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严厉不来自于我。如果我知道安慰的话语，我会乐意地安慰和鼓励人。可是！饱尝痛苦的人可能需要另外的东西：更残酷的折磨。是谁这般狂妄，说出这番话语？我的朋友，这是基督教，这最貌似温柔的安慰的学说。
克尔凯郭尔
在克尔凯郭尔存在哲学的双重意思中隐藏了理解其任务的所有困难。它们产生于《圣经》启示同我们理性自然得出的真理的冲突中。我们竭尽全力地力图填补启示和真理之间的沟壑。我们和黑格尔及所有哲学家坚信形成黑格尔学说的流派。黑格尔认为，启示不能也不应同理性和理性理解矛盾，相反，它应受到它们的保护。确实，先知、使徒们总是对我们说信仰如何丧失理性。确实，克尔凯郭尔恐惧而又战栗地不断重复自己的诅咒：欲有信仰，需失理性。
但是，无论先知和使徒们的危言耸听，还是克尔凯郭尔的疯狂诅咒都不能或几乎不能产生任何作用，不能把我们的自由从昏厥中唤醒。
未受理性检查、证明的自由将导致并且不能不导致无数的灾难。对此的恐惧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显然，已无法铲除了。我们对恐吓麻木不仁，我们对所有的诅咒漠不关心。
这个恐惧来自何方？认为理性比自由给人更多东西的信仰又来自何方？柏拉图教导说，仇视理性是最大的不幸。但我们无法弄清，他是从何得出这个真理的。此外，我们有幸相信理性经常全力地反对人。人们会说，这不是对理性要求合法性的“反驳”，显然，人不能以此摆脱理性真理的势力和魔力。就算柏拉图说错了，就算理性终究是人的敌人或刽子手，但它的王国没有、也不会结束。接着的问题是，怎么能把理性和自由对立呢？须知，自由之所以是自由，是因为不能预先知道它会带来什么东西：或好，或坏，或很坏。甚至上帝也不能提供无限的自由，因为我们不能预先“知道”，上帝会带来什么。根深蒂固的恐惧不断悄声提醒我们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上帝要是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由此，从这个恐惧出发，把宗教和伦理结合、奢淡宗教和伦理就时兴起来。人仿佛把宗教的责任推卸给了伦理。宗教是某种新的、未知的、遥远的东西，伦理毕竟是某种已知的、近的、习惯的东西。关于伦理，克尔凯郭尔和我们都坚信，如果它不足够强大以还人断臂残肢，那么它扭曲、拷打人心灵的力量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古人早已知道的，早在苏格拉底之前，伦理始终指挥一大群迫害任何违背其法则的行为的疯狂的泼妇。这是众所周知的，绝不以信仰为前提。但克尔凯郭尔总是重复使徒保罗的话：一切非信仰的东西皆为罪。伦理及其泼妇们绝不来自信仰。这是知识，是对现实的知识。对此，多神教徒的叙述不比克尔凯郭尔逊色。它不能还人断臂，不仅它不能，世上也无别人能做到此事。像“伦理”一样，“宗教”对此也无可奈何。宙斯已证明，神能把世界归人使用，但不是归人所有。确实，克尔凯郭尔不是在说，而是在迟钝地呐喊：上帝无所不能，上帝是万能的，他能还人断臂残肢，能使约伯死去的孩子们回生，能复活以撒，不仅是亚伯拉罕所杀的，而且是必然所杀的任何一个以撒。同时，克尔凯郭尔仿佛情绪激昂、热烈而又绝望地说：上帝让每一个人自由决定他的以撒是什么，在哪里。上帝提供了无限的自由，有了这个自由，被理性评价为“微不足道的”、“可怜的”、“枯燥的”甚至“喜剧性的”事件，如克尔凯郭尔所遇到的事件，都会变成他所说的具有比亚历山大·马其顿和民族大迁移更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克尔凯郭尔说：“谁不够成熟，谁就不能理解，即使是千古流芳的不朽荣誉也只是暂时的，也不能理解追求永垂不朽是与永垂不朽相比更可怜的某种东西，它等待着每个人，它会公正地引起普遍的嫉妒，如果它只是为一个人准备的话，这样的人不会理解何为精神，何为永垂，不朽。”
谁给了克尔凯郭尔做这种结论的权力？第一个堕落的人的不朽就比流芳千古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的荣誉更伟大么？他征询过伦理吗？显然，他忘了或忽视了；因为，如果他征询过的话，也就应给自己浇一盆冷水。他的或其他什么人的永垂不朽同名传万代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的荣誉相比不仅一文不值，而且也无法同其他更小的荣誉相比，如穆齐·斯采沃拉，勒古鲁斯甚至赫洛斯特拉特的荣誉在后代的评价中也比克尔凯郭尔更接近真理。但他毕竟没有随心所欲地自吹自擂，而是等待着历史的评判。世上任何珍宝之所以是真实的珍宝，是因为它们所处的客观范畴不是由人随心所欲确立的，而是由凌驾于一切随心所欲之上的最高规则确立的。克尔凯郭尔对永垂不朽的要求立论不足，就像他要求把自己同丽琪娜·奥尔森的约会变成世界历史事件一样。克尔凯郭尔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像通常那样，他坦率地（但显然不是直接地，而是用第三人称）承认不信仰“伦理”，躲避伦理，尽管知道它很小肚鸡肠，要求人对待它像忏悔时一样，交待所有最隐秘的愿望和想法。在克尔凯郭尔的生活中，伦理不仅不与宗教联盟，而且始终与之为敌。当伦理本能地顾盼理性，宣布最后判决时，当所有“可能”对伦理都结束时，“宗教”开始了。宗教在“普通人”范围之外、之上。它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它无视我们思维认为可能或不可能的东西。
对于“信教的人”，他的“永垂不朽”比自己在后代中的荣耀更珍贵，对于他，造物主给的才能比“伦理”对我们的任何褒奖更宝贵。克尔凯郭尔在著述和日记中所说的一切证明了他把自己的希望不同由理性发现的可能联系（他鄙夷地称之为或然性），也不与伦理许诺的奖赏联系（他称之为虚伪的安慰）。由此产生了他对理性的仇恨和宣扬荒谬的热情。在世界文库中，很难找到像克尔凯郭尔这样狂热追求信仰的作家。
但是，他经常提到这样的话：“不惑于我者幸福”。这不是无缘无故的。信仰时时处处受到诱惑的暗算。它们之间存在着我们难以理解的，但显然是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知诱惑者亦不知信仰。只需补充的是：诱惑要比克尔凯郭尔假设的开始得更早。克尔凯郭尔认为，最不可置信并因而最令人神往的是耶稣的化身。上帝怎么会屈尊为人的形象，而且是最坏的人的形象呢？克尔凯郭尔不惜笔墨地描写耶稣在人世生活中的屈尊：受众人乃至亲友驱逐、鄙视的穷人，被父亲逐出家门，因为他怀疑玛丽亚，等等，等等。上帝怎么是这样的呢？不用说，这是巨大的诱惑。然而诱惑的起源和基础不在于上帝决心接受奴隶的形象。对人的理性而言，诱惑开始得更早些，始于这样的假设中：存在着万能的上帝，他可能接受奴隶的形象，也可能接受帝王和统治者的形象。有必要指出，对理性来说，第二种可能比第一种可能更为合适，克尔凯郭尔对此也从未忽视，即使当他以特有的低沉情绪叙述耶稣尘世生活的恐怖时亦如此。依据经验的理性，我们很容易假设，如果确有比人高级的动物（我们因此而称之为神），那么，它们毕竟还不够强大，还不能冲破理性发现的所有可能，还不能克服一‘切道德认为不许可的东西，因而，在不利的情况下，它们变成了各种困难，而不是“万能”的动物。如上所述，理性知道，上帝是富裕与贫穷的产物，不仅多神教的哲学家是这样认为的。在试图回答“cur Deus homo”（为何神是人）的问题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必然，它证明了某种上帝也无可奈何地存在的永恒基础：为了拯救人，上帝不得不变成人，忍受痛苦，接受死亡等等。解释越深刻，越是强调了上帝不能用其他方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上帝的崇高，这表现在他准备拯救人类而甘愿接受必然提出的苛刻条件。在人类事务中也完全是这样：理性规定了上帝可能性的范围，伦理称赞上帝，因为他自愿完成所有受不可能制约的“你应该”。这里隐藏了最大、最后的诱惑。克尔凯郭尔时刻感到它的存在，始终同它斗争，但终究又不能战胜之。这个诱惑从未被凡人战胜过，可见，凡人注定不能战胜它：我们不能摆脱善恶之树的果实。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道德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了。上帝创造了一切，但道德和理性早在上帝之前就一直存在。它们不是受造的，它们是亘古永存的。
由此存在哲学总是企图倾向于苏格拉底的教诲，用柏拉图的话来说，“人的最高幸福是每天同美德交谈。”当宗教同伦理结合时，它在伦理中溶化得无影无踪。知识之树汲取了生命之树的全部浆汁。
存在哲学视“争取可能”的斗争为己任，变成了训诫，而实质上是准备同“理性”和“伦理”控制的有限可能妥协。人在生活范围中不敢或不能思维，不得不生活于他思维的范围中，同时，甚至也不怀疑这是最大的堕落，这是原罪。他完全在蛇授受他的“eritis sicutdei’（将会和上帝一样）的控制之下。应该认为，这也指克尔凯郭尔，当他谈论自己时说不能使信仰最后移动。这就是他无情抨击宗教、教会、“取消了耶稣的基督教”的真实原因，也是充斥其说教或所谓训诫中无与伦比的残忍和严厉的原因。在这方面，就是克尔凯郭尔最狂热的信徒也不敢追随到底并千方百计地予以“解释”，使人与日常理解相应。但这只能使我们疏远克尔凯郭尔及其念念不忘的关于溶化于存在中而又顽强存在的“非此即彼”的课题。倘若克尔凯郭尔能“安慰”，他就会这样做并不把此事交付他人。一八五一年，在他愤怒宣称基督教取消了耶稣的那本书中，他写道：“我的严厉并不来自我。如果我知道安慰的话语，我会乐意地安慰和鼓励人。
可是！饱尝痛苦的人可能需要另外的东西；更残酷的折磨。是谁这般狂妄，说出这番话语？我的朋友，这是基督教，这是最貌似温柔的安慰的学说。”这里他又提到了早期著作中不断出现的亚伯拉罕的牺牲：“亲手消灭非常热望的东西，让人剥夺已拥有的东西，这是对自然人的斩草除根。而上帝正是要求亚伯拉罕这样做的。亚伯拉罕应亲自（多可怕的字眼！）、应亲手（多么恐怖和疯狂！）杀死以撒，他悲伤地期待已久的上帝的恩赐，他曾为此对上帝感恩不尽。
以撒是独生子，上帝许给的孩子！无疑，生活比死亡更令人沮丧。
另一方面，同样无疑，克尔凯郭尔的严厉确非自发。他既未要求亚伯拉罕作出可怕的牺牲，他也不是那些充斥人类生活的恐惧的罪魁祸首。这些恐惧早已存在并仍将存在，大概，还会越来越多。他只是传播他人声音的传声筒。他只是看见、听见了其他人过去没听到的东西。但话语的“含义”，所见所闻的“意思”，他得自行揣测。
这时我们成了闻所未闻的内心斗争的证人。这场斗争把他及本已破碎的心灵撕成碎片，但他无法摆脱这场斗争，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存在哲学正在摆脱难以忍受的思辨哲学的自明性。在《恐惧和战栗》一书中，克尔凯郭尔还可根据亚伯拉罕的牺牲谈论“诱惑”。在后来的著作中，每次提及“诱惑”时他总要重申，任何科学都不能弄清和解释《圣经》中“诱惑”一词隐含的意义。但是，他否定了“蛇”。然而，没有蛇，诱惑还成其为诱惑吗？或更确切地说，这是否是对现代启蒙理解和解释的让步？当然，克尔凯郭尔没有想到，他准备清除陷于罪孽传说中不适合我们理解的成分之愿望可能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如此不幸的后果，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
蛇的干预及其所说的“eritis sicut dei”（将会和上帝一样）不是别的，正是对“Lumen naturale”（自然之光）的召唤：知识之树的果实使人变得和上帝一样，而一切非自然的、超自然的东西都到此为止，变成幻想和虚无。这里就是真正的艺术，所有可能的诱惑的基础，但又威严和危险，因为最不像诱惑。谁会怀疑，认知和区别善恶竟隐藏着某种危险？显而易见，恰恰相反，无知和不会区别善恶才是一切危险的根源。我们记得，《德国神学》的作者对《圣经》中知识之树的故事漠不关心。我们还记得，克尔凯郭尔把第一个人的无知看成精神的昏睡。人可以随便从哪里找出罪的根源，但不能在《圣经》指明的地方。此外，我们的“自然”思维使我们确信，人最大的罪和最可怕的堕落是不愿看见何为善恶并因而精神死亡。克尔凯郭尔由于把《圣经》看成神灵的书，不能从内心中排除这个信念。
他不怀疑，如果伦理，即知识之树的果实是最高的，那么亚伯拉罕，他喜爱的英雄，信仰之父，将完蛋。他知道，如果亚伯拉罕的信仰受到知识的侮辱，那么所有的人将完蛋。但伦理没有放开他，而是把他牢牢地控制于自己的手中。
这是怎么回事？克尔凯郭尔说过：罪是自由的昏厥。人已不能选择，也无力选择：代替他选择的是虚无，而克尔凯郭尔说，虚无会变形术。首先它变成必然，现在又戴上“伦理”的面具而且并未到此为止。它还将以永恒、无限和伪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与此相应，存在哲学越来越远离思辨哲学的客观真理，克尔凯郭尔同客观真理进行了如此坚决的斗争，并把它视之为人类最可怕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