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1844－1927），浙江安吉人，是我国近代驰誉海内外的艺术大师。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并能融会古今，博采众长，破旧立新，各具面目，成为我国近代艺术史上开创一代新风的典范。这四者中，人们公认他篆刻艺术成就最高，只不过印为小道，到晚年反被他的书画名所掩，他自己也曾说过“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钱君《谈谈吴昌硕的篆刻》）他开创“吴派”印风，被推为天下名社——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留下了较多的风格凸现、格调高古的经典印作，不仅为海内后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可资学习和借鉴的篆刻财富，而且日本、韩国等海外篆刻家亦从中受益良多。我们分析吴昌硕经典印作的技法和创作思想，旨在启发和帮助篆刻爱好者正确认识吴氏印风的演变过程及其艺术精华之所在，把握吴氏印风的本质特征，从而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借鉴，以便少走或不走弯路。
第一节 生平游历与艺术概况
汉代著名思想家王充有“知人论世”之文学理论，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也说过：“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凡书象其为人”（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笔者以为，凡学一家篆刻，应该也必须了解这一篆刻家的生平游历及其艺术历程，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其风格创造的由来，才能深入领会其作品的艺术特点。因为人的个性特征、成长环境，以及学艺道路，都是艺术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每个人既是家庭中人，亦是社会中人，篆刻家在青少年时代学艺，受其家庭、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大，换句话说，篆刻家的审美取向和印风的形成与其生活经历、游学等方面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些经历对人的个性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个性在不同时期的篆刻学习、创作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再加上先天艺术秉赋的作用，一旦在篆刻实践中有了契合点，个人印章风格就很容易形成。
吴昌硕，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农历八月初一出生于浙江安吉县鄣吴村，初名俊，又名俊卿；字苍石、昌硕等，亦署仓石、昌石、仓硕，约69岁以后以“昌硕”字行。他的别号较多，常见的有苦铁、老缶、缶道人、大聋等。吴家世属书香门第，祖父曾为安吉古桃书院院长，父亲为咸丰辛亥举人，伯父亦是举人出身，因此，吴昌硕自幼即受到家风熏陶，习字读书，自有分寸。他10岁时便被送到离家五六里远的邻村私塾去念书，因受其父善书、刻印的影响，14岁时开始经常一边念书，一边刻印，有时悄悄地背着私塾老师磨石奏刀。由于吴昌硕出生于晚清内忧外患的时代——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内有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当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吴昌硕青少年时期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1860年，他17岁时，因太平天国战事波及家乡安吉，不得不随父逃亡外出谋生，战乱中父子又被冲散，家中弟妹与许多村民一样先后因饥饿而死，原配未婚妻章氏也因贫病交加而殁。吴昌硕只好孤身“浪迹四出，以刻金石治生”（《西泠艺报》第101期），这使他经历了生离死别的困苦。后来他在《别芜园》诗中回忆道：“在昔惟烽火，乡闾一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骨肉剩零星，流离我心苦。”然而，这段苦难的流离生活炼就了他坚韧不拔、奔放不羁的内在气质。21岁的吴昌硕又从鄂、皖辗转回到家乡与父亲相依为命，耕读度日。次年县试，他中了秀才，并随父亲和继母杨氏迁居安吉县城内，搭几间茅屋重建家园，名曰“篆云楼”，又颜其读书室为“朴巢”，取返璞归真之意。其间继母杨氏对吴昌硕治印非常关心和支持，“府君（吴昌硕）好治金石，以劫后家贫，太夫人日援砖瓦，指令篆刻，摹秦汉鼎彝文字”（吴瑶华《朴巢印存》跋）。吴昌硕23岁时，拜乡贤前辈施旭臣为师，学习诗文和书法，兼修篆刻、金石之学。26岁时又负笈到杭州诂经精舍，从名儒、清末经学大师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学习辞章和金石训诂。隔年回家乡自读，以授邻人子弟，代人写对联、文章为生。30岁时，他再度前往杭州诂经精舍问学，这为吴昌硕日后在诗文、书法、篆刻等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吴昌硕又游学于湖州、嘉兴、苏州、上海等地（下文详述），结拜师友，切磋艺术。其间主要以卖字画、刻印养家糊口，亦曾寄居于大户人家打杂工，还在扬州做过“辅贰”小吏，又捐官作了一月余“安东县令”，做过吴大的幕僚，直到晚年，艺名渐渐远扬自69岁始居上海，1927年病逝于沪寓，享年84岁。
吴昌硕的一生，以诗、书、画、印“四绝”蜚声艺坛，名震海内外。他先学印，再学诗、书，后学画，最后将此四者融会贯通，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并独立发挥他自己的个性与特长。从而在书、画、印方面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可谓画中有书、印，印中有书、画，且各有诗情意境。他的艺术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艺术特征，那就是“气势磅礴，魄力雄伟，用笔豪放，墨色浓重，于浑朴中见华滋，于厚重中寓灵动”（刘江《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将伟大的民族精神，质朴的时代风貌，憨厚的个人品格融会其中。在书法方面，昊昌硕青少年时期多以临摹楷书为主，先从颜体入手，后沉湎于魏晋钟繇小楷，注重用笔的含蓄和结字的浑朴内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少年时期他游学于杭州、湖州、苏州，因结识拜见时彦如杨见山等，便对篆隶浸染较多，受邓石如、吴让之等书家笔法的影响很大，曾临摹过大量的汉碑，如《嵩山石刻》、《张迁碑》、《石门颂》、《祀三公山碑》等等。定居苏州后又醉心于篆书，可能他已认识到篆书对篆刻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后他选定《石鼓文》作为主要的临摹对象，其后数十年临池不辍，并深入钻研。他在题《何子贞（绍基）太史书册》诗中写道：“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这是他对自己学书的小结。而且他65岁自记《石鼓》临本时还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年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的确，他在书法上的创造，以石鼓篆文之新境最为夺目。吴昌硕的行草书，初学王铎，后学欧阳询与米芾，中年后多参黄庭坚书意，能以篆隶笔法作行草，又以行草结体作篆书，因此他的书法作品，起笔多藏锋，行笔重气势，结字多斜侧，体貌皆舒展，线条疾涩相生，遒劲凝练，显示出激越的气派、铿锵的节奏和开阔的境界。
吴昌硕学习绘画，要比学书、学印晚得多。有资料记载大约在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他29岁时，在上海认识画家高邕之，受到感染和影响后在家乡从潘芝畦学画梅，继而在杭州从吴伯滔学山水、花卉等，但进步不明显。后来由于他的书法篆刻功夫渐深，又曾有幸在大收藏家府上观赏到文物、古字画、金石拓片等，眼力大有提高，因此，当他经高邕之介绍向上海画家任伯年求教时，任说吴绘画用笔好，这增强了吴昌硕学画的信心，从此任、吴二人常在师友之间，交往甚笃。其间，吴昌硕又结识了蒲华、胡公寿、陆廉夫等画家，谈艺切磋，绘画有长足进步。因为眼界开阔，学养渐深，吴昌硕开始广泛吸取传统绘画之精华，极为推崇青藤（徐渭）、雪个（八大山人）、石涛（朱若极）、石田（沈周）等大家，并且熔多家之长于一炉，遗貌取神，为己所用，又参以书法用笔之妙，使其画亦透出笔酣墨舞，真气磅礴的雄伟气象。因画科为大宗，所以吴氏的画名反而逐渐比他的书法、篆刻之名更响。
吴昌硕的艺术世界中，篆刻举足轻重：一是学习篆刻的时间早（14岁）；二是从事篆刻创作的时间长，“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吴昌硕《西泠印社记》）；三是生前所出版的印谱多（约十多种）。在长期的篆刻艺术实践中，吴昌硕“不受束缚雕镌中”（《自述》诗），探索出治印求变之道，形成了“自我作古空群雄”的独特印风。
关于吴昌硕篆刻的学习过程，其印风的演变和影响，是本书的重点，下文再详述。总之，吴昌硕的生平及其艺术道路是崎岖不平的，青少年艰辛困苦，为避乱谋生而四处奔波；壮年好学，寻师访友多游历于苏杭，这是他在艺术上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晚年艺成，诗、书、画、印融会贯通，正如他的《刻印偶成》诗句所言：“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