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之初，招商局一方面面临洋商的竞争，另一方面面临国内守旧势力要将其改归官办的压力，形势不容乐观。但李鸿章仍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的原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提供大力支援。当时沿海和长江航运已为外商垄断，新成立的招商局简直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奏准了运送漕粮和一些官府物资的专权。此举是轮船招商局可以建立、维持的关键。在与洋商的激烈竞争中，中外双方大打“价格战”，因此招商局资金一直紧张，李鸿章多次指示拨借官款，有时还规定可以缓息。这些措施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不到10年时间，货轮即由初期的4艘发展到30余艘，总装载量近24000吨。
成立之初，轮船招商局就加入与美资旗昌洋行和英资太古洋行的激烈竞争。在华赚取了十多年暴利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轮船老化，缺乏竞争力，地盘日益减小。到后来，其独享的汉口、九江之利，也因招商局“江宽、江永两船到”而“气夺”。加上美国内战结束，国内市场诱惑力巨大，旗昌公司决定出售。1877年，在198万两官银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投资222万两收购了旗昌轮船公司的所有产业，包括船只16艘、码头和位于上海外滩9号的办公大楼，成为规模最大的轮船公司。至此，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数量从12艘增加到33艘，吨位突破400万吨，占当时在各通商口岸进出的中外轮船吨位总数的36.7％。轮船招商局最早核定资本为100万两，1882年增至200万两。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招商局收购了旗昌公司后，英国太古、怡和等“洋商忌之益深，极力跌价倾轧”。清廷认为与洋船竞争“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为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加大对船局的扶助：官方贷款“分年还本，缓缴利息”；“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苏浙海运漕米必须照四五成一律加拨，不准再有短少”；“沿江沿海各省遇有海运官物，应需轮船装运者统归局船照章承运”；“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江沿海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
在降价竞争中损失惨重的太古、怡和公司，见无法压垮招商局，不得不在1878年与之达成妥协，签订了“齐价合同”。
1882年前后和1890年，怡和、太古公司又展开恶性竞争，甚至以三四成乃至一成、五厘的价格抢客户，使得招商局“股价日跌”、赢利锐减。招商局“请将采运局平粜免税之米、援官物例归局专装以抵御之”，使得疲惫不堪的外国公司不得不再次妥协，分别于1883年、1893年两次签订“齐价合同”。对旗昌公司的兼并和几次“齐价合同”，可以说是李鸿章为中国的船运经济做的大贡献。
轮船招商局的建立打破了洋商对华航运的垄断，使洋商的收益急转直下，仅1873年到1876年间，外国航运公司收入总共损失4923000两白银，这期间中国商人少付给外国商人的费用当在136000两白银以上。外国人也曾称赞李鸿章：“招商局办理深合机宜，为中国必不可少之举。任事诸人，措置亦甚得当。则此局之设，争利者深忌之，其不争利者未尝不服也。”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从“军工”转向“民用”、从“求强”深化为“求富”、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企业，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的序幕，打破了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的事告诉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多想一想，多试一试，说不定成功就在这多试一次之中，你的命运也从此改变。的确，另辟蹊径体现了一个成大事者基本的谋事手段，相反如果人云亦云，则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属于另辟蹊径者。
同样，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如果你要想另辟蹊径去获得成功、获得机会，就应该从成功的经验中吸取有益的启示。首先，要能在平常的事情上思考求变。能够另辟蹊径的人，其思维富有创造性，善于从习以为常的事物中图新求异，主动反常逆变，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其次，要不为现行的观点、做法、生活方式所牵制。再次，要留意他人，学习他人，但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要知道盲目模仿他人的经验，并不能获得成功；只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自己在观察事物、观察别人成功经验的同时，独创出自己的见解才能走向成功。
成大事者总是相信：人生之路千万条，总是踏着别人的脚印前进的人，会碌碌无为。只有敢走别人从未走过的路，另辟蹊径，才有成功的可能。
3.做事以务实为根本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本上学出来的知识毕竟是肤浅抽象的，而要真正深刻透彻地掌握事理，就得亲身去实践。
做人做事要踏踏实实，以务实为根本，不贪图虚名。这既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和人格魅力。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贪图虚名，才能办成大事。”李鸿章在听取了曾国藩的意见后，把务实视为成大事的根本，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文人的良知大多数与关心百姓有关。李鸿章为官将自己的心紧贴百姓，令人尊敬。李鸿章在上海任职时，作为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李鸿章注意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经济建设的问题。由于连年战争，百姓生活穷困，还有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李鸿章首先在战后地区恢复农业经济，减免田赋，还给农民发放耕牛和种子，给饥民发放米钱。在未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地区，向地主官绅收取新税，用这些税金补贴对农业费用的开支。李鸿章还向朝廷提出举措，指出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税率差别一定要改正，建议取消对大户的一些优惠政策。李鸿章在财政管理上一直倾向于从商人、地主、豪绅的手中获取钱财。他的这些措施多少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人民生活状况有所改善。
从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很多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掠卖华工到南美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各岛充当奴隶。华工在国外受着非人的待遇，饱受了种种苦役和刑罚。1869年、1871年，总理衙门分别接到秘鲁华工联名写的求救信和控诉信。李鸿章得知此事后，十分同情在外华工的遭遇。他认为朝廷应该为他们做主，应该保护华工的合法权益。
1873年，秘鲁代表来中国洽谈通商条约，其真正目的是想把招收和输送劳工合法化。李鸿章认为，秘鲁虐待华工，必须在解决华工问题之后，才能商议立约问题。他决定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要求秘鲁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1873年10月，李鸿章开始与秘鲁代表葛尔西耶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秘鲁是否虐待华工的问题。秘鲁方面拒不承认。李鸿章拿出秘鲁华工所写的《诉苦公禀》警告葛尔西耶说，必须遣送在秘鲁的十万华工回国，并保证以后不再拐运华工，中国才有可能和秘鲁订约。葛尔西耶听到这番话，十分惊讶，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个正在受到侵略的国家，他的官员居然敢于说出这般强硬的话。
经过李鸿章顽强的交涉，1874年6月16日，中国和秘鲁达成通商条约《中秘友好通商条约》，并特地签订保护华工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保护侨民的条约。李鸿章要让所有在外的华工都知道，朝廷还没有忘记他们。大清国虽然力量微弱，但是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臣民。李鸿章说，海外华侨如果知道朝廷还惦记着远在异国的他们，那么一定会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激起他们效忠中华的正义之心。李鸿章由此想到，华工在外距离中国遥远，朝廷根本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和安危；于是，还考虑到如何向海外各国派遣使者的问题。
此外，李鸿章为了促进经济还兴办了许多这个时期著名的洋务企业，为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878年，李鸿章还筹建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天津商界名人杨宗濂兄弟的经营下，该局1891年“每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
1880年，左宗棠在兰州创建机器织呢厂，主要生产军用布料。
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由盛宣怀负责的电报总局和学堂。1882年4月改为官督商办。到甲午战争前，东北、辽东半岛、长江上下游甚至陕甘的主要城市和国防要塞，大都架通了电报线。
1881年，李鸿章奏请开办承德平泉州铜矿制造子弹。1887年，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建了漠河金矿。
在以上企业之外，李鸿章对待教育也非常重视。继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的上海方言馆、1866年的福州船政学堂等学堂之后，创设了一系列西学学堂：1880年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的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的广东水师学堂，1890年的南京水师学堂，1892年的湖北铁政局附属化学堂、矿学堂，1893年的天津医学堂，1894年的湖北自强学堂等等。还延续并拓展了容闳、丁日昌、曾国藩等倡议并奏请实施的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计划，其中有著名的稚童留美活动。在从1872年到1875年的这个活动中，清政府先后向美国选派了120名幼童。他们在学会了美国语言之后，三分之一专修法律，其余三分之二学习航运、路矿、电报、医学、教育等等。这批留美学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深远，延伸到国民党时期的中美合作。
李鸿章创办了不少近现代企业，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可谓功不可没。
务实是办大事者必不可少的品质，务实不仅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更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是经验的积累。无论你做的工作多简单枯燥，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了，对自己来说就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就是一种收获。
世界上绝对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成功无一不是靠着人按部就班、脚踏实地努力的结果。脚踏实地就是不好高骛远、不张扬，从最基本的做起。俗话说：“少一分张扬就多一分实惠。”讲的就是为人处世要务实，不贪图虚名。实实在在付出心血，才会换来实实在在的享受。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从一点一滴的实事做起就能获得事业的大成功。
4.打破陈规，开拓创新
打破成规、冒险犯难以及大胆行事是平庸和卓越两者之间的区别。只有敢于打破自己固有的圈子，才可能改变命运，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些墨守陈规的人永远不会有所突破。
凡要做大事者，决不能因循守旧，照抄照搬，而要动脑筋有创意，重新开出一条新路。时代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满足于一时之功，安于现状，就是衰退，就是走自我毁灭之路。一个人如果缺少创新思维，那他就会流于平庸，永远成不了大事。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条条框框在约束我们的行动，如果不打破这些常规，那么你的命运与其他人没有差别。
在19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洋务（夷务）”这个词，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外国的一切事情，提倡和主持洋务的人自然就成了洋务派，在洋务派刚刚产生之时，由顽固守旧派占主导地位的清廷对之所抱的是敌视的态度，由于政府对办洋务不赞成、甚至反对，许多洋务派的创始人都遭遇了悲惨的下场。
但到了19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随着太平天国、捻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面对这种局面，以总理衙门大臣奕、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浙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新洋务派提出为抵御外侮维护清廷的统治地位，应当抛弃陈腐的“祖宗之法”，转而引进西洋先进技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及其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