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扬长避短，成就未来
人无论多么伟大，都是有缺欠的。能目视千里的人，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睫毛，正像好事不会让一个人占尽一样，众人的优点也不可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即使是圣人，也有短处，但明智之人善于利用自己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成功者善于扬长避短，能够自见自知，又能自律。失败者常常以虚当实、以无当有，这是苦于不自见、不自知。在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井陉之战中，双方在作战指挥上的得失高下是显而易见的。韩信取得作战胜利，关键在于他懂得扬长避短，有计划地制造和利用赵军的错误，巧妙地掌握士卒“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这一心理状态，奇正并用，背水列阵，灵活用兵，出奇制胜，速战速决，从而一举全歼赵军，谱写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精彩篇章。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也深知李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李鸿章的生活很有规律，这得益于他的老师曾国藩。曾国藩传到今日的“八本”和“八宝”，有一条就是起早。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而且曾国藩坚持必须大家一起吃早饭。李鸿章刚刚到曾府做幕僚的时候，由于在京城翰林散漫惯了，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所以很不习惯曾国藩的一些规矩。曾国藩每天黎明时分就会起床，然后等到幕僚们都到了之后，才开始吃饭。李鸿章晚上喜欢看书，通常睡觉很晚，早晨不愿意起来，对于大家一起吃早餐，特别不适应。刚开始曾国藩还不好直接对李鸿章说，但后来真正发现李鸿章有这毛病时，就开了一门特别训练课程。
有一次，李鸿章不想起床，推说自己头疼，但曾国藩知道他是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并让去请的人告诉李鸿章：“大家都在等你一个人，你不到就不开饭。”李鸿章无奈地来到餐厅时，发现赵烈文、陈士杰、郭嵩焘等幕僚一个个肃然端坐，目不转睛直视着面前的饭碗。李鸿章看见大家都在等着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低着头迅速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李鸿章进来后曾国藩才吩咐开饭，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直到大家闷声不响吃完了，曾国藩才慢慢地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当下，李鸿章感到十分羞愧，聪敏过人的老师已然窥到了他的全部。从此，他改掉了睡懒觉的习惯，再也没有迟起过。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婿吴永，在李鸿章晚年的时候跟随过他。据吴永说，李鸿章的生活规律和曾国藩十分相像，简直如出一辙。
年少轻狂的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教导下，逐渐剔除掉身上的毛病，经过曾国藩的提点，和自身不断的努力，才智逐渐显现出来。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李鸿章的才智获得朝廷的青睐，每每委以重任，而李鸿章也没有辜负朝廷的信任，用自己的才智抱负一次次圆满完成朝廷的重任，使之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威廉·戴恩·飞利浦说：成为一个成功者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每天精力充沛地努力工作，不虚掷光阴。俗语说：“成事在人。”讲的确有道理。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回报你。如果有以勤奋付出的习惯，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成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是有一定道理的。同样，你要想超越别人，就要不断地超越自己，让自己变强、变更强，才有始终稳占鳌头的可能。没有勤劳的汗水，就没有成功的喜悦与幸福，真正的幸福决不会光顾那些精神麻木、四肢不勤的人们，幸福只在辛勤的劳动和晶莹的汗水中。
世上没有绝对的优势，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椅背。惰性会使你无所作为，如果你转向错误的方向，它就会使你不去抵抗或不思停止。你就会继续前进，向下滑去。一个人如果总是安于现状，不能未雨绸缪，那他将永远停留在现状，渐渐地被社会所淘汰。只有勇于去行动，哪怕实现的过程很漫长，但只要坚持下去，总有达成目标的那天。为什么许多人会成功呢？因为他们向前追求一个特别的目标，不断努力，不断前进，直至达到目标为止，要阻止他们是难上加难。为什么许多人会失败呢？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站起来出发，他们不前进，不愿努力，没有克服惰性，也不开始着手，因此他们永远不能成功。
如果你能够扬长避短，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那么你的力量将因此而建立、成长。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要靠自己做决定，靠自己去奋斗。这些和别人都没有关系。不过，如若你能早点拿定主意，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别人才能给予你适当的配合或协助，自己也比较容易成功！
4.困境之中，磨练坚韧的意志
困境可以检验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敢于直面困境，积极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他或迟或早，总会成功。如果一个人被困境吓倒，灰心丧气，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困境局面消除，他也不会走出失败的阴影。
坚强的毅力可以帮你渡过难关，坚韧的意志可以让你经受磨炼。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得上或是替代“坚韧的意志”。坚韧的意志是一切成就大事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坚韧是解除一切困难的钥匙，它可以使人们成就一切事情。它可以使人们在面临大灾难、大困苦时不致覆亡；它可以使人们发现新大陆，挖掘人类更大的潜力。历史上每件造福于人类的科学发明，都是出自于那些有极强坚韧力的人之手，世界上的一切伟业，都是在别人放弃而自己仍然坚持时所取得的。一个能够坚持到底，而且即便旁人笑他不智时仍然坚持的人，他的目标就一定会达成。
坚韧的意志，是一切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他们或许缺乏其他良好的品质，或许有各种弱点与缺陷，然而他们具备了坚韧的意志，这是所有成就大事业的人所绝不可缺少的涵养。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不管处境如何，他们总能坚持与忍耐。因为坚韧是他们的天性。
李鸿章具有极强的坚韧力，任何困难与阻碍都不足以使他倾跌，任何灾难、不幸都不足以使他灰心。他是一个不知失败为何物、不知何时才算受挫的人，一个将“不能”、“不可能”等字眼，从他字典中抹去的人。
袁世凯，晚清历史上又一风云人物，自1895年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直至1916年在洪宪帝制的迷梦中死去。他凭借其一手创办的北洋新军，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中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汉族官员中势力最强的一人。实际上袁世凯的发迹着实与李鸿章有着一定关系，袁世凯的爷爷叫袁甲三，和李鸿章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李鸿章在安徽剿捻时候的顶头上司。而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又是李鸿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幕僚。在袁保恒的举荐下，李鸿章把袁世凯安排在“庆字”营吴长庆军营管理营务。
庆军当时驻守在山东蓬莱，1882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事变，李鸿章就把庆军的几千人，用军舰运到朝鲜，袁世凯也就跟着到了朝鲜，参与平息叛乱。甲申事变的时候再次平息叛乱。吴长庆后来回国了，就把袁世凯留在了朝鲜。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中国驻朝鲜的一个总代办，是李鸿章和朝鲜之间联系往来的一个枢纽。袁世凯在朝鲜呆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朝鲜国王说他懂得练军，为朝鲜国王组建了一支新军，并练成了一支新军，从而以治兵会练军而闻名。后在1876年，由于平定朝鲜的“壬午兵变”而受到李鸿章的赏识，直至继承李鸿章的衣钵，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可以说袁世凯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
甲午一役使得李鸿章“一生事业扫地无余”，袁世凯一看李鸿章不行了，就投靠了翁同龢。翁同龢是李鸿章的最大的对手。与李鸿章一样，翁同龢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龢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龢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龢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龢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
当年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因为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壮大，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龢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龢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龢一同赴日。翁同龢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国内时，翁同龢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