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明白，大清西南毗邻的越、缅、印等国都是山国，国境之中深山老林，人迹罕至。从这里打开“贸易通道”的想法确实使很多人不敢恭维。因此，斯普莱的这一主张提出后，一直被他的同仁视作笑谈。一位外交部官员曾嘲笑他说：“斯普莱先生是一位一贯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他的话题往往确实能使人产生很大的兴趣，但大多不切实际！”但斯普莱是一位在印度服役多年的人，他对印度、缅甸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形势比较了解。因此，对这一缺乏支持的主张，他一直热情不减。每一位新任外交大臣就任，他都不厌其烦地向他陈述自己的想法，终于在1874年，英国外交部印度分部来了位“知音”勋爵，名叫索耳兹伯。索耳兹伯对斯普莱的提议颇有兴趣，便命令印度政府对斯普莱提议的这条“贸易通道”进行勘察。同时，建议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力争大清政府同意该勘察队进入中国。
1874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出一支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200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
清政府同时同意，英国驻华公使副领事马嘉理由长江向上溯行，以迎接来自缅甸的“勘察队”。马嘉理在沿江而上时，得到了中国当地官员的提醒：在大清与缅甸接壤处，常年活动着一支出没无常的土著人马。他们对外来者，尤其是外国人怀有敌意。但马嘉理不听劝告，身配洋枪，一意孤行。马嘉理在1874年正月初十与英军上校柏郎接上头，然后从缅甸边境上的八莫南弯允推进。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并没有告知当地官员，就进入云南的曼允地区，受到当地景颇族人民的阻拦。1875年2月17日，当这支队伍前进至云南红蚌河附近时，有人提醒他们：当地军民对外来侵略已有抗击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马嘉理2月21日佩带短枪，带领3名随从，自告奋勇地向前探路；柏郎带领大部队随后。马嘉理和柏郎率领武装探路队不事先通知地方官，就擅自闯入云南，并扬言要进攻腾越城（今腾冲），曼允山寨的景颇族人民力阻英国侵略者通过。
当地驻军军官李国珍见有洋人深入，便故意放马过境，然后切断这4人与后面大部队的联系。马嘉理等4人在一座寺庙里过了一夜，于次日返回，去迎接柏郎。途中被大清军队拦住。马嘉理当时就拔出洋枪，打死一名群众，导致群众情绪迅速激化，马嘉理一行4人当即被群众杀死，尸体被抛进河流。随即，当地军民迅速聚集，去阻截柏郎等人。柏郎闻讯，立即带领部队逃出云南。“贸易探路”至此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称“滇案”。
按照国际法准则，一个外国人由于自己的冒险行为而置于危险之地时，所在国不负责任。但马嘉理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却无视国际法准则，借机向清政府提出了派使者向英国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抚恤金、改进关税、开放口岸、严处大清当地官员等等要求，并派兵驻扎在中缅边境，以示威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态度强硬，就马嘉理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声言将派兵入滇，不仅提出赔礼、赔款等一系列要求，还对大清派使团赴英国致歉的觐见程序、礼遇等提出种种要求。同时，英国还与俄国公使密谈，一旦爆发战争，要求俄国从伊犁进军，让清政府陷入前有狼后有虎的境地。
清政府回应威妥玛可以考虑对被害者家属进行抚恤赔偿；对马嘉理的被杀一事，清廷将派专人调查；对英国提出的其他要求，清政府一律不能接受。对此，威妥玛立即采取对应政策。他首先将身处北京的使馆人员撤至上海，于是有消息传出：他将联合俄国人从西北、英国从西南的印度调集军队，进攻大清帝国。
面对如此局势，醇亲王奕 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想到的却是：大清帝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过去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威妥玛还提出要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送京查办；如果中国发生了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人可以派人审查等干涉中国独立司法权的条件。并要求将《天津条约》中皇帝接见公使的条款，付诸实施。
在这种高压的态势下，清政府作出了妥协的第一步：先派遣由60岁的老绅士郭嵩焘带领的使团，赴英国道歉。与此同时，清政府请求其“英国朋友”赫德出面斡旋，恢复与威妥玛的谈判。1876年7月，李鸿章被清廷委派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此事，威妥玛也同意与李鸿章在烟台谈判。
其时，新疆正值多事之秋，清廷已命令左宗棠西征以收复新疆。由于担心英国会与俄国联合起来阴谋占据新疆，就命令李鸿章、丁日昌一同妥善办理此事。在李鸿章看来，开放口岸，皇帝接见公使这都是无关大碍的举动。李鸿章认为中国需要扩大对外交往，需要睁眼看世界。但是让地方官员因此受到更多的委屈，则是不能忍受的大事。李鸿章采取联合其他国家政府支持的办法来遏制英国。李鸿章借慈禧太后生日之际，设西餐邀请英、俄、德、美、法等各国公使及海军司令，希望得到各国的支持。各国公使一来不满威妥玛的野心，还想借机博取清政府的好感，于是，纷纷表示不支持将官员送京查办。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谈判，大清皇帝由同治换成了光绪，次年7月，李鸿章与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这个条约的签字时间是1876年9月13日。这个条约的签字，意味着马嘉理事件的终结。
《烟台条约》约定：派遣使团赴英国道歉；向死者家属赔偿20万两银；应制定大清政府与外国外交官交往的礼节；在大清境内新开辟印藏交通；开放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在通商口岸豁免厘金税，对鸦片实行税厘并收。李鸿章认为，开放口岸和划定租界，有利于清政府按照条款对外国人进行管理，否则外国人一样会擅举妄动，这样就避免了当地人和外国人的冲突。他还认为，禁止鸦片在当时来讲已经不可能，所以对鸦片进行税厘并收，还能增加一部分财政收入。此外，确立中国派驻对外公使的制度，也是对外开放的一个标志。李鸿章认为由双方签约而避免了战争是最大的好处。当时有外国人说：面对列强蛮横而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应该被视为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
《烟台条约》的签字时间虽然是1876年，可英国政府直到10年后的1885年才批准同意，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不满中国对鸦片的高额税厘的征收，也不满其他国家对于租界内进口商品同样可以免交厘金。一直觊觎更多更大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直到1885年，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鸦片厘税收入的具体数目后，这才得到英国的批准。
《烟台条约》签订后，立即遭到俄、美、法、德诸列强的反对，不愿承认这个文件；对英国来说，更多的英国商人原指望能在大清帝国内做点免税贸易，而这个文件只限定可以在区区几处通商口岸有免税贸易，因此，出资支持政府行动的商人阶层对这个文件极为不满。
这个文件所约定的另一项内容，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不得不大书一笔。1877年2月8日，当郭嵩焘带着大清国的“赔礼使团”将年仅6岁的光绪皇帝的道歉信递交给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大清帝国在外国的第一个使馆同时成立。这应该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所产生的一个极有意义的后果。
当然，在外派驻使馆——这诚然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但这与英国人的实际利益有多大关系呢？于今观之，人们则不能不佩服李鸿章当年在谈判席上高明的“太极功夫”。通过这次谈判和这个文件，“矜持而傲慢”的李中堂成了大清国外交的形象代表，令洋人胆寒。
李鸿章之所以能够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主要原因是他善于扭转局势，变不利为有利。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被动的时候，有人就会心灰意冷，不知所措，而有人很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能做到“扭亏为盈，转败为胜”是获得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这是人生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