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把对存在的追问作为自己美学思想和整个思想的开始，他的早期美学思想相关于他的思想道路的第一阶段即意义（世界）。正是对存在及其意义的追问这一问题，将海德格尔引入了思想的道路。何谓追问？对此，海德格尔说：“任何追问都是一种寻求。”（SuZ，S.7）为何要去追问或寻求呢？因为，“这里所说的存在问题如今已被遗忘……”（SuZ，S.3）那么，又应如何去追问或寻求呢？“作为寻求，追问需要一种来自它所寻求的东西的先行引导。因此，存在的意义必须以某种方式已经为我们所用。”（SuZ，S.7）也就是说，对存在的追问，也要受存在之意义的引导。“但是，存在的认识是纯粹直观与纯粹思想的统一。”（KuPM，S.66）此在是通达存在的必由路径。在本性上，此在即在世界之中存在，存在即虚无。海德格尔用此在消解了传统的审美主体，为美和艺术奠定了一个存在论的基础。对存在的追问和他建构的基础存在论作为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美学的反离，一开始就把传统的美的问题和对美的认识置入或消融于存在之境域。
基于存在之被遗忘，“存在（Sein）的意义问题还有待提出”。（SuZ，S.6）也正因为如此，存在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才特别有意义。“据说，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已经知道存在是什么，以至于这个问题无需重提。然而，海德格尔为再次提出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给出了可信的理由。”海德格尔正是在人们毫无疑问、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了西方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当存在被遗忘后，存在问题的意义似乎才真正彰显，它可归结为追问存在。而在这之前，存在的意义总被在场来规定，“假如存在的意义曾总是被哲学作为在场来规定的话，在时间的先验视域（第一阶段，《存在与时间》）中被提出的存在问题，则是作为肯定了的在场的哲学安全感的首次震撼”。美与艺术的问题变成了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回到了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早期美学思想中，他以存在作为问题，并凭此区别于雅斯贝尔斯的存在哲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
一、存在与思想的发端
追问存在，就是思存在。思存在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思想与存在有着原初的本性关联。因此，只有回到思想的开端处，才会找到这种关联，才能更好地思存在，找回已迷失了的存在的意义。存在与思想相关吗？又是如何相关的？海德格尔由此发现了存在之于意义与思想的规定性。“海德格尔的论说关键在于，它提出了存在是任何意义的本源。这立即就导致了以下一点，即人们不能超越存在而思想。任何合理之物都回归到了存在之领会。”存在被遗忘是存在问题重提的根由，在遗忘以前，存在从来不是真正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因为对存在的惊讶而生，古希腊思想曾是“存在之思”，在那里，存在也曾是无蔽而显现的。“思想中的持存者是道路。思想之路自身隐藏着深奥莫测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能够向前和向后走，甚至返回之路才能引导我们向前。”（UzS，S.99）因此，返回古希腊尤其是前苏格拉底思想中去，也许会发现存在与思想在始源处的密切关联。
存在的问题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费尽心智，早在他们之前的巴门尼德就开始了对存在的探求。巴门尼德提出了思想与其所表达的东西的关系，他说：“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巴门尼德强调了思想与存在物自身的同一。同时，巴门尼德还提出了真理与意见的区分，在他看来，真理是相关于存在而言的，而意见则相关于感性物。相应有两条探索的途径：一是主张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二是主张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前一条是真理之路，而后一条则是意见之路。在巴门尼德看来，能够被思想的必定也必须是存在，思想只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不相信一个存在的世界与一个生成的世界的严格区分，“两位哲学家都寻求一条出路，以摆脱一种二元世界秩序互相对峙或不协调的关系”。巴门尼德关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被后人形而上学化，变成了表象与客体的关系。
苏格拉底通过辩驳术的方法，即通过彼此谈话诘难，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去寻求真理。苏格拉底没有建立起形而上学体系，这有待于他以后的各学派去完成。但“所有这些学派都未能建立起完整和深入的思想体系，而又需要着手进行，以完成苏格拉底所开始的工作。他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彻底思考；这些问题彼此密切相关，又同存在的终极性质问题有联系”。这一任务历史地交给了柏拉图。
海德格尔认为，哲学领先存在问题的第一步在于不叙述历史，“也就是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不能通过把一个存在者引回至它所由来的另一个存在者这种方式来规定，仿佛存在具有某种可能的存在者的性质似的”。（SuZ，S.8）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关于惟一的、不变的与永恒的存在的思想，他的“理念”与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样是本体。
在柏拉图看来，通过感官所涉及的那些个别的、可变的、相对的事物都不是真正的实在，而真正的实在是那些一般的、不变的、永恒的与绝对的理念。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个一般本质的世界。到了柏拉图，古希腊思想家终于找到了说明世界万物的一般的东西，即本质、本体，形而上学的对象确立了起来，而这最终相关于存在与思想及其关联。
在柏拉图那里，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是二分的。他力图实现二者的统一，并用本体世界来说明现象世界。现象世界的存在基于本体世界，没有本体世界的存在，就没有现象世界的存在。柏拉图表明了在他所处的时代知识问题的重要性。而一个思想家关于知识的性质和起源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对那个时代重大问题的态度。对真理的热爱驱使人们把握辩证法，从而有可能去超越感官知觉而倾向于接受观念和概念的知识，即实现由个别到一般。“辩证法，顾名思义，起初是指论辩的艺术，后来成为以问答方式发展科学知识的艺术，最后成了从概念上把握那存在者的艺术。因此，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成了一种科学理论，一种认识事物的真正实在的手段。”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变化表明，“在柏拉图时期形成的古代存在论变成了‘辩证法’”。（SuZ，S.34）海德格尔看到了这一变化的实质。
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名，批评少年苏格拉底（实即柏拉图本人中期）的理念论，并认为理念和可感事物相互之间并不是彻底的对应关系，“分有说”、“摹仿说”都无法解释理念和事物的结合，理念论难以成立。这并不表明，要抛弃理念论，而是要另寻途径论证。柏拉图把存在与不变的理念相关联。
总之，自柏拉图以来，思想成为知识，存在被概念所规定，思想与存在的意义均被遮蔽，且发生了分离。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完成的学科，完成于亚里士多德那里，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确立了作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的学科地位，并确定了其意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要问题，早期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的维度与视角探求与阐释世界的本原、始基，并把这些本原或始基作为世界的一般本质来说明现象。
这里的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或始基究竟是存在于具体的物质中还是抽象的原则中？如果存在于具体的物质中，那么，这些具体的物质何以能作为一般来说明个别？如果存在于原则中，这些原则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困扰着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事物都各有其‘是’，但其为是各有不同，或为之基本之‘是’，或为之次级之是；某物是什么？其原义所指为本体，其狭义则指其他范畴。”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的本质与其他范畴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第一位的，而后者是第二位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这一科学致力于研究第一原因‘存在’本身，即永恒的非物质的、静止不动的存在，它是世界上一切运动和形式的原因。因此，它是所有的科学中最有价值而且最全面的科学”。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最一般的不变的存在，研究本原和最初的原因，个别的存在则是各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从而确立起存在论或本体论。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求知时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求知活动是多层次的，在最低的水平上，基于感觉，然后再高一阶段的是记忆与经验，较高阶段的是“技艺”，即建立在一般原则之上的关于应用规则的知识。最高的阶段为“科学”，即关于原因的纯粹知识，科学是知识的知识。而智慧不仅是相关于科学或原因的知识，而且是关于第一原因和最普遍原因的知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形而上学自始至终较之思维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更成问题或充满了更困难的问题，一门形而上学科学是可能的。
在讨论“存在”时，亚里士多德首先将“存在”（“是”）分为属性之“存在”（或“是”）与本性之“存在”（或“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将“存在”之含义分为四种，即第一，偶性意义的存在；第二，本质意义的存在；第三，真和假的存在；第四，潜能的存在和现实的存在。那么，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而上学又是如何关联于存在的呢？“在研究存在的主要类型时，形而上学研究存在本身。存在的真正本性不在仅能作为一个具体整体的要素而存在的东西中表现出来，也不在受潜能和变化影响的东西中表现出来，而只在实体和不变的东西中表现出来。”经由亚里士多德，存在被实体化了。
在这里，“实体”是一个极其重要又不可不深究的概念。
“实体”一般指能够独立存在的，作为一切属性的基础与万物本原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体指本质共相、类和主体等，这个含义又可进一步归结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即个别事物与共相。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体，它们不依存于其他主体，而其他主体却依存于这些实体。种和类则属于第二实体。总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研究对象。
古希腊思想家们对存在的分析是卓著的，这正显现了思想发端处与存在的机缘。“如果可以缓引这种早期研究的话，古希腊的存在分析在水平上是无可比拟的，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七卷第四章中关于存在论的部分与修昔底德的某一叙述性部分作一比较。我们将看到，古希腊哲学期待古希腊人来理解的表述是闻所未闻的。”（SuZ，S.52）海德格尔从古希腊人对存在的独特分析中，察觉到了现代的存在阐释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究竟应如何看待亚里士多德把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及其对存在的探究，海德格尔指出：“虽然是希腊人最先把这种切近的存在之理解形成为科学，最先给这种存在之理解以统治地位，但那时，即使这种对真理的源始理解是先于存在论的，但还是活生生的。”（SuZ，S.298）与后世把亚里士多德归为持符合论真理观的传统看法不一样，海德格尔力图寻求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始源性，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从未捍卫过‘真理的源始处所是判断’这个命题，他而是说：λoγoζ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它可能有所揭示，也可能有所遮蔽。”（SuZ，S.298-299）从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始，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就既关切存在，又牵涉真理，“存在的真理性，那种使存在一般地在其本质中开启，因而使之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存在的‘意义’”。（GA42，第96页）追问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存在得以敞开。
在西方思想发端的源头古希腊那里，思想与存在之思是敞开的，“西方哲学的开端当时一直没有体系”。（GA42， 第43页）经历了中世纪、近代到了现代，存在之思已发生了许多变异与衰落，但古希腊的存在论对近代哲学具有决定性影响。“希腊存在论的本性部分打上了经院哲学的印记，通过苏阿热兹的形而上学论辩，过渡到近代的‘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而且它还规定着黑格尔《逻辑学》的基础与目标。”（SuZ，S.30）至此，希腊思想与存在的关联开始脱落，思想开始了形而上学的历史，走向衰落。
古希腊思想的开端处，思想无关于任何僵死的范式，也不局限于后世的各式框架，这一点海德格尔是清楚的，“海德格尔要努力做到不忽略西方哲学中任何积极的开端，他就不得不既把理性主义也把它的对立立场都看做是片面的哲学观点”。因为，任何形而上学都不能把握思想自身的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