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无论怎样的两个人一旦成了沙场上的对手，就必须有一个人倒下，而依然站立的那个人，也未必有时间来凭吊或是拿出一丁点儿的怜悯来安慰死去的亡魂，因为战争就是战争，战场之上对手的生命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威胁，不杀死别人就会被别人杀死，残酷的对弈到底为了什么？
或许曾国藩的回答是：保住大清的江山。而他所做的一切真的仅仅是为了保住大清的江山吗？或许还有一些个人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吧。但是曾国藩对大清的忠诚确实不容置疑，此时的他也正在奔赴一个个守卫江山的战场……
攻克武昌
城陵矶大战以后，曾天养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天京，洪秀全即刻下令天国为之“茹斋六日”，并追封他为烈王。
这是太平军自起兵以来继冯云山（死于全州战役）之后太平天国的又一大损失。
敌人的损失越大，曾国藩的湘军就越得意，城陵矶战役以后，曾国藩指挥水陆并进进攻武昌。
一路上湘军水师将士个个扬眉吐气，不可一世，他们甚至不穿战甲，大摇大摆地站在船舱外面，全然不顾会有中弹的可能，一路顺水直抵武昌城外10里的金口。
而此时湘军的陆军也由岳州出发，经蒲圻、咸宁、山坡、纸坊，直达洪山附近。洪山是进入武昌的一个重要门户，打下洪山武昌城指日可待。
而在进军武昌的过程中湘军所表现出来的“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则避之，不可避者听之”（出自《曾文正公杂著》）狂妄自大，将湘军的本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湘军本身就是一支军阀性质的军队，就湘军士兵而言，他们就是一群为了财富、为了升官的亡命之徒，只要有利可图，只要能捞到钱，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而建功心切的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这种傲慢与强悍不仅没加以制止，反而引以为荣。
或许对曾国藩来说，他没有实权，没有职位，他所能依赖的就是湘军的战斗力，只要湘军能打胜仗，他就有跟咸丰帝讨价还价的资本，湘军的气焰越盛，他的这种资本也就越有分量。
而此时，早就被太平军打得摸不着东南西北的大清朝，也确实需要湘军这样一支能够与太平军一比高低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虽然不是咸丰的亲儿子，但是只要现在它能保住咸丰的皇位，不管它是谁的儿子，咸丰都照样疼爱。
或许正是有了咸丰帝的撑腰，湘军才敢如此的不可一世。或许是失去曾天养带给了太平军太大的打击，城陵矶大战以后，太平军便对湘军产生了畏惧之心，因此当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听说湘军不久要来攻城的消息后，军心就开始动摇了。
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54年10月12日），曾国藩在金口与湘军将领们共同商讨进攻武昌的作战计划，由于太平军在花园布有重兵，于是曾国藩就采纳了好友罗泽南的作战计划。
陆军兵分两路，一路攻洪山；一路攻花园，罗泽南认为如果全军进攻洪山，部署在花园的太平军必然回去救援，那么洪山一定很难攻下；如果全军进攻花园无异于跟太平军硬碰硬（因为太平军在花园布有重兵），结果只会两败俱伤，不如两路齐头并进，一来牵制花园的太平军，二来可以趁机夺取洪山，一旦武昌的大门打开了，那么武昌就唾手可得了。
于是，罗泽南打前锋，先攻花园，其余湘军进攻洪山。结果，太平军大败，罗泽南成功拿下花园，守城的两万太平军几乎不战而溃（都是士气惹的祸）。第二日，罗泽南继续前进攻打鲶鱼套。而此时，还在洪山坚决抵抗的太平军得知花园溃败后，也意识到洪山可能也守不住了，于是洪山守军纷纷退逃。洪山失守，湘军直抵武昌城下。
站在武昌城外，曾国藩看到的不仅仅是武昌的城墙，他似乎都能看到咸丰帝站在勤政殿正在朝自己微笑……武昌是长江上游的重镇，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当年太平军就是攻下了武昌以后，直接沿长江北上一路打到了南京，而后改南京为天京的，试想如果打下武昌，那么直捣太平天国的首府，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了。
想到此，曾国藩真恨不得一步踏入武昌城。此时的武昌，城外是杀红了眼的湘军，城内是恐慌不安的太平军。武昌之战的炮声刚刚打响，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便连夜逃出了武昌城，可能觉得大势已去，抵抗也挽回不了败势了吧。大敌当前，将领弃城而逃，结果可想而知，失去领导的太平军在凶猛如强盗一般的湘军面前就像未出嫁的小家碧玉一般，几乎没有反攻的余地，很快就被湘军打得落花流水。
攻进城来的湘军像猛兽一样，见人就杀，见钱就抢，一时间，太平军尸横满街，血水成河。没来得及撤走的太平军船队也遭到湘军的猛烈射击，或被射杀，或被赶入水中淹死。
在湘军非人类的残忍杀戮下，留在武昌城内的太平军无论老幼妇孺几乎全部被杀，太平军的水师也遭到了毁灭性的重创。
战争从来都是这么残酷，只有在与仁义之师的对决中，才会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道理，而在与湘军的争战中，败了就是一堆尸体，任何人都没有苟且偷生的机会。
我不知看了这些横七竖八的太平军的尸体，曾国藩会作何感想，或许在曾国藩的眼中这些人必须得杀，因为曾国藩认为，只要这些人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很可能会再次冲锋陷阵，下一次死的就可能是自己的湘军。
我不知道，在曾国藩的心里太平军的生命对他来说到底算是什么？或许罗大纲说得很对，自己的母亲死了你曾国藩知道心痛，可是天下这么多人因为湘军而失去父母、兄弟、姐妹、妻儿……难道这一切的牺牲都是必须的吗？或许曾国藩从来不会把他们的死看做是一种牺牲，他们的死充其量不过是表彰湘军战功的一个砝码罢了，杀的太平军越多，湘军的功劳越大。
此时，站在武昌城上，脚下踏着太平军还带着体温的鲜血，曾国藩何止只是感慨？或许他早就被这莫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了。
或许他早就忘了树大招风的古训了。或许他也是出于无奈，毕竟放过敌人就是变相地对自己人的生命不负责任，毕竟，战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对决，所以，曾国藩只能选择杀人。
获胜后的苦笑
就在曾国藩还沉浸在攻克武昌的喜悦中的时候，湖广总督（掌管两湖和两广的军政大权的职位）杨霈就早早地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报告给了远在京城的咸丰帝了。
从湖北武昌报信到北京，要是现今开车的话也得跑个一两天，何况那时候送信一般都是靠马，这样算来，一个消息要从武昌传达北京怎么着也得六七天。
而咸丰帝接到杨霈的捷报的时间恰好就是湘军攻下武昌后的第七天。看来杨霈在抢功这方面是相当专业的，就连时间都把握得那么精准。收到捷报的咸丰帝简直高兴得不知所措，他甚至一时之间还不能接受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直到又过了六天接到了曾国藩的捷报后才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咸丰帝简直不敢相信，像曾国藩这样的一个连老鼠都怕的要死的文官，竟能立下如此战功，大喜过望之际，立即下旨，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署理，湘军各营将士也都分别有所升职。
胡林翼升为湖北按察使，罗泽南为浙江宁绍台道，彭玉麟为广东惠潮嘉道，杨载福任常德协副将，鲍超升为参将，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刘蓉、陈士杰等人都有升迁。
就是曾国藩的这个职称多少让人有点尴尬，署理其实也就是助理的意思，巡抚署理也就是巡抚的助理，接到皇上的这个旨意，曾国藩真是又喜又恨。
喜的是，自己堂堂一个正二品的空头支票终于得到咸丰帝的兑现了；自己这么多年为大清忧国忧民的一片苦心终于得到皇上的肯定了；自己从办团练到练成湘军，再到率领湘军转战湖南湖北的过程中所受的苦、受的累终于得到了皇上的安慰……恨的是，自己拿命打下了武昌，得到的却只是一个巡抚助理的官职。杨霈他立下了什么功劳？为什么他可以做湖广总督？而我连做个巡抚都要加上助理二字？想到此，曾国藩真想直接把圣旨摔到咸丰帝脸上，然后大吼一声：我不干了！长毛你爱找谁打找谁打去，反正我是不干了。可是反过来想想自己不去打长毛又能去做什么呢？脱离了清政府自己就什么都没有了，自己为了加官进爵而付出的这么多年的努力也将随之变成泡影了……
想到此，曾国藩也只能勉强地接受了这么一个让人尴尬的职位，只是他心中的怨气并没有因此而平息。然而，就在曾国藩还没有体会到做巡抚助理的优越时，咸丰帝又追加了一道圣旨：“曾国藩著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之前，湖北巡抚着杨霈兼署。曾国藩、塔齐布立即整师东下，不得延误。”（出自《曾文正公奏稿》）曾国藩其实早就把咸丰帝看透了，从最初咸丰登基的时候曾国藩就看出了他是一个出尔反尔的无赖，只是曾国藩没有想到，咸丰帝竟然如此不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
打下了武昌的功臣得了个巡抚助理还让皇上给收了回去，反而跑去报信的杨霈却得到了重赏，曾国藩真是想不明白。
可惜人家是皇上，他就是有提升你或是罢免你的权力，为人臣子的曾国藩又能拿他怎么办呢？想到这些，曾国藩真是恼羞成怒。
羞的是自己出山办团练以来第一次受到皇上的嘉奖，好不容易熬了个巡抚助理的位置，又让咸丰给收回去了；怒的是，如此被人戏弄却没有可以说理的地方，强权就是道理，受了皇上的气，只能搁在自己心里。
不过，曾国藩很快就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大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把兵权给过汉人，曾国藩也不例外，咸丰帝是怕曾国藩一旦手握兵权，可能会起谋反之心，本来大清就没有几个可以迎战长毛的将领，更何况去对付曾国藩的湘军了。
由此看来，有时候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并非适合所有的人，既然生于帝王之家，就必须做帝王之事，咸丰帝也不是生来就想做无赖的。
有时候人们的选择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无奈，虽然，咸丰或许自己对自己的做法也有所不齿，但是，又能怎样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他只能选择辜负曾国藩了。
面对攻克武昌后湘军的一片喜悦，曾国藩只能苦笑。他深深地知道，湘军获得的胜利越大，声名越高，清政府就会对他越不放心，为此曾国藩虽然也经常感到悲观、伤心，但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为人臣子，就要忠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现在，皇上要臣去打长毛，为臣的就得去，虽然得不到应得的回报，也得去。
几十年封建礼教对曾国藩的束缚根深蒂固，甚至在曾国藩自己最困顿的时候，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忠君的念头，他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痛楚或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