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沾满粪便的约伯和举刀杀子的亚伯拉罕面前，约伯的朋友们聪明而又崇高的话语成了失去咸味的盐。于是要问：上帝能忍受这些恐惧吗？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是谁或什么给凡人和神祗这些恐惧的？如果世上有能给予这些恐惧的东西，那么需要接受和忍受它们吗？接受和忍受是人对散布生活恐惧的东西的唯一回答吗？
刚才我们已听克尔凯郭尔说过，真正的基督教，或他著作中所说的真正的基督教是他不能忍受的，他不能忍受基督教对人的要求；他只能不加歪曲和伪造地转述《圣经》的教导。但这正是存在哲学最坚决否定和禁止的东西。存在哲学要求的不是对某学说哪怕最准确的叙述，而是实行该学说，这个连爱比克泰德也早已知道，人诚实、谦逊地承认自己软弱无能，不以不能攀登应该的道德高度作为托辞：存在哲学中的任何“我不能”（因此它是存在哲学，而非思辨哲学）所毁誉的不是人，而是哲学本身。
在五十年代中期，即当克尔凯郭尔同取缔耶稣的正统基督教激烈斗争时，他读到了在德国已名声鹊起的叔本华的著作。叔本华的著作给他留下了强烈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我根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仍为有如此接近我的观点的作家感到惊讶。”但他指责叔本华“发展了无权迫使导师在生活中作出表达的伦理学说”。但这里也需要谈一下克尔凯郭尔：他承认自己不是基督徒并不能使自己站住脚。叔本华只是“很诚实”，不想跻身自己赞颂的规矩者行列，也不自命不凡，这是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但他仍把存在哲学用于叔本华，想“强迫”他实现自己的学说，自己则认为不需要、也不可能去实现。
他在结识叔本华之后，仍继续以与日俱增的恐惧宣传“狂暴”的基督教。但若把这看成他的不一致性就错了。恰恰相反：这里表现了，确切地说，对理论一致性的麻木不仁和敌视态度，如同敌视所有具“强迫”性质的东西。存在哲学不能忍受“强迫”，它只为思辨哲学所特有。
克尔凯郭尔要求叔本华在广场、剧院和教堂侮辱人，而不是在自己是否应给人读的书中。而他自己则不需这样做，确切地说，他需要的不是这个。“si vis me plere primum est tibi ipsi dolendum”（若要我哭，你先受苦）：因为他感到叔本华已习惯、适应了悲观主义，这是他不能宽宥的。叔本：毕嘲笑了莱布尼茨，称其乐观主义为“渎神的”乐观主义。
但是，满足生活、自得其乐的悲观主义在克尔凯郭尔对哲学提的要求面前也许要更“渎神”。’
克尔凯郭尔用自己的特殊语言称自己对基督教的关系为“同时性”：对于他来说，尘世生活的恐惧不在过去，而在现在，它们没有结束，而在继续。他认为这是“决定性的”。同时，尽管他承认能诚实地叙述基督教学说，但从不能实现它。他毫不犹豫地说：“这（同时性）决定一切。这个想法是我一生的思想。坦率地说，我宣传这个思想理应受苦，因此我会高兴地去死，无限感谢上帝，因为我能注意到它并使别人也注意它。这不是我所发明的一一上帝，求你让我摆脱这个莽撞行为——这个想法早已有之：在新约中。我虽身陷苦难，但要重新向人们提这个思想，它像灭鼠药对于老鼠是死亡一样，对教授也是死亡。
他们是彻底毁灭基督教的可怜败类，这些高尚的人埋葬了先知们，客观地叙述自己的学说，客观地（主观性以病态的装腔作势为前提：应该认为，他们为自己的客观性骄傲）从最优秀的人们的痛苦和死亡中得到了好处，自己则（但仍借助天花乱坠的客观性）尽力远离任何共同承担这些痛苦的可能性！……同时性就是一切。想象一下真理的证人，即模仿楷模的人。他遭受了所有的侮辱和迫害并长期地忍受着，最后他被绞死了，判他绞刑是很可怕的。人们把他烧死了。用文火极为残酷地烧。想象一下这个情景吧。基督教和事业的严肃性要求你直观地想象这个情景，仿佛你是他的同时代人，把他看成真实的他，这就是基督教的严肃性。”我不得不长篇引述克尔凯郭尔的话，因为我们在研究的不仅是他哲学的中心思想，而且永远是一个活着的人最紧张思维的客体。普罗提诺称之为“最重要的”，《圣经》是唯一需要。
我们人认为，主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幸福地度过一生。基督教则认为：一切恐惧皆来自另一世界；我们世界上的恐惧同永恒的恐惧相比仅仅儿戏而已；因为任务不是幸福地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生，而是用痛苦达到对永恒的真正关系。人只能活一次。如果临死时你坚信你生活得正确，即看着永恒生活，那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激将永垂千古；如果不是，就无可弥补，一切都完了。人只能活一次。放过或错过了受苦的机会就无法挽回了。上帝不想强迫你。爱的上帝不会平白无故地强迫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这样不能达到自己规定的目的。爱的上帝怎么会强迫要求爱呢？……上帝是爱。没有一个人在这样想时不感到妙不可言的快乐，尤其当他对这个想法作出具体的、个人的解释时：上帝是爱，就是说，上帝爱你。当他一想到被上帝爱就是注定要受苦而且是非同一般的苦时，他马上就会感到害怕。但这是来自爱的。你难以想象他是怎样受苦的。可他知道，你有多么痛苦和难受。
但是他不能改变什么，否则他就不再是爱，而成了别的什么东西。”克尔凯郭尔说，上帝不想强迫人。但是怎能设想上帝强迫人呢？但强迫仍遗留了下来，尽管这违背了上帝的愿望。他无可奈何。权力由不想强迫人、讨厌强迫的上帝转到了象伦理一样无所用心、麻木不仁的永恒手中：它想而且能强迫，当然“sine effusbne sanguinis”（并未血流成注），但它控制着恐惧，与之相比，流血以及我们尘世生活中的其他欲望都成了儿戏。不能说服、请求永恒，也不能使它羞愧，因为它和伦理一样，没有纳言的耳朵。这样，上帝对人而言就无优势可言，因为他同伦理和永恒都无共同语言。上帝也在受苦，而且是无比的痛苦，眼睁睁地看着伦理和永恒肆虐人间。须知上帝是爱，但他毕竟不敢，也没有权力驱逐它们，如同多神教的神不敢反抗不由它确立的存在制度。对于宙斯，永恒是最高法官：克尔凯郭尔所说的“如果你在生活中没有受过苦难，那你一切都完了”只是柏拉图有关净化的言论的翻版。
我们记得，柏拉图认为不懂哲学的人在这个生活中不能净化，永远扼杀了自己的心灵。克尔凯郭尔只是使我们走得更远，尽管是同一个方向。柏拉图和古希腊哲学不敢威胁凡人。这可能有点不一致。但他们的神以某种方式回避了净化，而且如上所说，比制约极乐的恐惧更竭尽全力地向人们表明自己的快乐。没有一个古希腊哲学家试图直观地、栩栩如生地描写掉入烧得通红的铜牛腹中的先哲所受的痛苦。
这个铜牛在他们那里从理论上阻挡了对手的辩证进攻：“智慧的观点” 完全被快乐的观点吞噬了。相反，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则很少提到快乐，仿佛不愿意，又仿佛对是否有人需要信心不足。实际上会有人需要这些快乐吗？不先通过它们到达实际经历能接受克尔凯郭尔的描写吗？
下面是他的叙述，但不取自书，而取自日记：“在我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日记中无疑掺杂了许多臆想的东西，这是很难免的，如果人如此有所创造，臆想的东西是自生的，每当我拿起笔时，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就是另外一个人：谨慎而明智的人。但是，我一开始写作就被诗歌虚构控制了。这真奇怪！我不愿记录自己的宗教印象和思想，因为它们对我的意义太大了。但我又很空虚，我写了许多许多。”在另一则题为“谈谈自己”的日记中他同样写道：“沉默中的沉默令人起疑，似乎已暴露了什么，至少暴露了需要沉默。但漂亮的谈话中也隐藏有沉默，这是真正的沉默，这才是真正的沉默。”克尔凯郭尔的这类话有不少，研究他实际需要的人不得不弄清他是否真想这样或不想通过“漂亮”的谈话弥补他的沉默，实际上他的沉默本身就已告诉我们什么是他认为重要而必须的。或许，再引一段我已引用过的他一八五四年的日记，这出自他宗教的、即最后的、决定性的经历的不太多的真实表述，它不隐身于他引人入胜而有时又令人眼花缭乱的著作中，而隐藏在他看不见的，似乎不存在的沉默之中。这段日记反映了实质性的东西，因此我再引用一遍：“当耶稣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遗弃我’时，这对耶稣十分可怕。人们通常都是这样说的。但我觉得，上帝若听见这个喊声将更为可怕。做一个如此至死不渝的人太可怕了！但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至死不渝而同时又爱着他，这才是无限深重的痛苦！”接着他又大胆补充说，任何说明都不能削弱这种印象：“啊！我，可怜的人，也经受了某种这类东西，经历了这个矛盾——不能背叛同时又得爱，我的经历使我模糊地，当然，极其模糊地形成了对上帝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