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在浒墅关读书，十分刻苦，他不仅熟读诸子百家，而且各种书都去浏览。当时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讲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杨志卖刀”等故事，引起了施耐庵的兴趣，他常常在课余阅读，还同小伙伴们一起舞刀弄棒，练习武艺。那时，苏州城里经常说唱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同乐院燕青搏鱼》、《李逵负荆》等话本和杂剧，施耐庵有时也去消遣，对这些“仗义英雄”、“擎天好汉”流露出敬佩之情。
元至顺年间，他考中进士，在钱塘（今浙江杭州）做过两年官，因为看不惯官场的黑暗政治，不愿对当道权贵逢迎拍马，因此弃官回乡，从事著述。传说他曾参加过元朝末年的张士诚起义军，和张士诚的部将卡元亨是好朋友。张士诚失败后，他逃回兴化，隐居著书。相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他的门人。
《水浒传》
施耐庵早就有匡计天下救民之志，他想用笔耕来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华。有一天，当他路过一个书铺时，看到里面有不少手抄话本，其中有一本名叫《张叔夜擒贼》，内容是讲梁山宋江等一百零八将杀富济贫的故事。他立即买回并作为资料，将其他有关梁山故事加以修改，写出一部《江湖豪客传》。
施耐庵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写作《江湖豪客传》上。全书写完之后，他便征求罗贯中的意见。罗贯中看出老师的心思，于是便建议更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农民战争，最早的本子为100回本，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之后，已有征辽和征方腊的故事。后来，许多文人再次进行加工修改，又出现了110回、115回和120回等不同的本子，增家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清初金圣叹腰斩《水许》，删掉71回以后部分，添上了卢俊义惊噩梦的尾巴，成为70回本。
《水浒传》以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各种不同人物被逼上梁山参加起义的经过。通过这些叙述，作者愤怒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同时，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李逵、林冲、鲁智深等农民起义英雄的反抗斗争，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书中的许多故事，情节曲折紧张，引人入胜。他的语言明快洗练，丰富生动，往往三言两语就刻画出鲜明的形象，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在描绘战略战术的运用上，具有唯物辩证法因素，诸如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己之长，破敌之短；“敌疲我打”，“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诱敌深入”等。但是，作品有忠君思想，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尤其是对方腊起义的丑化，是应当否定的。
《水浒传》虽有缺点，对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却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因此，封建统治者把他看作洪水猛兽，诬蔑它是“诲盗”之书，多次下令禁毁。可是，人民群众却喜爱这部书，他还是广泛流传开来了。《水浒传》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早还是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施耐庵也以此享誉文学界。
《水浒传》成书后，很快被传抄到社会上，人人争相阅读，朱元璋看到此书之后，认定此人胸中有逆反之心，便将其抓到狱中。施耐庵因文字被捕，后来有刘伯温出谋划策，他告诉施耐庵说：“此书写了宋江一伙人起义造反，犯了统治者的忌讳。要是能把宋江等人写成接受元朝招安，才有可能受到宽恕。”于是，施耐庵便在大牢中，将《水浒传》续写下去，又写了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归顺朝廷。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这部书后五十回续写完成。最后将书呈给朱元璋阅览之后，施耐庵才被释放出狱。
公元1370年，施耐庵出狱之后病情日益加重，最终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编者小语：
施耐庵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创作了《水浒传》。明朝万历十年，有人收集到民间《水浒传》传抄本重新刻印出版，并以“天都外臣”的化名作了序言。从此《水浒传》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之一。
【不畏强权的思想家——李贽】
李贽生平
李贽（1527年—1602年），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明末杰出思想家和进步史学家。原籍河南，姓林，元朝以后迁来福建。三世祖因反对封建礼教，得罪林姓御史，被扣上“谋反”罪名，为避祸改姓李。
李贽七岁发蒙，跟他父亲“读书、歌诗、习礼文”。十二岁时已经下笔成文，他写了一篇题目叫做《老农老圃论》文章嘲笑孔夫子，反对孔子把种田人看成“小人”。少年时代的李贽更是不同凡响，喜欢标新立异，读四书五经，他不喜欢朱熹的注。朱熹的注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都是考试的内容，他敢大胆地说出不喜欢，甚至还加以非议。二十岁以后，为了养家糊口，他去走科举求仕的道路。
26岁中举人，30岁至45岁为官，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出任云南姚安知府。20多年宦海生涯，他耳闻目睹官场的种种黑暗，以及民反兵变、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等现实，深感明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他与那些昏官迂儒和假道学格格不入。在新兴的市民运动推动下，希望能找到与宋明理学不同的“道”。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击和迫害。1599年《藏书》问世，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同年自杀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但仍继续流传于世。
54岁那年，毅然辞官，寄居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天台书院，同大官僚耿定向的二弟耿定理探计学问。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不幸的是，他招收女弟子、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这一回，李贽似乎吸取了教训，不住朋友家，住寺院。第一站，住维摩庵，算是半僧半俗的“流寓”生活；第二站，住龙湖芝佛院，在周思敬资助下读书参禅。
结果，李贽火了！举国上下，满城尽是李贽的支持者。工部尚书刘东星亲自接他去山东写作；历史学家焦竑替他主持新书发布会；文坛巨子袁氏三兄弟跑到龙湖陪他一住三个月；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他进行了三次友好的宗教交流；全国各大城市轮流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李贽一开坛讲学，管你是哪座寺庙，在什么深山老林，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羞答答的闺门，几乎满城空巷，都跑来听李贽讲课。这下子，李贽成了横扫儒、释、民的学术明星，明朝竟出了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偶像。
后来他干脆把妻女送回原籍，自己则在座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同友人周友山等知己在青灯古佛下讲学论道。他的《焚书》就是这时在座城刻行的。书中收入了几封与耿定向论战的书信。耿定向得知，一口咬定是李贽对他的“诽谤”，并以此为借口，批示其门徒对李贽进行围攻、迫害。李贽被逼无奈，只得离开龙湖，长期出游四方。在邪恶的势力面前，李贽毫不畏惧，始终坚信正义在自己一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在南京刻行。
翌年，李贽从南京回到龙湖，原打算终老在此，岂料耿定向余党及原是李贽友人的梅国桢竟然伙同地方官吏，暗中造出“僧尼宣淫”的谎言，对李贽进行无耻的诽谤，掀起“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吏以“维护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烧毁龙湖芝佛院，并下令搜捕李贽。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李贽避入河南商城中。这时正值敢于直言极谏的好友马经伦被贬后来访。李贽后来便寄寓在马家，继续从事《续藏书》的著述。
万历三十年（1602年），大官僚沈一贯指使张问达弹劾李贽“惑乱人心”，“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这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明神宗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为罪，逮捕李贽，焚毁其著作。
入狱之后，最终的判决书下来了，李贽一看：送回老家，地方看管。他顿时失望了：一个自由的斗士，怎么能够被看管？
公元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李贽静坐于北京皇城监狱，一名侍者为他剃头。剃好以后，李贽抢过剃刀，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顿时鲜血淋漓。侍者大急，问年老的犯人：“和尚痛否？”李贽不能出声，以指在侍者手心写：“不痛。”侍者又问，“和尚为何自割？”李贽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辗转两日，终于断气……
他用一把剃刀追求到了他的自由。
从此，宣告了明末思想界的沉寂，宣告了自由时代的遥遥无期，也宣告了对封建朝廷无声的蔑视。
李贽思想
李贽的进步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治，他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这就是说，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朋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
李贽还对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促尼，万古如长夜”的宣传进行驳斥。他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苦必得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他还嘲讽“千古一词”、“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无异于“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犬。李贽针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进步思想。
李贽尊孔言论和理学的批判，是对封建卫道者们的有力鞭挞。除此之外，李贽还同情下层人民的疾苦。他曾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产者但说生产，力田者便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他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
李贽这些进步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封建统治思想占绝对优势的时代，李贽的思想无疑像一把利剑刺中封建思想的痛处。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力置李贽于死地的根本原因。
编者小语：
李贽著述盈车，明、清两代都被列为禁书。他是明代后期一个特殊的反封建反理学的进步思想家。只是他没有循着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道理走下去，却堕入唯心主义的迷途，让人为他惋惜。但是他不畏强权，勇敢地同封建制度、传统的封建思想挑战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朝“开国儒师”——顾炎武】
亭林先生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明亡后，由于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为人，改名炎武，字宁人，又因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所以有时自号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知识渊博，志气远大。
顾炎武原为顾同应之子，顾炎武便出生后便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王氏知书达理，而且意志坚强、深明大义，虽然十六岁未婚守节，但“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为顾炎武提供了良好的家庭教育。
天启六年（1626年），顾炎武入学，成为县学生员，取学名曰继绅，开始致力于习学科举文字。在县学中，炎武与同窗归庄结识。两个同龄少年常在一起切磋学业、纵论国事，由于意气相投，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顾炎武十八岁到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他与归庄加入复社大约就在此时。复社由名士张博等人发起组织，主张革新朝政，彻底清除阉党余孽等，入社者多达数千人，是继东林而起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学术团体。归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砥行立节，落落不苟于世，人以为狂”，时人号为“归奇顾怪”。
顾炎武自入县学为生员后，多次上京参加科举，却从未及第。崇祯十二年（1639年），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长达14年的科举征逐，屡试不中，终于让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他认识到“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炎武终于不再留恋，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民生之利害者随录之”，着手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顾炎武凭捐纳成为国子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