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团练的伙计不好当
在曾国藩等人奔赴长沙兴办团练的当天，也就是1853年1月21日，太平军攻陷了湖北省城武汉。
从广西金田到湖北的武汉，太平军可以说已经步步逼近大清的统治中心北京，而此时的咸丰帝早就坐立不安了。在曾国藩等人刚到湖南长沙时，咸丰就命令曾国藩等人赶紧奔赴前线抗击太平军。
这个命令简直是有些荒诞，曾国藩他们几个可都是文弱书生，说得夸张点，都是一阵大风就能刮倒的人，更何况，他们刚到长沙，团练工作还没有开始，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上战场打仗的兵，看来，咸丰帝真是病急乱投医。
不过，咸丰帝如此下命令也是有原因的。自从太平军从广西突围出来以后，咸丰帝革职查办赛尚阿，命向荣堵截太平军，可是向荣在广西久与太平军作战，早被太平军打怕了。所以长久以来，向荣所领导的部队只不过是在太平军的屁股后头尾随罢了，所以太平军一路顺畅地从广西北上进入洞庭湖，然后攻克岳州，占领汉阳，逼近武昌。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一片骚动，咸丰帝立马下令将湖广总督徐广堇革职查办，并任命（湖北提督即湖北水陆总兵）向荣为钦差大臣前往武昌守城。
可是向荣这个长久以来只拿好处、不办实事的家伙，早就怕了太平军了，他哪是太平军的对手，看来咸丰帝还真是不善用人。
于是向荣故技重施，对太平军他只是一路尾追，并未与太平军正面作战。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战则溃败，不战则立即逃窜，直到太平军攻占南京江宁，并再次建都改南京为天京，向荣才在江宁城外孝陵卫地区安营扎寨，这也就是后来的清军江南大营。后来崎善又在扬州扎营设立清军江北大营，二者联手共同包围太平天国的首府天京。
虽然向荣的军队在太平军面前形同虚设，但是，一直以来，清政府却没有革职查办他，看来向荣还是比较聪明的，既然知道自己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所以就不跟他们对着干，一来可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二来可以告诉皇上自己没有打败仗，是呀，在打仗时自己根本不上，怎么可能打败仗呢？所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向荣却还能稳稳地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相反，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对决中，却打得很辛苦。书归正传，我们还是从曾国藩来到长沙兴办团练说起。虽然曾国藩是皇上钦命的团练大臣，但是，团练部队并不能从国库中领取军饷，更何况，团练的人员还要靠自己招募。曾国藩在没有组织起团练之前，自己不过是一个光杆司令，而且，地方团练又只能靠地方政府帮助，但又并不能从地方政府中得到实质性的援助。所以说，此时的曾国藩与其说是一个团练大臣，不如说是一个帮咸丰招募并训练免费队伍的伙计。说到这一点，估计曾国藩在到了湖南不久后就有了深切的感受。曾国藩刚到长沙就得到了湖南巡抚张亮基以及一些湖南好友的热烈欢迎，这也让曾国藩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毕竟这年月像向荣那样聪明的官员太多了。初来乍到，曾国藩也不免要表一表决心，于是他上书咸丰帝说，自己一定会在湖南好好干，训练出一支劲旅，来剿灭长毛。咸丰帝赶紧500里加急书信一封鼓励曾国藩说：“悉心办理，以资防剿。”君臣这么一来一往，多少也加深了点感情，于是曾国藩原本沉闷不安的心，也不免开始有点热血沸腾了，决心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可是此时的长沙已经没几个可以打仗的兵了，原来驻守湖南的正牌军队八旗和绿营早跟向荣北上追太平军去了。曾国藩意识到现状，也不免忧虑万分。
一方面，巡抚张亮基早就有书信在先告知曾国藩长毛很可能再次围攻长沙，而如今长沙城内防守空虚，可以上战场的士卒寥寥无几。另一方面，长毛撤军长沙以后，长沙城内的民心大乱，很大一部人认为，如果长毛再打过来，长沙必定沦陷，长毛不免又要在长沙城内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与其到时候被他们洗劫一空，倒不如现在先捞点好处。于是当时的长沙城内土匪横行，有野心的农民们也一伙一伙地打家劫舍，一时间长沙城内乱作一团。
此外还有一个更让人担忧的情况，太平军虽然北上去攻打武汉了，但是，必定有一部分太平军会留守在长沙，以待太平军再打回来的时候做内应。想到此，曾国藩不免一阵战栗。
看来，要对付如此凶猛又刁钻的长毛，必须训练出一支更凶猛强悍的军队来，只有有了这样一支队伍，守住长沙才有希望。因为，当时太平军一路从西向北把战线拉得很长，很多省份都难以自顾了，清政府调来调去的几支部队作战能力也就一般般，靠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长沙只能自保。
于是曾国藩在长沙聚集了湖南各县的团勇，不过所有的人加起来才不过几百，跟太平军比起来这个数字真是差得太远。鉴于此，曾国藩决定在长沙就地招募团勇。
一时间，长沙城内各种各样吃不饱饭的人都来了。
有给地主家干活的佃农；有街头要饭的；有死了爹娘的孤儿；有整天骗吃骗喝的混混；有偷鸡摸狗的三只手；有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渔夫；有顾不了一家老小的穷秀才……当然，曾国藩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选他们当中身强体壮的人来组成团练大军。虽然此时人数还是不多，但是相较开始时已经增加不少了，人多了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人多了，嘴多了，饭从哪来？
于是曾国藩在省城大搞募捐，靠募捐来的钱支撑团练的费用。这其中捐钱的人大多是地主或官僚，平时自己剥削或收刮的钱财太多了，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他们整天担心别人惦记着他们的那点钱，所以他们就成了办团练的经济支持者。
当然，曾国藩拿了人家的钱也要为人家办事。根据长沙城内土匪、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曾国藩在城内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来管理当地的治安。
对于那些滋扰犯事的人，不论是什么人，盗贼、土匪也好，游勇、良民也罢，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而且一旦被抓住大多的结果就是被关在木笼里游街，然后就是等待游死或饿死，如果游完了还没死，那就再给他们来个痛快的砍头示众。一时间，长沙城内市民开始谈曾国藩色变了，有人甚至叫曾国藩的“审案局”为“阎王殿”，而此时的曾国藩也开始从一个书生演变为一个残忍的团练大哥。或许，曾国藩真的是被长沙的破烂摊子给逼疯了，别无选择，就一个结果——杀！杀！杀！看谁还敢站出来捣乱？放下拿了几十年的书，曾国藩彻底不顾读书人的斯文了，抄起大刀开始大开杀戒。
用他后来的解释来说就是：乱世必用重典。以后曾国藩的工作就成了，审案，然后杀人。短短的一段时间“验明正身”“杀”“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的告示，开始触动着每一个长沙市民的神经，在“审案局”初设的不满4个月内，曾国藩就下令杀了137人。曾国藩的这种撇开一切法律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随意逮捕和杀人的做法，从大清开国以来都属先例。有人实在忍受不了曾国藩的残忍，于是就上书皇上，然而咸丰却对曾国藩的杀人行为表示赞同，曾国藩终于找到了他跟咸丰帝的共同点——心够狠。从此，曾国藩杀人更是无所顾虑了，于是人们给曾国藩起了“曾剃头”“曾屠户”的诨号，但他自己却对这样的诨号嗤之以鼻，根本不当回事，继续杀人。
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一个原本斯文的书生怎么会变成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屠户呢？
首先，从曾国藩考中进士进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曾国藩是一个热衷追逐功名的人，一个把功名看的过重得人，难免会有对权力的欲望，试问一个被权力冲昏头脑的人又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其次，曾国藩很可能被压抑的官场给逼得失去了心智，为什么自己要天天战战兢兢跪在地上，设身处地地为大清考虑，挖苦心思的想救国的良策，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太过苦恼了，以至于他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打不杀，大清政权怎么才能得到更好的维护呢？长沙的治安怎样才能变好呢？
最后，他可能觉得不杀人不足以树立他的威信，不足以让地方掌握实权的人重视他，要是按这个推理来看的话，曾国藩真是一个不甘寂寞、不愿意站在幕后的人。
对于一个书生来说原本很重要的名声，为什么突然之间在曾国藩的眼里变得一文不值了呢？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屠户了，在屠户眼中名声是不值钱的。
或许这些仅是我们的猜测而已。然而曾国藩的“铁血政策”却让他因此失去了很多的支持者。
威名扫地
虽然在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还能罩着曾国藩。然而武汉失守后，咸丰帝又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将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并调张亮基到武昌接任湖广总督。
所以前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又被咸丰帝重新起用，随之而上任的还有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
而这三个人早就对曾国藩的屠杀看不惯了。毕竟人家都是温文尔雅又体面的大清命官，在他们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地方团练帮办，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你曾国藩逞什么能呀？
因此在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位置的时候，曾国藩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或许是仗着有咸丰帝撑腰吧，曾国藩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一般都是指手画脚一番，这次也不例外。曾国藩办团练，纪律严明，训练刻苦，他早就看好了绿营军的塔齐布，此人忠厚善战，曾国藩就请他做团勇的教练，锻炼团勇。
张亮基做湖南巡抚时，曾国藩不仅要求团勇刻苦训练，还让绿营军和他们一起操练，张亮基调走以后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做法。
一日，曾国藩又发令操练，结果却只有塔齐布应命，而其他的绿营军却不以为然，还讥笑塔齐布是在巴结曾国藩。曾国藩一怒就把这事告到了湖南提督鲍起豹那儿，谁知，鲍起豹却护着绿营军。
在鲍起豹的纵容下，绿营军又向塔齐布挑衅，曾国藩忍无可忍，出来干涉。谁知，绿营军却以此为借口，攻进了塔齐布的营帐，搞得曾国藩和塔齐布不得不仓皇逃走。
事情闹到巡抚骆秉章那里，结果曾国藩被判给绿营军道歉。曾国藩受了这样的窝囊气，这事要传出去，曾国藩在众人面前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因此，曾国藩最初办团练的热情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事实上，从曾国藩设立“审案局”以来，很多人对曾国藩的狂妄和心狠手辣早就看不惯了，只是大家看在巡抚张亮基的面子上，没做出什么动作来罢了。虽然骆秉章最初跟曾国藩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很多做法并不认同。因此，他对别的官员对曾国藩的排挤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曾国藩再受皇上的器重，又能怎么样，现在他自己又没有正式的官衔，又得不到朝廷的粮饷，又没有什么大功可以拿来炫耀。到现在，在地方，骆秉章又不维护他，别人的官员也就更不把曾国藩放在眼里了，他们不是有意刁难曾国藩，就是没事找碴儿。就拿上面的那件事来说吧，他们不仅不同情曾国藩，反而指责曾国藩，不该去管绿营军的事。不过，在当时，绿营军是国家的正规部队，直接归各省的总督统领，巡抚以下文官没有提督官衔的人是不得干涉的。从原则上来讲曾国藩也确实没有权力去干涉这些事。
可是自从来到长沙以后，曾国藩早已习惯了以钦差大臣的位子自居，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自然也想插上一杠子，结果让人给数落了一顿，还落了个插手绿营军的罪名。
而绿营军的腐败也多少让曾国藩感到寒心，曾国藩再次陷入了僵局，自己没有权力管正规的军队，而自己又要担负守卫长沙的重任，而此时众人排挤的局面也让曾国藩开始清醒地认识到，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曾国藩之所以插手绿营军的事务，不仅是因为曾国藩看不惯绿营军的腐败与懒散，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越权行为。因为长久以来他都自认为有皇上撑腰，就如扛着尚方宝剑，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人把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他领导的那群土头土脑的地方团练身上，皇上要他办团练最初的目的只不过是保湖南而已。
在失望之余，曾国藩借口衡州情况紧急，就去了衡州，而他最初的团练也随之草草地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