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号的命名很讲究，郡望往往可以用作堂号，但堂号却不能用作郡望。也就是说郡望名称比堂号名称的外延大。一个姓的郡望可有一个或几十个，而一个姓氏的堂号往往有数百个，例如：张姓郡望有：清河郡、太原郡、范阳郡、京兆郡；张姓堂号有：百忍堂、清河堂、孝友堂、冠英堂、敦睦堂等。
从功能上说，堂号主要用于区分姓氏、区分宗派，扬善抑恶、教育族人。
同姓的堂号虽然多，但也不是随便取名，根据堂号取名依据和其用意不同，堂号的取名大致有以下几类：根据本族姓氏或本族姓氏的发祥地取名。如福建、台湾等地的庄姓堂号多用“凤田堂”，因为凤田是该族的发祥地。
根据本宗祖先所具有的美德命名。如吴姓的祖先是周朝时吴国始祖太伯，太伯有让位给兄弟的美德，故吴姓堂号有称“让德堂”的。又如：唐朝时期，张公艺家族九世同居，这对当时的世风影响很大。唐高宗亲自到他家请他介绍和睦相处不分家的经验。张公艺拿起笔来写了100个“忍”字呈给高宗。高宗很佩服，奖励了张公艺100尺绸锻。这就是张氏“百忍堂”的来历。
根据祖先的官称、爵号或别号等取名。如陶姓的“五柳堂”来源于陶渊明的号“五柳先生”。白姓的“香山堂”来源于自居易的号“香山居士”。
在炎黄子孙寻根认祖的活动中，堂号也是重要的依据。
故有人称郡望是寻根的“长程”线索，堂号是寻根的“短程”线索，因为堂号能够追溯的时间和血统范围要比郡望更具体。
比如漳州和台北都有名闻遐迩的陈氏宗祠“德星堂”，平和与台中都有林氏宗祠“培选堂”，南靖和台南都有张氏宗祠“德远堂”，等等。
中国古姓的秘密
姓氏学家一般都把姓与氏合一前的姓称为“古姓”。从时间上讲，在秦始皇建立秦朝之前出现的姓都是古姓。古姓主要从上古各族部落的称号转变而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列出了十二古姓：姜、姬、姑、赢、姚、妫、坛、损、妩、然、嫂、嫫。为什么我国古姓多加女字旁？解释这个秘密，有“从女派”和“从生派”两种说法：
从女派认为：因为姓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产物，作为同属一个血缘部落的成员，都以母系血统的标识称号为姓。进一步讲，古姓正是带这个“女”旁，使后人默默地追溯着上古女（母）权的荣耀，所以古姓中多加女字旁或包含女字。
从生派认为：姓是生身的标识，表示“因生以赐姓”。古人凡有姓者，最初都因为诞生而得姓。从生派指出，“姓”在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都作“生”字，而写成“姓”字则是战国后期的事了。之所以古姓加“女”旁，是因为当时女子嫁到外族后必须用本族的称号（族姓）以示区别，形成习俗，并非是母系本位制的产物。
中国因避讳而改姓对姓氏变化的影响
姓名避讳，就是臣属对帝王、子女对尊长不许直称和直写帝王、尊长的姓名。比如：
以改变读音的办法来避开帝王的姓名，这是避讳改姓对中国姓氏影响的一种方式。比如帮氏，相传是孔子弟子邦选的后代的姓，这个姓读作“国”音，是因为汉高祖叫刘邦，如果按“邦”的本音读就是犯讳了。
《辞海》中解释：“苟况：又称苟卿或孙卿。”为什么读为“孙卿”呢？这是汉代的读法，因为汉宣帝刘询之名与苟况之姓的读音正好一样，所以那时的人就把这个字的读音改变了。
避讳制度源起先秦，从那时起，凡与封建帝王姓名相犯的字，甚至与之音同或形似的字，都得再改姓氏。比如秦亡之后，项籍称霸，姓“籍”的人为避霸王名讳，只好改姓为“席”。
避讳改称的姓氏，少量是原先已有的，大多是新造的姓，并且常以各种形式与原先的本姓存在某种联系。比如“庆”
改为“贺”，庆贺两字涵义相同；“庄”姓改为“严”，庄严两字涵义相通。犯避讳改姓名的发生，不仅使中国人的姓氏来源中多了一条因避讳而造姓的途径，而且从字形、立意、读音、传承等多方面造成了姓氏变化的复杂化。下表是历代避讳改姓例证：
也有一些姓氏在过了一两代后又恢复原来的姓氏。
中国复姓氏的兴衰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所以中华复姓氏分为汉族复姓氏和少数民族复姓氏。少数民族复姓氏分为“鲜卑复姓”、“契丹复姓”、“女真复姓”、“蒙古复姓”、“满族复姓”等。中国复姓主要有：百里、北门、门宫、北唐、北郭、成公、达奚、端木、第五、尔朱、高车、高堂、哥舒、公上、公山、公西、公伯、公仪、公户、公仲、贺兰、贸谷、皇甫、夹谷、库狄、老成、荔非、粱由、粱丘、粱馀、令狐、闾丘、孟孙、万俟、纳兰、南门、南宫、南荣、南郭、慕荣、欧阳、濮阳、漆雕、綦毋、亓官、乞伏、壤驷、苦干、沙吒、沙陀、单父、少正、上官、佘佴、申屠、叔孙、司马、司空、司徒、司寇、太史、太叔、澹台、徒单、屠羊、屠岸、陀满、拓跋、完颜、微生、闻人、乌兰、巫马、西门、西乞、夏侯、新垣、相里、斜卯、羊舌、耶律、夷羊、移刺、宇文、尉迟、乐正、宰父、臧孙、长孙、钟离、仲孙、诸葛、子服、子车、朱邪、慕容、单于、夹谷、呼延、佟佳、阿克占、巴颜、毕拉、瓜尔佳、孙叔、宗政、左丘等。
复姓的大量产生是在春秋时代。当时宗法制度已经确立，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每隔几代，贵族中的大家族便会分出一些支族。比如春秋时期某诸侯国国君的儿子以国名为氏，按当时爵位级别惯例，封“公”爵位者只限于国君近亲三代以内的家族成员，公族继用国名氏号，到公族者的孙子就不能再以国名为氏，孙子辈的人被分出而成为另族，这一支族须要另起氏，再过了两代，这个支族又要分出新的支族，还要重新“命氏”。有些支族在另起氏号时，为体现“慎终追远”不忘本，使原属支族的氏号字与新分支族的氏号有联系，比如，祖先是公孙氏，分出支族就以公氏的祖先名字“夏”为新氏，即“夏”氏，从“夏”氏族又分出的支族，由“公”字与“夏”字构成“公夏”氏，以此表明本支就是公孙氏的后裔，继续分支族重新命氏时，以再分支族的采邑名阳城之“阳”字，加上“公夏”之“夏”字，构成“阳夏”氏或“夏阳”氏。一国之内，复姓氏的增多，避免了氏号雷同的麻烦。
姬姓是中华古姓，周朝统治者姓姬，周朝贵族以姬姓为源分支而出的复姓有公子、公孙、公父、公孟、公仲、公夏、公叔、公明、公玉、公石等，这些复姓后来简化为“公”姓。
现存的文献记载表明，复姓的成批出现，主要在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初期这一时期。如孔子的七十一弟子中，复姓弟子就有二十三个。
一些复姓的来源方式与单姓来源方式相同。如司马、司徒、司空、左史等复姓，就是来源于祖先官职。“司马”原是主管马匹的军职，春秋时代，宋国、卫国的世族（指在社会上具有支配权力且这种权力代代相传的家族）子弟有任司马一职的，后人以司马为姓氏。在周宣王时，颛顼帝的后裔程伯休父任司马，其子孙即以司马为氏。再如欧阳姓氏的祖先就是越国的创建者无余，楚国消灭越国后，越王的儿子被楚君封到今浙江欧余山的南面。根据阴阳属性，将向着太阳的山南面定为阳，山北属阴，所以欧余山之南的简称为“欧阳”，其后人便以祖居地欧阳为氏。再比如说“诸葛”一姓的来历，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夏商之时有一个葛氏姓族，原居诸邑（今山东诸城县），后来迁徒到阳都（今山东沂水县西南），因为阳都本地已有葛氏，为区别两者，人们便称迁来的葛氏人为“诸葛”，意为从诸邑迁来的葛氏。二是，秦末农民起义时，有一位葛婴将士为推翻秦朝统治者立有战功，可是却被起义首领冤杀。西汉时汉文帝为其平反，封他孙子为诸侯。其后人便以诸葛为姓，意思是封为诸侯的葛氏。三是，古代有熊氏的后代中有一支詹葛氏，居于齐国，齐国人詹、诸两音不分，后人便直接以诸葛为姓氏了。
中国复姓到底有多少是个难解之谜。东汉《风俗通义·姓氏篇》所收500个姓氏中，复姓有150多个，而在北宋人编著的《百家姓》中仅有60个复姓。《通志略》记录了汉晋时期的代郡（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地区各族复姓200多个，宋朝以来陆续增加的“女真复姓”、“蒙古复姓”、“满洲复姓”
等各个民族复姓没有统计过。1987年5月3日《人民日报》公布过一个以姓氏人口数为顺序的“新百家姓”，一个复姓也没有，可见复姓使用频率之低。
复姓在中国历史上出现那么多，它是怎样走向衰落的呢？
这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有重大关系。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几次民族大融合，如南北朝时期，唐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清代等，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促使了姓氏文化大融合，由于多音节的复姓氏不符合汉族姓氏的习惯，使用起来也较麻烦，中华古代少数民族复姓氏在漫长的民族融合过程中向单姓转变了，其自身的复姓氏自然消去了。少数民族复姓氏向汉族单姓氏转化的方式有多种，有的是把本民族语言姓氏音译为汉字后取其首字或首字的谐音字为姓，有的是将本民族语言的姓氏直译为一个汉字。中国复姓大量衰减，造成中国的姓氏数量比日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姓氏数量少得多，而同姓人口数则大得惊人。据专家学者统计，我国历代出现过的汉字姓氏约有5600个左右，因种种原因有许多姓氏消失了，专攻姓氏群体遗传学的中国科学院的专家袁义达为我们提供了两组统计数据：一是当代大约12亿汉族人口中使用的姓氏约在3000～3500个；二是100个常见姓氏的人口数占了全国人口数的87％。日本人的姓氏有12万之多，中国姓氏数量只为日本姓氏数量的39／6；据英美姓名学家统计，现代美国英语姓氏名字的来源就涉及30多个大小语种，如来自法语的“杜邦”和“拉福莱特”、来自德语的“斯特罗姆”、来自荷兰语的“范布伦”、来自意大利语的“费拉多”等等，所以，美国人的姓氏高达128万。中国姓氏资源稀少，使姓氏的数量相对于总人口数显得严重不足，面对同姓同名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新造复姓氏。如何创造新复姓？请看本书“同姓重名的麻烦及其对策”一节中的最后一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