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杰出书法家张旭和怀素，皆以狂草著名于世。自元以来，历代论书者对他俩的艺术成就常作比肩之论，考之于史，并不其然。
“以狂继颠”之说，早在怀素生时就已流传。宋朱长文《继书断》云：“颜公尝有书云：‘张长史之作也，时人谓之张颠，今怀素之为也，仆实谓之狂僧，以狂继颠，孰为不可耶’？”又五代僧贯休《观怀素草书歌》诗云：“张颠颠后颠非颠，直至怀素之颠始是颠。”这里提及的张旭之后怀素“继颠”“真颠”之语，并非泛辞，有极其丰富的内涵：第一，暗示师承。怀素乃张旭再传弟子，其笔法得邬彤和颜真卿等大家的口授，获其精髓；他学不纯师，博采众长，沿流讨源，见过于师，亦获大令意趣，其功力较之张旭，伯仲自分。第二，从学痴狂。怀素专攻草书，用功至勤，幼而家贫，无纸可书，种万株芭蕉，以叶供其挥洒；作漆盘、漆板练字，盘板盖穿，秃笔成冢，“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嗜书以至痴狂矣！第三，叛逆精神。
素性疏狂，不拘小节，身处佛门，饮酒吃肉为常，但“心本自觉”的禅理他谙知个中三昧，能把“即心即我”“顿悟见性”等佛陀精粹融入书理，对其书以极大潜导，故观夏云多奇峰而悟笔意，遇拆壁路则取法物象，自言深得“草书三昧”；假颠狂之态，借翰墨展现真我，视师祖张旭之狂草为樊篱，只作笔法和豪迈气概的继承，用无法无天的胆量，创作无羁束作品，这正如钱起诗云：“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旭无羁束而“颠”，素尊释而“狂”，此岂止“颠张狂素”哉！第四，情态之狂。怀素作书，醉来把笔，不择材料，纵横涂抹，“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他灵感骤来，手足舞蹈，精神却又毫不懈怠，盖由精勤养就之神力所主。由此可见，怀素对书法艺术由感性捕捉急遽跃入理性判断的这种高层次艺术创造，是一般书家所不能悟到的。
颜真卿乃张旭门徒，曾授笔法于怀素，怀素极高的悟性常使他很惊叹，并称怀素“能学善变”。上言明显流露出怀素书已出张旭之上，因囿于师尊之情及自己和怀素长幼之别，不便直言，以婉语发已感慨，绝非后人所理解“以狂继颠”的无关痛痒之语。况贯休以草书名之一时，对书作鉴赏能力亦非同一般，谓张旭“非颠”，怀素“真颠”，亦非指怀素醉后佯狂不知所止之狭义俚语，从侧面道出怀素艺术成就已逾张旭，并于狂草书作中所包涵“真颠”之丰富意蕴。不论任何人，包括颜真卿、贯休在内，对艺术作品优劣之评价，本是正常之事，然颜真卿、贯休“以狂继颠”“真颠”云云，皆因张旭名声显赫，不宜直论而以含蓄之语评之，足见张旭在唐五代书界威望之高。试将张旭《古诗四帖》和怀素《自叙帖》作一比较，便知《古诗四帖》用笔略偏于肥，作品虽显结体茂密、浑厚沉郁之状，然于曲折点画中的鬼画符、墨猪、柴担等病笔，有若疾浸膏肓；《自叙帖》点画瘦劲飞动，结体连绵取象，实笔气胜而不滞笨，虚笔力胜而不感浮滑，充满了富于生律的弹性感，较《古诗四帖》更具艺术夸张力和想象力，盖上于《古诗四帖》也。
贯休诗中又云：“怀素师，怀素师！若不是星辰降瑞，即必是河岳孕灵。固宣须冷笑逸少，争得不心醉伯英。”贯休的活动时期稍迟于怀素，他与怀素一样，作为草书家，被载入宋《宣和书谱》。这里，我们很有必要再看一看《宣和书谱》卷十九对怀素的评价：“当时名流如李白、戴叔伦、窦臮、钱起之徒，举皆有诗美之，状其势以谓：‘若惊蛇走虺，骤雨狂风’。人不以为过论。”又评者谓：“张长史为颠，怀素为狂，以狂继颠，孰为不可？”及其晚年益进，则复评其与张芝逐鹿，兹亦有加无已，故其誉之者亦若是耶。
清刘载云：“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寻逐，失之愈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止于至善耶？”依此之论（自有草以来历代论书者大都这样认为），在我国古代书界，冠张芝以“草圣”，谓为书界巨擘，可见草书在书法体系中境界之高。缘上引文，我们若不对张芝和王羲之书作水平作确切评定，姑且称张芝草书为初唐以前超一流的水平，王羲之次之，贯休并未言过其实地把怀素捧在张芝之上，结合《宣和书谱》中“及其晚年益进，则复评其与张芝逐鹿，兹亦有加无已”之论可知，怀素中年与张旭草书水平比肩或优于张旭，及至晚年更进一步，草书水平比之张芝，其高下也是不言而喻的。张旭草书师法张芝，他虽对狂草书法作出了杰出贡献，但终未被推为草界至尊（张芝草书真迹今人未能见到，这里仅作理论推理）。故“以狂继颠”“真颠”之语，不仅包含了怀素狂草水平超迈了张旭，而且于狂草创作中与之相关的勤苦、情态、感悟等诸多因素亦超越了张旭，这些在怀素生时或以后很短的时间里就露高下之端倪，今之论者，当以此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