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能获取人生、事业的成功，这与他的聪明才智、坚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但与他待人处事能做到诚实守信也有很大的关系。人做到了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就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谈到诚实的重要性，他说：
吾自信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在官场上混迹了多年，自己都跟着学坏了。惹别人笑话，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最近，我努力反思自己，回归本质，力求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弟弟你在外行事，也要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曾国藩始终把能诚实地对待别人看做是一个人应具有的基本品格，他认为只有诚实地对待他人，别人才会以诚实来对待自己。
当初，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手中没有一兵一勇，脚下没有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手中也没有实权。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率领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这些地方武装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曾经打到了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将他们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津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的共同目标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就是一个“诚”字。正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以诚实、守信来要求自己，同时对于那些诚实的人，他也总是给予帮助、提携。
曾国藩的两个门生都考取了直隶知县的职位。有一天，这两个学生同时去拜见老师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什么时候去上任，一个听了马上回答：“正在准备行装，可能还要等几天才能上路。”另一个则为了讨好曾国藩说：“已经雇好了马车，明天早晨就动身。”
第一个说“过几天动身”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了大名知府的杨毓柟。当时，曾国藩觉得杨毓柟显得奸巧，便怀疑杨毓柟撒了谎。可是过了不久，曾国藩就听说杨毓柟待人诚实，上任后很有政绩。于是就多次写信给直隶巡抚，称赞杨毓柟的贤良，并极力举荐杨毓柟。杨毓柟因此不断得到提拔，最后担任了大名知府一职。
对诚实的人曾国藩总是慷慨相助，一有机会就提拔重用，而对于那些不诚实的人，专靠搞歪门邪道钻营的人，曾国藩却很不客气。
曾国藩在任江西总督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官署中休息，正好看到一个头戴花翎的人，手里拿着一包银子偷偷往自己随从手里塞，但遭到了随从的拒绝。第二天，曾国藩又看见了那个人来了。第三天，曾国藩看见那个人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更大的包。曾国藩就要求随从把此人带进大堂。
原来，此人是湖南的一个县令，有些才华。前不久与巡抚政见不合，就被开缺了。于是就到江西来找曾国藩，希望曾国藩念及同乡之情，给自己一官半职。曾国藩本有意招募此人到自己的幕府，但后来了解到此人不实在，也不够光明磊落，就放弃了招募他的念头。
曾国藩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自己的子弟他也同样要求他们做到质朴、忠厚、诚实，要求他们能诚实做人，实在地做事，不投机取巧。在家信中，他说道：“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意思是说，机巧、自满以及心口不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这么做的人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要善于变不利为有利
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被动的时候，有人就会心灰意冷，不知所措，而有人很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能做到“扭亏为盈，转败为胜”是获得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这是人生的大智慧。
曾国藩的一生有很顺的时候，但也有很不顺的时候，有时候在处理问题时也往往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但曾国藩却又往往能从被动局面中走出来，能力挽狂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还是通过具体事例来谈谈曾国藩的“变不利为有利”之智吧。
在剿捻不利，清廷对自己又很不信任的艰难时期，弟弟曾国荃不识时务，参劾满洲贵族官文。这件事使曾国藩骑虎难下，弟弟的行为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被动。
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官文坐镇湖广。为什么要官文坐镇湖广呢？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利用官文监控湘、淮两军。
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很清楚清廷的意图，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了，湘军在攻打安庆时他不发兵援助。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官文也没有给他帮助。曾国荃忍气吞声。
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根本就不把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官文哪受得了这个气，于是就想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寻机报复。
曾国荃也不是好惹的，就先发制人，搜集官文的罪名，向皇帝上了一本，弹劾他。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感事情不妙。那官文是皇亲国戚，能惹吗？曾国藩深恐此举会遭大祸，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隐忍、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失败”。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待事态发展。
正如曾国藩所预料的那样，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等，立即引起军机大臣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进见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如果慈禧听了胡家玉的话，他曾国藩就有满门抄斩之祸。
在慈禧左右为难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曾国藩和左宗棠各上了一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左宗棠上折说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文章，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属实，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
原来曾国荃上折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追究官文，这样做可以挽回满族权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来也看不惯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
但远在西北镇压捻军的左宗棠，才不管李鸿章的这一套，他手握兵权，清政府也不敢小瞧他。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折拥护曾国荃。
慈禧老佛爷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调回了北京，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此事宣告结案。
曾国藩“密折保官（官文）”的举动，不但挽救了弟弟，同时还打破了湘军与满族权贵的僵局，可谓“一石二鸟”，这只是曾国藩一生当中做到“扭转不利局势”的一个个案。曾国藩一生中最成功的扭转局势的事就是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军。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军以南京为据点，把持安庆、九江，占据了长江下游，石达开又进入了四川，只要武昌一得，则整个长江就被太平军所有了，形势对满清政府极其不利。在此情形下，曾国藩果断地提出了“舍九江，保长江”的策略。从荆州堵住进入四川的石达开部，强势攻打安庆，把太平军截在长江下游，进而逼入东海。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平定太平军的胜利，主要原因是他善于扭转局势，变不利为有利。这需要的是智慧与胆量。曾国藩在困境之中磨砺自己，逐步谋取人生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