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进事千乘之国
【原文】
子曰：道千乘①之国，敬事②而君子安，存而爱人，使③民以时④。
【注释】
①千乘：千辆马车。
②敬事：严肃、认真地对待各项工作。
③使：役使。
④时：顺应农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做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各项工作，坚守信用，节省开支，爱护有才能的人，顺应农时役使百姓，不影响他们生产。”
【延伸阅读】
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用人，由此他提出了用人的主张。在古代，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开公司，办企业，其实管理的精神、根源、内容和步骤都是相似的。
李嘉诚在谈到该如何任用人才时曾说：“知人善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在用人时尽量用人所长而避其所短，才能让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曾国藩也认为，用人之道贵在量才而用。他在笔记《才用》篇中写道：
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
曾国藩主张：“凡是在带兵打仗、出谋划策、舞文弄墨等方面有一定的专长，都可以得到录用。”录用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具体的工作，做到人尽所用。
虎将鲍超在出道之前是个流浪汉，为人也很鲁莽，但他有一身好武艺，且善水性，曾国藩很欣赏他，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记名提督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大，立功最大。”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鲍超带领着湘军水师战岳州，攻武昌，一直打到了金口，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意为“勇猛的英雄”。
早期湘军水师在跟太平军的水师作战时，经常吃败仗，被打得溃不成军，其主要原因就是湘军没有一个好的水师将领，不懂水中作战的特点。鲍超自小就在奉节水边长大，深谙水性，很善于水战。曾国藩正是看中了鲍超的这一特点，才把湘军水师的大旗交给他的。历史证明，任用鲍超是曾国藩一生中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为了使自己的下属能发挥各自的才华，提高战斗力，曾国藩都能做到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岗位。对于很勇猛的人，就安排到军队中去带兵打仗；对于很会计算的，就让其负责筹备军饷；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等等。曾国藩知人善任，用人用其长，在晚清成就了大批的人才。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以上是曾国藩用人获得成功的事例，但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调派李元度防护徽州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最赏识的除了郭嵩焘、刘蓉外，再就是李元度了。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在曾国藩组建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初期遭受多次打击的时候，也只有李元度一个人守在他身前。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十年这六年里是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身陷困境，但李元度始终不离不弃，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六年多的艰难岁月。对于当时长期陷在逆境里的曾国藩来说，李元度的这种支持与忠诚比什么都要可贵，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极为感激的。
李元度学识丰富，很有才华，尤其擅长诗词曲赋与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在文学上，李元度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但他却不擅长带兵。如果曾国藩需要一个人陪自己吟诗作赋，陶冶性情的话，那李元度就是个最合适的人选。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让李元度带兵打仗。
咸丰十年，曾国藩调派李元度把守徽州，交代说：“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只要不出来应战，肯定能守住5天，只要能守5天，就算完成了任务。”
曾国藩没有想到李元度只会纸上谈兵，又好大喜功。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才不愿意做缩头乌龟呢。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反而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为了挽回面子，李元度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徽州城还没有守到一天就被太平军攻占了。徽州失守，事关重大，曾国藩只能向朝廷上奏罢黜李元度的官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错用李元度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他一世英名。
用违其才，在用人上是最忌讳的。一次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事业的失败。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三国时期，诸葛亮错用马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马谡熟读兵书，是一个很有军事谋虑的人，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在南征孟获时，诸葛亮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十六字方针。结果七擒孟获，使孟获彻底放弃攻打蜀国的念头，消除了来自西南的威胁。这件事证明，马谡真正是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军事参谋人才。
但是，马谡没有带兵打仗的实战经验，所以刘备在临终前曾经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小心。”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听取刘备的意见，他太偏爱马谡了，所以在第一次出兵祁山时，不顾众人的反对用了马谡，让马谡当了先锋。结果街亭一战，蜀军大败，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一个牺牲品，马谡是诸葛亮的牺牲品，这些很有才华的人之所以最终走上历史的祭坛，其主要原因是那些“神明”之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清各自的所长，而粗心地任用其所短。
因此，用人者要切记：违背人才的特点而用人，只会既害了人才的前程，又误了你的事业。
第二节其身正不令而行
【原文】
子曰：其身正①，不令②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
【注释】
①正：行为端正。
②令：命令。
③从：信从。
【译文】
孔子说：“作为统治者只要自己行为端正，公正廉明，就是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能办得很顺利；如果他自己行为不检点，即使发布命令，百姓也不会信从。”
【延伸阅读】
孔子论为政之道，很讲究为政者的自我表率作用，强调树立榜样典范、以身作则以取信于民。孔子的这一认识源于他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孔子论人重在仁德的修养。在孔子看来，人之为人，在于自觉承担人生之应当的社会和家庭责任，动之以真情，晓之以理义，并以诚挚的信念和仁爱之心来沟通自己与外面世界的关系，使之达到和谐、自由的理想境界。为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和诚信之情，如果不能和他人取得相互理解和信任，进而和谐共处的话，那么必然会陷入闭塞不通，孤家寡人的孤立境地，很难成就什么事业，更加无法实现人生的存在价值。在此基础上，孔子讲为仁由己，即修养仁德需要从自身做起，要以身作则，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体察人生之使命，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
所谓政者，正也，以仁义之道教化万方之义。这个仁义之道是需要由自身体现出来的。否则便是空洞地说教，更是言行不一的虚伪。孔子讲仁义从来都是在身体力行中论述而拒绝空泛的理论探讨，原因就在于此。因此，鲁哀公问孔子如何才能取信于民的时候，孔子很干脆地告诉他，只要做君王的做事公正，无私，任用贤能，那么老百姓自然信服；反之如果他一味任用小人，徇私枉法，老百姓自然不会服气。孔子也曾经说过：“只要自己行为端正了，对于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假如自己行为不能端正，又怎能使别人端正呢？”
领导的“导”有引导、表率的含义，领导者若能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则不用严刑苛责，下属也能各行其是，无为而治，也不会出现作奸犯科之事；如果为官之人作风不正，则虽有政令却无人遵守，如同空文。
柳传志在做联想集团的董事时，曾经做了这样一个规定：凡开会迟到者无论官职大小都要罚站一分钟。有一次柳传志的师父开会迟到了，他罚站的时候，站了一身汗。柳传志跟他说：“今天晚上我到你们家去，给你站一分钟。”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罚站的时候是挺严肃，而且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并不是随便站着就可以敷衍了事的。在20个人开会的时候，迟到的人进来以后会议要停一下，静默看他站一分钟，真是挺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虽然不好做，但是也就这么硬做下来了。
在我国的企业中，虽然也有一些类似“罚站”这样的硬性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只是针对普通员工的，对管理者，尤其是中、高层次的管理者，这些规章制度对他们形同虚设。少数管理者似乎把这些规定看作是监督下级执行的权力，而自己似乎是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特权者。同时，即使在执行公司的管理制度的过程中，也往往对“疏贱者”严，而对“亲近者”宽，人情干扰了这些管理者的执行，不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对待。由此，在这些企业中就出现了一批享有法外特权的管理者及他们的近爱者。这样的管理，很难使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起到作用，影响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三国时的曹操虽然是一个乱世奸雄，但也是一位治国能臣。他在治国治军方面深得将士、百姓尊重，因为他很懂得管理之道，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曹操割发代首的典故就说明了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要自己带头执行。
不仅是历史名人能够以身作则，著名的企业经营者土光敏夫身先示范以身作则，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有改变过。
日本东芝电器公司经过漫长的发展壮大，如今已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名牌公司之一。但是，东芝电器公司在二十多年前，却因经营方针出现重大失误，而负债累累，一度濒临倒闭。在这个生死关头，东芝公司寄希望于日本石川岛造船厂总经理土光敏夫，希冀能借助土光敏夫的智慧和才干，力挽狂澜，把公司带出死亡的边缘，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