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千年几乎最紧张的精神工作突然弄清了启示和理性真理神秘的共生的矫揉造作和反自然性。这个共生曾激励了中世纪思想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创作灵感。假如上帝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话，那么，什么才可以阻止住我们下一步，什么才会妨碍我们与彼得·达米安和德尔图良一起断定，上帝不顾无论思维还是存在的任何规律，任意地决定什么是真理呢？也可以说，第一个原理比第二个原理略微更挑衅些：可以与不承认我们的逻辑的上帝言归于好，上帝是无道德的——什么样的意识能容纳这种假定呢？对于希腊哲学（就像对于最新的哲学一样），这个原理意味着一切哲学的终结。作为上帝本质的主要特性的为所欲为是一片荒凉，它应当使信仰和不信仰的人同样感到厌恶。关于这一点毋须赘言：日常经验就足以把蕴含在“为所欲为”概念里的卑鄙龌龊和令人厌恶的意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日常经验无论暴露什么，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中世纪哲学力求按照教会之父的成例来“理解”和“解释”启示，并以其最后的杰出代表人物那里（并直接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到达上帝为所欲为的一一观念。确实，最后，一步尚未走出。就连奥卡姆也没有下定决心仿效彼得·达米安：矛盾律在他那里也夺取了统治上帝理解的权力。不过，事情并未因而改变。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在剥夺了理性真理的道德制裁后，给荒谬敞开了通向所有存在领域的途径。
上帝可以克服矛盾律，他能够不顾“quod factum est intectum esseneql（因为是事实，所以不可能是未完成的）原则，使用自己的那种发生在一切“pctentia ordinata”（有序能力）之前的“potentia absoluta”（绝对能力）权力，所以会有时使原初变成任何时候也不是原初，就像他能够使具有开端者而无终结一样，也像他能够赐福无限狂热的渴求有限一样，尽管按我们的见解，在这里蕴含着同样的荒诞、同样的矛盾，就好像圆的正方形概念一样，我们在这里被强制看到既对于我们又对于创世主的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创世主的毫无限制的为所欲为既是疯狂、也是可怕的思想。我们大家准备着，与莱布尼茨一起以自己的灵魂打赌，只有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才能使人以确信，当他在探索真理时，他有权希望在遇到真理时认出它，并且任何时候也不把谎言当作真理，或把真理当作谎言。从苏格拉底尤其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我们今天，人类思想把这些规律及其坚不可摧看成反对从迷误的各方面围攻我们的重要堡垒。能弃绝它们吗？当中世纪哲学面对邓斯·司各脱；阳奥卡姆的“悖论”时，它不得不或者向自己的宗教领袖“philosphus”（哲学家）转过背去，并且承认虚构的《圣经》故事是真理的本源，或者使自己陷入在它之前创立的决疑法解释方式的不幸存在。当然，还有第三条出路：把《圣经》束之高阁，也就是说，当谈到真理时，不再理睬它。但是这是一条无比英勇的出路。广为流行的中世纪哲学并不敢“走如此之远”。就连笛卡儿也不敢如此信赖自己的思维能力，或者至少也不敢谈到这一点有斯宾诺莎敢于提出和解决中世纪思维形成的巨大而最可怕的问题：假如应当在圣经和理性、亚伯拉罕和苏格拉底、创世主的为所欲为和永恒的非受造的真理之间进行选择——而且不选择就不行的话——那么，就不得不跟随理性走并把圣经交存博物馆。作为中世纪对圣经的可见和不可见的解释者的亚里士多德作了自己的事：斯宾诺莎的出现是他的哲学指南的结果。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发现了圣经世界观的“为所欲为”。斯宾诺莎则把它作为莽撞加以摈弃并回归到建基于证据、必然和“tertiumgenus cogmitimis，cognitio intuitiva”（第三类知识，直觉知识）之上的知识观念，后者（指拉丁语那些词）还把意识的直接材料变为不可动摇的真理。你们在意识的直接材料里，无论怎么寻找也找不到任何规律、任何真理。在它们之中，既无矛盾律又无充足理由律。在它们之中，你们同样也不能找到那种自明的真理，即“quod factum est infecttlmesse nequit”（因为是事实，所以不可能是未完成的）。这一切都不能在经验中“谛视”，即使通过斯宾诺莎与“demostratknes”（证明）相提并论的“oculi mentis”（聪慧的视觉）：这只能附加于经验。理性的使命也就在此。经验只能激怒理性，理性追求的是普遍而必然的真理。只有普遍而必然的真理才能使知识成其为知识。没有它们，经验就是混乱无序、奇异怪诞、不受任何制约的事件过程。变化无常的命令到处在窥伺我们，唯有、fiat引起的为所欲为的突然性到处在专横跋扈地威胁我们。知识并且只有知识才能最终消除为所欲为。柏拉图说得对：我们拒绝理性和知识之后，就使自己陷入最大不幸。柏拉图正确地有先见之明地预感到遥远的精神后代——邓斯·司各脱和奥卡姆会到他的著作里去寻觅什么。他在《幼西弗罗篇》中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庄严宣称，善的观念不是受造出来的，它在神灵之上，神圣不是因为神圣神灵才爱它，而是因为它是神圣的，神才爱它，应当爱它。柏拉图已完全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捍卫着真理，假若道德擅离职守，真理就要一败涂地。
真理和道德都不是受造的：神灵在自己的认识和评价中不亚于人注定服从真理和道德规范。“不要嘲笑，不要哭泣，不要诅咒，而要理解”：这就是人类和神灵思维的第一条圣训，在它面前全部圣经的圣训都应当退居第二位。更确切地说，鉴于教会之父和经院哲学经常援引圣经本文，只好这样说，圣经学说经过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前提条件而折射，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要力求理解：理解曾经并继续使最敏感的人对圣经的雷鸣闻所未闻。克尔凯郭尔把我们引到那历史震颤的瞬间，即上帝的爱和慈悲心与对非受造真理的忠诚性相冲撞之时，爱被迫作出让步：上帝就像人一样，无力地响应巨大绝望的哀号。克尔凯郭尔知道自己的所做所为因而极力使这个问题尖锐化：“间接表述”在这个冲突中获得了克尔凯郭尔从未得到过的震撼人心的表达。理解从上帝那里吮吸了他的一切威力，与之同时还有他的灵魂。他的意志处于昏迷不醒、麻痹之中，为某个“原理”作奴隶，连上帝本人也变成了“原理”。换言之，上帝受到了诱惑，他也领略了他预先警告不要吃的禁果……再继续走下去——就无处可去了：克尔凯郭尔却把我们引向——原罪不是人，而：是上帝所犯的。克尔凯郭尔把我们引到那里了吗？或者还是他自己被带到了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回想起路德对《卡拉特》的注释。我现在引证他的话，这些话同时也是反映在克尔凯郭尔的主要著作内容中的对试图洞察陷于罪恶的意义和使命的注释。当然，路德在谈到著名和众所周知的以赛亚先知第五十三章时，写道：“一切先知都在精神中谛视，基督是最大的强盗、私通者、窃贼、罪犯、亵渎神灵者，世界上从未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路德就是这样说的，这也是以塞亚第五十三章对于我们的理性和
道德的可怕和毁灭性的现实意义。他也再一次在更为露骨并对我们更难容忍的话里表述了这样的思想：“上帝派自己的独生子去尘世，并把一切罪恶加之于他身上，说：“你是彼得，一个离经叛道者，你是保罗，一个强暴者和渎神者，你是大卫，一个私通者，你是偷吃天堂之苹果的罪犯，你是十字架上的强盗，你犯了尘世中所有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