喜欢的东西，无法彻底消灭。皮影艺人流入乡村，照样偷偷地演唱。可是各地府县也有榜文，皮影艺人随时有被抓捕的危险。
永平府知府游智开谨奉上谕，到处禁演影戏。他更别有发明，将皮影艺人定名为“悬灯匪”。为什么叫悬灯匪呢？因为皮影演唱时，台上点黑油灯，七根火苗的油灯悬挂在蓬顶。故而称为“悬灯匪”。
游智开把皮影艺人归之为匪类，所以抓之更有理由了。一时间永平府内皮影艺人到处被查，一片恐怖。但在永平府内，可以“通天”的豪门望族较多，使游大伤脑筋。乐亭县的五大家庭影班照办不误，官府也不敢缉拿。这里成了皮影艺人的藏身之所。最胆大的是崔家，这时是崔右文当家，他养的影班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更壮大了。
崔右文，人称崔八厮，他为人好乐，幽默风趣，而且是个“咬舌子”（结巴）。他巧妙运作，上下勾通，终于在一天夜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的影班带进了游智开的内宅演出。这使游智开大吃一惊，但他惧怕崔八厮，因为他在京城内有王爷的后台。另外，事已至此，游智开有口难辩，只好顺水推舟了。第二天游智开命人撕了“捉拿悬灯匪”的告示，皮影艺人得到了解放。再后来，内忧外患的清政府无暇顾及禁影的事，皮影艺术又在农村乡间恢复了演出。
七、国破家碎乱世悲音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人民迎来了新的希望。永平地面的滦州，是响应武昌起义的重镇，爆发了滦州起义。这里的人民亲眼见到在滦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但不久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军阀混战所取代，中国又沦入了长达近20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北京的总统督军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换，炮火连天你争我夺天无宁日。在军阀混战时期，昌滦乐地面成了直奉交战的主战场，两次直奉大战都在这里发生。这样的国运还谈何艺术，乐亭县的50多个家庭影社渐渐销声匿迹，影匠们惶惶不可终日，只有躲在家中种地或做小本生意。
乐亭影匠杨荫庭躲在家里做豆腐卖，一日晨起点火熬浆，忽进来一大汉。来人便是军阀张宗昌，战败了只身逃了出来，要求杨荫庭把他送到海边，找只船从海路去天津。杨荫庭答应了他，便以“走箱”为名，把张宗昌装到影箱里，暗带到海上。张宗昌从海路去了天津，后来在天津重整旗鼓，由奉系投靠了直系。杨荫庭曾抱着幻想去找过他，但张宗昌只顾得打仗争地盘，哪顾得影戏的事。杨荫庭回到乐亭，聚集了一些穷影匠成立了“杨荫庭班”，不久也被炮火轰散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在土肥原贤二策划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离东三省，日本侵略者统治了东北，成立了伪满州国，改长春为新京，改沈阳为奉天，在东北制造和平繁荣的景象。受到诱惑的昌滦乐的影匠们便抛家舍业背井离乡，纷纷去了关外。那时候山海关由日本宪兵把守，乐亭影匠们坐火车到这里，受到百般刁难，一定要唱段影才能放过，否则就挨警棍。一个著名的影匠曾用“三顶七”的形式这样唱出他们的遭遇：慢动手，且消停，早知挨打，不上关东，乐亭人好乐，谁都会哼哼，高粱棵里太平，铁道边上有狼，让我过去我过去，不让过去回乐亭。
影匠们沦落到这般光景，实在凄惨。而他们到了东北，才知道那里并非日本人宣传的那样，唱影需要严格的审查，而且收费很高。今天，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衡量当时的影戏艺人，他们在日本铁蹄下卖艺，第一是为了生活，第二是自身热爱着皮影艺术，所以只有忍辱负重地演出。
日本人很是重视皮影的，他们成立录制公司，把当时影界翘楚的唱腔都录制下来，拿回国内赚钱，当然也把皮影艺术传输到了日本。当时有名的日本唱片公司有“百代”、“胜利”、“昆仑”、“宝丽”等。唱片到了日本，卖得很快，很受日本人欢迎，于是便有人邀请皮影艺人到日本演出。
著名的影匠李秀、张凤阁、赵紫阳等人都曾经去过日本演出，引起不小的轰动。
出关从艺的影匠们终年在大城市里，那里在日伪的统治下到处充满了糜乱和邪恶。艺人们远离家乡，心情郁闷，很容易陷入其中，他们有的吸毒，有的嫖娼，年纪轻轻，艺术如日中天，却让那个罪恶的环境给扼杀了。皮影净行名角宋宝，因生活不检，病死在哈尔滨；生行名角张占科因吸毒殁于沈阳；著名净角马荣久不忍凌辱，吊死在白城子；孙品卿、陈奎章、齐怀等人生活不能自保一，以卖破烂度日。当时的皮影戏大有人去曲终之状。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只能痛恨那段罪恶的历史，岂止是几滴清泪可解？
没有去关东、艰难维持在燕山腹地的皮影艺人同样遭受着非人的厄运。著名皮影旦角康雅亭，1943年在唐山一个茶园演出，因为演了《岳母刺字》，内中有违禁的唱词，被伪军告密，日本宪兵便把康雅亭等人抓去关押，不久又塞入闷罐火车运至大连，再被送到日本，当了劳工。日本人给他加的罪名是破坏“大东亚圣战”。
康雅亭是乐亭徐家店人，自小从艺，唱红之后与齐怀、李秀等人合作，1935年去上海的胜利唱片公司灌制了11张唱片。这些唱片早已传到日本，日本军部便不把他当劳工使用，让他继续唱影，康雅亭拒绝了。
日本军部很恼火，把他押到北海道挖煤。劳工的生活极其恶劣，康雅亭的身体很快垮了。日本寮长对他说，只要你能答应唱影，马上给你白面馒头大米干饭。康雅亭仍然倔犟不允。他说，我是1899年生人，1943年我就死了，我很想念老家徐家店，还有我很多唱影的朋友。这是他被抓到日本一年以后的话，不久，他被折磨而死。临死前，他艰难地爬出寮门，爬到海边，望着海水，把保存多年的影卷《打銮驾》扔进海里。这是他成名之作。
康雅亭的唱腔音质甜美，娇、媚、水、脆，在《打銮驾》中一牌子夸兵的“十字锦”，余韵流芳，至今仍无人能超过他。
国破家碎乱世悲音，这是皮影史上最大的悲哀。
八、同仇敌忾战斗里成长
在日本侵略我国的八年里，皮影艺术备受摧残，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日益壮大，有一部分皮影艺人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说起来这些艺人们参加抗日，起初也是出于偶然。
1943年夏天，中共冀东特委在燕山的一个山沟里住着。夜间忽然传来四根弦的声音（那时候，影匠开台不打通儿，恐怕被日本鬼子听见，往往开台便唱）。特委的同志便出来观看，见台下聚了那么多观众，个个聚精会神的样子，这让特委宣传部长吕光得到了一种启发：皮影戏是受老百姓欢迎的艺术形式，不正是宣传抗日、凝聚抗日力量的绝好工具吗？
于是吕光找到了艺人苏旭，苏旭又联络了苏勉、张茂兰、巩秀波等人，大家一致同意参加八路军队伍，为抗日出一把力。1943年冬，中共冀东特委批准成立了“新长城影社”，典礼仪式在燕山脚下古长城边一个小山村举行。影社成立后，冀东特委委任陈大远、山樵（时任《救国报》编辑）担任政治指导员，委任木子厚为社长（属于连级建制），并给皮影艺人发了军装和武器，平时排练演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了安全，特委还派了一个战斗连保护皮影社。这对皮影艺人们是个很大的鼓舞，人人心里乐融融的，对自己成为八路军的一员，感到光荣。新长城影社的活动，影响很大，受到抗日军民的欢迎。1944年，冀东军分区十二团政治部主任程乐天和政委徐治，又在滦河东岸的孤竹国旧地、永平府府址的卢龙县成立了“抗日影社”，派卢和为社长，李云亭为政治指导员。影社原来只有6人，成立后的第二天，就发展到12人。影社成员发给军人证章，按连级干部待遇，除供给演员自己生活外，还给家属特别优待。
紧接着，滦河流域各县都相继成立了新的影社，为抗日救国服务。
他们活动在燕山腹地，滦河三角洲地带，为抗日救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冀东特委宣传部特别注重新剧本的编创工作，组织力量进行创作，不久便编写了许多出单本影卷。当时最流行的抗日影卷有《田玉参军》、《齐心杀敌》、《潘家峪》、《国害家仇》、《春秋镜》等，这些从现实生活中就地取材、创作出来的影卷，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富有极强的战斗性，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