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古往今来，家国一体，治家如治国，不可小视也。
曾国藩为官政绩显著，领兵战绩辉煌，治家更是有方。很多人忽视治家这一方面，然而“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才是“革命”根据地，所以胸怀大志的为官之人要明白治国先治家的道理。
仕宦出身，无需炫耀
仕宦子弟，大多以败家成名，此中道理，不得不察也。
实际上，中国现在还算个“官本位”思想很浓的国家，做了官，就觉得高人一等，出人头地。有这种思想的大有人在，然而心态摆不好，以后发展就会遇到瓶颈，要放平心态，仕宦出身不是值得炫耀的资本。
中国是重“官”的社会，人们都想当官。现在很多人一旦当“官”，处于高层职位领导地位，就觉得社会地位已经高人一等，多出很多优越感，有些飘飘然，总想时不时炫耀一番。平时，也唯我独尊。更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手握的“大权”是“此时不用过期不候”的，所以，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些都是短视。
以平常心看待权力，是曾国藩立于官场不败的秘诀。
曾国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二十二日写给四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安身立命应该从波平浪静方面考虑，保持心中平静顺和，千万不要从翻天覆地、动荡不安处考虑，虽然人人都不甘心庸庸无为，但注意平静为第一原则。生活阅历千变万化，总是应该慢慢向平实处用功。
“向平实处用功”和“在波平浪静时安身”，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哲学的两点重要原则。
曾国藩饱读诗书，27岁考中进士，三年后被授予翰林院检讨。
在京任官九年升迁十级，官至二品。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丧期间奉旨督办团练，苦心经营多年，终于建成一支能征善战的地主武装——湘军，这支军队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最有力的生力军。
曾国藩极力推崇“以夷制夷”的先进思想，积极提倡“洋务运动”，成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向国外购买洋枪洋炮，引进国外科技，开办工厂，成为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
他为官忠廉，为人诚孝，为学谨慎，生活勤俭。被誉为封建时代事实上和道德精神上的领袖，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官气、学风和民意。被公推为“晚清第一名臣”。
纵观曾国藩一生，有成功也有失败。仕途的不如意、朝廷的无端猜忌与不信任、战事初期的屡屡败北、皇帝对谏言的冷热无常，令他无时无刻都身处“高爬、低走”之间。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曾国藩的人生路并非处处笔直平坦，更多的时候是崎岖不平。但他始终能以一颗平常心来对待人生路上的高低坎坷。他说：“做人既可以往高处爬，也可往低处走，爬高是为了实现志向，走低是为了保护自我，只要不失自我本色即可。”
无论是高“爬”还是低“走”，曾国藩始终能不急不躁，走得很平稳。对待权力，荣辱不惊。他说：“所谓的富贵繁华，到头来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一个共同的结局——‘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曾国藩能以这样的心态对待权力，真是了不起。可是古今官场上绝大多数人，在权力面前迷失了自己。为了权力，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最终使自己伤痕累累。
常言道：“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受儒家入仕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一直是以权力为主导的“官本位”社会。直到今天，这种“官本位”思想仍在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活中留有深深的痕迹和烙印。入仕为官，一直是许多人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好一个“官”字了得，竟引得几多“英雄”尽折腰。
入仕做官，通过做官施展个人才华，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人民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问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顺利走上这条路的人毕竟只是少数，4000人抢一个公务员的位子也不是什么现代神话，能做到大官的人就更是芸芸众生中的凤毛麟角。况且，好事多磨，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还不能由自己决定，除了个人的学识、德行、能力、为人等等自身的素质外，还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自古官场险恶，这里面的潜规则又岂是你我能说得清道得明。这里面还有个机遇的变数。
机遇不降临，你纵然有天大本事、满腹经纶也枉然。
所以，为了获得官位、获得权力，有人寒窗苦读、有人苦心钻营、有人不择手段……然而，纵使一路冲杀，做了最后的胜利者，那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在你拼杀的过程中，你的欲望在逐渐地增强，你能感受到更大的权力将是你下一次战斗中获胜的最有力的武器。
曾国藩是极为有主见和有远见的。曾国藩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旧中国的社会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自然是最好的职业，然而做官的风险也是很大的。
在封建官场上，升官与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曾国藩从一个农家子弟，做到两江总督，可谓享尽了人生的荣华。但对于宦海的险恶，以及仕宦人家的旋踵而败，曾国藩也有着比常人都要深刻的体会。道光年间，曾国藩的妹夫王待聘到京城来找曾国藩，希望“得一官以养家”。曾国藩知道妹夫的家境很困难，但对于做官一事，却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宦海风波，安危莫测，小官小吏，尤其会遇到很多危险，我经常看到那些在官场上跑腿办事的，他们的下场很少有好的”，因而他再三劝王待聘“在家里勤勤恳恳做点事情，不必外出做官”。
在给夫人的家信中，曾国藩也说：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才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即使一旦罢官，也不会失去兴旺的气象。如果贪图衙门的热闹，不立长远的基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觉得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早做打算。希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的时候，能常常做家中没有人做官这样的想法，时时有谦恭省俭的意思，这样就会福泽悠久了。
做官获得了权力，但权和责总是相连的，责和苦也是相伴相随的。做官不只是风光、不只是体面、不只是威仪赫赫，也有责任，也有辛劳，也有许多的付出和牺牲，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委屈甚至是难以言喻的痛苦。
更何况，又有多少人能够永远保住官位？君不见，人世间不是有许多人体味过英雄不再的失落，领教过世态炎凉的无奈！如此而已。在做官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这对于入仕之人是何等的重要。
俗话说“做官要有平常心，做事要有进取心”，平常心是进取心的前提和基础，进取心则是平常心的延伸和体现。只有保持一颗正确看待进退的平常心，才能焕发出勤奋履职尽责的进取心。
做官的人自己不觉得，“官架子”多多少少都是有的，芝麻大的官，都有高人一等的优越心理。上初一时，笔者有个同学心血来潮，在法国国庆前夕，用法语给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写了一封贺信，几个月后，居然收到由法国驻上海领事馆转来的、有密特朗亲笔签名的回信，对该同学表示感谢。校长当时十分激动，特意召开全校大会朗读此信。
很多人就会评价，能力不大，脾气大。
“架子”的表现，平时随处可见：对群众和下级打官腔，拉长音，如“这个”、“那个”，以示领导“风度”；下面请示问题，眼皮一耷拉“研究研究”、“商量商量”，拖而不办；很少深入基层，人难见、脸难看、门难进，高高在上。
有这种架子的人，往往自以为很威风，实际上脑袋空空，专靠“架子”吓人。因为这种架子是“摆”出来的，所以群众叫它“空架子”、“臭架子”，这种架子越大，威信越低，心离群众越远。
不过，这种“架子干部”往往也有不摆架子的时候，一是对上级不摆，二是对老婆不摆。对上往往阿谀逢迎，在老婆面前总是“好好好，是是是”，架子是怎么也摆不起来的。
摆架子是官僚主义的表现，是与群众隔离的鸿沟，既害人又害己，也害工作。对于“架子干部”，群众往往有话不说，有计不献，这对工作极为不利。
一般情况下，他在上面说，下面的人暗自腹诽。或许，当着你面说，领导说得不错；过后就说，什么玩意儿！
离家万里，家书不断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念我者父母，此恩不报，何以为人！
家是革命的根据地，即使再忙也要顾家。孝敬父母，体恤弟妹，照顾妻儿，这是一个人的责任。
看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片中男人慨叹“忠孝不能两全”。至今，仍有很多人认为，想要有一番作为，家庭和事业就如同鱼和熊掌一样，是不能兼得的。
现在社会，骨肉亲情淡薄了很多，同在一个屋檐下，也会有无形的距离。所以，很多身在高位的人，有这样的心理暗示：我并不是不爱家，只是事业太忙了，脱不开身。
这样想是很可笑的，至少曾国藩的亲身经历证实，并非如此。
曾国藩是个传统意义上的顾家的人，他孝敬父母，使父母宽心；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虽然离家万里，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
看来曾国藩对家人的教育也是相当费心的。曾国藩成家以后，经常给妻子和女儿们布置家庭作业，她们的作业内容就是每人每个月要缝制几双布鞋，曾国藩还时常抽样检查。其中最费心的一定是教育儿子了。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纪弟、纪泽、纪鸿，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
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那么他是如何教育的呢？曾家的儿子将来一定要做大事的吗？恰恰相反，曾国藩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即便他常年在外打仗，两个儿子大多时间都要和妈妈一起生活，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为地域的问题放松对儿子们的教导，曾国藩经常往家里寄信教育儿子们。
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5页纸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要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尽管父子间经常相隔千里之遥，他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写信回家，细心指点。这种指点，很少摆出老子的资格，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外国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封建脑瓜”所难能的。曾国藩的教育没有白费，他的两个儿子人各有志，并没有秉承他的志向，而走了另外的道路。
那个时代，千军万马都在进行科举考试，都在科举考试的路途上花费了极大的精力。而当曾国藩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他发现科举考试是扼杀人的个性的。曾纪泽20岁的时候，他就写信告诉曾纪泽，要多看西方的数学、物理，更要看西方的天文，因为不懂天文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他一生巨大的耻辱，所以他的儿子曾纪泽西学知识非常广博。他的二儿子曾纪鸿，更是特立独行。
曾纪鸿10岁的时候，曾国藩就写信告诉他，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曾纪鸿特别喜欢数学，后来在数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那个时候，圆周率后面推断的数字大约是四十余位，曾纪鸿反复推算，竟推算到了一百多位。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曾国藩和别人的教子方法不一样，也就是在立志的时候能够脱俗。
曾国藩除了对长辈讲究孝道，还特别注重兄弟之间的和睦友爱。
曾国藩对他的几个弟弟说：“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作为一个父、兄，一生给子弟写信数以千计，即使在军情险急、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之际，仍对子弟不忘频频关注、谆谆教导。
曾国藩既要做孝子，又要做贤兄，很不容易。如有一次，他的两个弟弟对曾国藩要将四百两银子馈赠亲族的想法给予了言辞尖刻的批评和指责，曾国藩对此没有愤怒之态，在回信中只做了一句不至于如此鄙奸的表白后就予以谆谆开导而不计较。对此事，曾国藩也知道祖、父、兄弟们不一定都理解他的这种处世态度，他又委婉地将此事交给家中全权办理，“减半亦可，不赠亦可”。此外，曾国藩的“五箴”、“养身要言”、“求阙斋课程”，既是向家里说明他在京修身养性的状态，也是借此诱导诸弟，但信中决不言及要诸弟照他所示的办。曾国藩的四个弟弟，都是他言传身教、精心培养成才的。以上这些充分说明，曾国藩在这个家庭中，为了做到全家欢心，既做了表率，又担负起了教育兄弟及后辈的责任。
这是很难得的。
在家庭教育上，蒋介石同曾国藩如出一辙。他在给蒋经国、蒋纬国兄弟的信中，从衣食住行，作文写字，到阅读功课，均有详细严格的要求。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说：“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做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