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旱灾非常严重，朝廷要求开仓赈济灾民。当各地粮道知道潘家祥买米回来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拜访，都希望他提供米源，因为朝廷公仓空虚，漕米也迟迟不到，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由于官府出价太低，潘家祥都没有当时给予答复。
正当潘家祥在物色大的代理商时，胡雪岩暗中请的直隶粮道突然来访，说急需购买大批谷米，安抚直隶的灾民。
这位粮道大人十分着急，与其他粮道不同，出手很大方，答应以每石十五两银子的价格，购买两万石。潘家祥大致算了一下，快高出进价两倍了，除去运费等各项开支，还净赚十多万两银子。他心中暗喜，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现，还大倒苦水：“江南战乱频仍，谷价腾贵，购之不易，路途迢迢，成本高昂，我已蚀不起老本，不敢多做了。”
粮道大人当然知道他是在讨价还价，于是每石又给他加了二两银子，十七两银子一石。潘家祥见火候差不多了，便同意了。
当场签合同、付定金，手续齐备之后，粮道大人意味深长地说：“救灾如救火，还望潘公信守合约，按此交割，耽误了公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潘家祥拍着胸脯说：“请大人放心，绝对没问题！”
送走了粮道大人，潘家祥一刻也没有耽搁，急忙回到上海，他已经雇了二十多条快船，万事俱备，只等谭柏年来交货。
眼看着再有一天就返程了，却不见“隆昌”米行有任何动静，船老大着急了，来客栈问潘家祥哪天装船。潘家祥一听到米还没有来，可是着急了，正在抽着的烟也扔了，一骨碌从床上翻下来，赶紧去“隆昌”问个究竟。谭柏年忙满脸堆笑，连声道歉，说米行已经换了老板，他做不了主，大小事情都要问胡雪岩。
潘家祥刚要发作，说谭柏年不仗义之类，却见胡雪岩倒背着手，不紧不慢地从里屋踱出来，便明白中了胡雪岩的圈套。但是交粮日期迫在眉睫，换米行肯定来不及了，如果耽误了朝廷的期限，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因为他也知道那位粮道大人是胡雪岩的至交……这样一想，潘家祥更害怕了，惊出一身冷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潘家祥不服输也不行，只得以每石二十两银子的价格从胡雪岩那里买了两万石米。这样一来，胡雪岩利用连环计，反败为胜，不仅挽回了自己的信誉，还净赚了十万两银子。
胡雪岩利用这种连环计，环环相扣，战胜了对手，征服了合作方，不仅保住了自己的信誉，还趁机赚了不少银子。他的这种手法可谓高明。
如果一个人做事的谋划之法能够修炼到这种程度，在不违背法律，不丧失道德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目标，那他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
忍一时之气，可以成就一世
胡雪岩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忍一时之气，可以成就一世，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忍”是一种功夫。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成大事的往往是那些忍耐力非凡的人。当然，这个“忍”并不是一味地让，而是要有韧性，能屈能伸。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退”，并不是一味地忍让、退步，而是要像弹簧一样，能屈能伸。成大事的人，往往都具有超强的忍耐力，能够容忍别人的错误或误会，懂得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做大事的人，在谋划方面更要懂得这个道理。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商场，他为人处世总是能做到忍一时之气，照顾到大局的利益。这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忍，并不是退回来什么都不做，而是要谋划做更大的事情。
胡雪岩对杭州张秀才误会和为难自己的忍耐，以及他对张秀才的拉拢和成全，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张秀才在杭州城中很有名，也算是个不小的角色，有点文化，平时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是衣冠中人（就是进入候补官僚行列的人），可以跟官僚们交往，包揽诉讼之类的事情，还经常给人说合是非，便觉得自己比一般人高一头，就欺软怕硬，十分无赖。曾经因为一件事情，也是因为误会，他便对胡雪岩怀恨在心，总是跟胡雪岩明里暗里地对着干。
原来，那次王有龄坐镇杭州，推行制度，改革旧弊。当时有一项税，是对新开店铺征收规费。王有龄对政事十分认真，对改革也很坚决，他认为这项税不应该收，于是便贴出告示，永远禁止收这项税。
钱塘、仁和两个县的差役，不敢惹王有龄，怕撞到枪口上，所以，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乱来，便一时收敛了很多。然而，有怕的，就有不怕的；有政策，就有敢不执行的。巡抚和藩司两个衙门，自认为靠山很硬，不买王有龄的账，对这项税还是照收不误。不过碍于官场的原因，他们自己不方便出面，便指使他们的帮手张秀才去做这件事情，并讲明将得来的钱跟他三七分。
谁知，张秀才没有那种好命。就在他吵吵嚷嚷地收税时，正好知府大人王有龄乘坐轿子路过此地。见有人争吵，王有龄作为一方的父母官，有责任和义务去了解一下情况，并帮着解决问题。下轿一问，才知道是张秀才在收自己明令禁止的税费。他没想到，在布告张贴出去的当天，就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这不是触犯自己和法律的威严吗！王有龄勃然大怒，决定对张秀才进行严惩，也算是杀一儆百。
王有龄将张秀才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一定要革除他的功名。这下张秀才真害怕了，一旦自己辛辛苦苦考中的秀才功名没有了，便会重新成为平头百姓，这对读书人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惩罚。
王有龄走后，张秀才冥思苦想，觉得只有去求王有龄的好朋友胡雪岩才管用，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有龄对胡雪岩言听计从。于是，张秀才便带着妻子儿女到胡雪岩的住处，跪在地上说了很多好话，求他帮忙说情。看他这么可怜，胡雪岩也是一时大意，只当是一件小事，便痛快地答应了，说保他无事。
到了王有龄那里，胡雪岩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王有龄执意要按自己的决定办，因为这件事与他的威信有关。如果有人这样大胆地跟他作对，把他说的话当空气，他以后还怎么治理政事，怎么在官场混。基于这一点，他怎么可能就这么有头无尾地草草了事呢？
胡雪岩也明白，王有龄正处于建立威信的时期，但是他已经答应了张秀才，岂不是说话不算数？于是再三给他求情，王有龄总算松动了一点，本来是要对他革除功名，杖打两百板子，枷号（明朝时期创设的一种耻辱刑，清朝还在用，就是强制罪犯戴上枷锁在监狱外或官府衙门前示众，以示羞辱）三个月的，现在看在胡雪岩的面子上，免除他的皮肉之苦，也不当众羞辱他了，但是，秀才的功名却非革不可，没得商量。这已经算是不小的面子了，要是真打他两百板子，还当众羞辱，那他即使不死以后也没法在杭州混了。胡雪岩也只好不再说什么，觉得这对张秀才已经很宽容了。
谁知，张秀才因为被革除功名一事便对胡雪岩怀恨在心，而对胡雪岩的帮忙求情却一点也不知情。在他看来，胡雪岩两面三刀，一方面搪塞他，装好人；另一方面又在知府面前做好人，不帮他出力。从此便怎么看胡雪岩都不顺眼，处处与他为难。
这些胡雪岩都忍了，他觉得没必要为这一件事情纠缠不休，更没必要对张秀才以牙还牙。
当时正是要收复杭州的时候，胡雪岩回到杭州的目的是收服张秀才，让他做攻城时的内应。他知道，要收服一个人，第一步就是要先摸透对方的脾气秉性，收服张秀才也不例外。但基于张秀才对他的误会，胡雪岩不直接去办，而是把这一切都交给他的开路先锋刘不才。
刘不才经过调查，得知这张秀才在当地百姓中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只有两种人能降住他，第一是当官的，第二是他儿子。他儿子是个败家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张秀才一辈子辛辛苦苦弄来的几个钱，都被他的宝贝儿子给挥霍了。
了解到这个重要“情报”，胡雪岩想了一套办法，让刘不才从张秀才儿子身上下手，先收服了他，再收服张秀才也就不难了。
刘不才是个赌场高手，经常在赌场关照张秀才的儿子，先获得了他的好感。看时机成熟了，便找借口与他单独见面。见面时，刘不才送给了他一些礼物，都是从上海带来的最流行的东西，惹得他爱不释手，想不到刘不才对他这么大方。但刘不才却说礼物是一个朋友赠送的，这个朋友当然就是胡雪岩了。
后来，胡雪岩还托刘不才给张秀才带去消息，让他为自己的前途做好准备，并且送去了保举书，答应杭州收复之后保举他一官半职。并且把那个误会的原委又解释了一遍，张秀才这才明白是自己误会了胡雪岩，他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事情办得很顺利，官军攻城的时候，因为张秀才父子开城门迎接有功，张秀才的儿子获得了一个七品官衔，并被派为善后局委员。
在张秀才误会胡雪岩，并跟他作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胡雪岩没有直接找到张秀才辩理（因为他知道当时去肯定没用，张秀才不会相信），而是委曲求全，忍住了一时之气，然后再找机会派人从他的儿子入手，以大局为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求得事情的圆满，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曲径通幽”。
在别人看来，考虑到张秀才的为人，绝对不会找这样一个“无赖”做内应的，再加上他对自己的误会和嫉恨，即使想让他做内应也会中途改变主意，不能容忍他跟自己作对。但胡雪岩却忍受了张秀才对自己的为难，以大局为重，他认为张秀才是做内应的最好人选，他也凭借自己的能力做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做得相当成功，还收了张秀才的儿子，多了一个善后的帮手。
胡雪岩以大局利益为重，忍了一时之气，成就了收复杭州这件大事，也化解了自己与张秀才的恩怨，这一“忍”可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可见，忍让并不是怯懦的表现，忍一时之气，以退为进，其实也是一种深远的谋划。“冤家宜解不宜结。”为了大局，为了自己将来的事业，暂时忍一下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许，它带给你的不只一点小小的回报，或许，能够成就你一世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