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曾国藩的做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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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为人借力之道(4)

吴国佐当时的级别相当于随军参谋兼管大营巡防。他很有志向,自以为可当天下大任,不甘心从小处、实处做起,对这样的巡防工作很不满意。曾国藩命他与张运兰协同作战,但他狂傲自大,很看不起张运兰。开始曾国藩很称许他的才干,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此君志气高迈,而办事不甚平实。”

为了改变吴国佐心浮气傲的习气,曾国藩多次劝导。一次还亲自与他面谈,劝他戒躁戒傲,能脚踏实地,从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做起。

咸丰八年十二月,曾国藩又一次写信给吴国佐,进一步劝诫、教育:

凡是有才干的人都会骄傲自大,这一点是成就事业的绊脚石,一定要想办法搬开它。做人要朴实,如果每件事都能很朴实地去处理,则一定会有所成就。

但是,曾国藩的一片苦心,却并没有使吴国佐悔改,结果后来吴国佐在战斗中惨败,曾国藩对他算是彻底失望了,下令解散该营,撤去吴国佐的职务,让他回老家了。

曾国藩在批文中说:

吴国佐多次说太平军不足为患,要求带兵去攻打英法联军。我也多次劝诫他要“平实”,虚心向他人求教,但他自恃才高,做事不平实稳重,指挥失策,导致惨败。

对于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说,首先要学会用人,用人不慎,就会导致事业的失败。用什么样的人呢?用朴实之人,而不能用那些浮滑之徒。浮滑之徒即使真的有才,也很难尽展其才。他们多野心勃勃,无自知之明,又怎么甘心受他人驱使呢!

知人善任,量才而用

在用人的时候,用人者应该尽量让人才发挥自己的长处,而要避免用其短处。用人所长,避其所短,不但可以使人才帮助我们的事业获得成功,也可以成就人才的一世英名。

李嘉诚在谈到该如何任用人才时曾说:“知人善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在用人时尽量用人所长而避其所短,才能让人才发挥最大的作用。”曾国藩也认为,用人之道贵在量才而用。他在笔记《才用》篇中写道:

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

曾国藩主张:“凡是在带兵打仗、出谋划策、舞文弄墨等方面有一定的专长,都可以得到录用。”录用后,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具体的工作,做到人尽所用。

虎将鲍超在出道之前是个流浪汉,为人也很鲁莽,但他有一身好武艺,且善水性,受到曾国藩的赏识,就把他招募到了自己的营中,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帮助训练水师。湘军水师在鲍超的带领下,战斗力大增,屡建奇功。曾国藩多次向朝廷上奏,要求嘉奖鲍超。曾国藩在奏折中写道:“记名提都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大,立功最大。”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鲍超带领着湘军水师战岳州,攻武昌,一直打到了金口,因战功显赫而获得“壮勇巴图鲁”的称号,意为“勇猛的英雄”。

早期湘军水师在跟太平军的水师作战时,经常吃败仗,被打得溃不成军,其主要原因就是湘军没有一个好的水师将领,不懂水中作战的特点。鲍超自小就在奉节水边长大,深谙水性,很善于水战。曾国藩正是看重了鲍超的这一特点,才把湘军水师的大旗交给他的。历史证明,曾国藩任用鲍超是曾国藩一生中因知人善任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为了使自己的下属能发挥各自的才华,提高工作的效率,曾国藩都能做到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安排岗位。对于很勇猛的人,就安排到军队中去带兵打仗;对于很会计算的,就让其负责筹备军饷;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等。曾国藩知人善任,用人用其长,在晚清成就了大批的人才。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以上是曾国藩用人获得成功的事例,但是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调派李元度防护徽州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最赏识的除了郭嵩焘、刘蓉外,再就是李元度了。在前文中也提到过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在曾国藩组建湘军跟太平军作战的初期遭受多次打击的时候,也只有李元度一个人守着他。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十年这六年里是曾国藩一生中的低谷时期,身陷困境,但李元度始终不离不弃,与曾国藩一起吃苦,度过了六年多的艰难岁月。对于当时长期陷在逆境里的曾国藩来说,李元度的这种支持与忠诚比什么都要可贵,因此,曾国藩对李元度是极为感激的。

李元度学识丰富,很有才华,尤其擅长诗词曲赋与对对子,有“神对李”之称。他所写的《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评价道:“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传之不朽。”在文学上,李元度可以说是一个天才,但他却不擅长带兵。如果曾国藩需要一个人陪自己吟诗作赋,陶冶性情的话,那李元度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让李元度带兵打仗。

咸丰十年,曾国藩调派李元度把守徽州,交代说:“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并且说:“只要不出来应战,肯定能守住五天,只要能守五天,就算完成了任务。”

曾国藩没有想到李元度只会纸上谈兵,又好大喜功。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才不愿意做缩头乌龟呢。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反而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为了挽回面子,李元度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徽州城还没有守到一天就被太平军攻占了。徽州失守,事关重大,曾国藩只能向朝廷上奏罢黜李元度的官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错用李元度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他一世英名。

用违其才,在用人上是最忌讳的。一次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事业的失败。在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在三国时期,诸葛亮错用马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马谡熟读兵书,是一个很有军事谋略的人,深得诸葛亮的赏识。在南征孟获时,诸葛亮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十六字方针。结果七擒孟获,使孟获彻底放弃攻打蜀国的念头,消除了来自西南的威胁。这件事证明,马谡真正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军事参谋人才。

但是,马谡没有带兵打仗的实战经验,所以刘备在临终前曾经告诫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要小心。”遗憾的是,诸葛亮并没有听取刘备的意见,他太偏爱马谡了,所以在第一次出兵祁山时,不顾众人的反对用了马谡,让马谡当了先锋。结果街亭一战,蜀军大败,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一个牺牲品,马谡是诸葛亮的牺牲品,这些很有才华的人之所以以悲剧告终,其主要原因是那些神明之主蒙蔽了双眼,没有看清他们各自的所长,而粗心地用其所短。

因此,用人者要切记:违背人才的特点而用人,只会既害了人才的前程,又误了自己的事业。

聪明识人,敢于用人

用人的前提是要识人,但识人的前提又是什么呢?是用人者的智慧、眼光与胆量。没有识人的眼光与智慧,就发现不了人才;没有用人的胆量与勇气,就会使人才的才华被埋没掉。这就对用人者提出了要求。

清代思想家魏源指出:“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知人就不能够用人,知人比用人更重要。俗话说“知人善任”,“知人”是“用人”的前提。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知人”呢?也就是说用人者必须具备哪些品质才能做到发现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呢?

从曾国藩用人的事例可以看出,要想做一个成功的用人者必须具备识人的智慧与眼光、真诚的待人态度以及容人的雅量。

(1)识人的智慧与眼光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知人呢?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这样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在这段话中,老子与孔子都谈到了对人的考察。识人用人首先要考察人的志向与趣味。

志向与趣味低下的人,往往安于现状,生活往往随波逐流;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往往向往先贤的辉煌功业,这种人有追求,有自己的人生目标。鸡永远飞不了像鹰那样高,主要原因就是鸡没有鹰那样搏击长空的志向。曾国藩任用罗泽南就是因为罗泽南有远大的志向。

罗泽南生活在一个很贫穷的农家,含辛苦读,在10年里,他连遭丧母丧子之痛,为此他的妻子连眼睛都哭瞎了。有一次他参加考试,晚上步行回到家时才发现,家里人已经揭不开锅了,但罗泽南并没有动摇考取功名走仕途的决心。他更加刻苦地学习,和他的学生们一起讲求学问,表现出了极强的意志力。曾国藩以此知道罗泽南的为人,对他十分敬重,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后来将其招募到自己的麾下。

因此,在选人时,不要看他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具体做了什么,只有通过他的具体行为才能考察出他的趣味与志向。

(2)待人以诚

识别了人才,下一步就是要招募人才。怎么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地为自己效力?这就需要用一片诚信去打动他。《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故事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曾国藩对“待人以诚”也有着自己的诠释。

湖广总督李瀚章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去欺骗别人,往往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些不良的企图。一旦这个人有了不良的企图,就不会对别人说真话,就只好编造假话去欺骗人家了。但是人人都不傻,你以为你是聪明人而别人都是傻子,那样你就太傻了。哪怕你欺骗了一个人一次,你也不可能欺骗他一世;哪怕你欺骗了一个人,你也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故从长远来看,玩弄权术者往往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

成功地使用人才,就必须不断提升识人的眼光和智慧,真诚地待人,让人心甘情愿地为己所用,如果再配以容人的雅量,那就能留住人才。

(3)要有容人的雅量

要使人才乐意为你所用,首先要知人,其次是以诚待人,再次就是必须学会宽以待人,留住人才。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人在工作中难免会犯一些错误,在这个时候如果用人者抓住他的错误死死不放,就有可能失去一个人才。能够容忍他人的错误不但是一种美德,而且还是一种策略。

就容人的雅量而言,一般人是难以与曾国藩相比的。例如他在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就能说明这一点。

左宗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做事也很有魄力。但就是个性太强,可以说是目中无人、桀骜不驯,每以诸葛亮自诩。就连曾国藩也不放在眼里。但曾国藩从来没有计较过这些,曾国藩很欣赏他的才华,多次向朝廷举荐左宗棠。

在咸丰九年,左宗棠因与地方官闹了点矛盾,差点丢了性命。好在曾国藩等人极力营救,才化危为安。曾国藩还专门上了奏折给咸丰皇帝替他说情,指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左宗棠”。经过朝廷上下数位举足轻重的人的保举,朝廷终于下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于是,左宗棠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刚到曾府,左宗棠对于曾国藩,不但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更是事事与他作对。对于这些,曾国藩都容忍了,因为他看重的是左宗棠的才华,看重的是他的才华能为己、为国所用。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态度直到曾国藩去世之后才改变。有一天左宗棠在与幕僚聊天时,其中一个幕僚当面批评左宗棠对不起曾国藩:“曾国藩心中时刻都有先生,而先生心中从来没有曾国藩!”左宗棠听了后,诚心诚意地说:“你说得太对了,曾国藩生前,我一直很轻视他,他去世以后,我却非常敬重他。”左宗棠所佩服的,自然是曾国藩对他的宽容与大度。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晚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杰出的人才,乐意为曾国藩效力。当一个人拥有了知人的智慧、用人的诚心与容人的度量后,他的身上必定会散发出一股极为强大的感召力,使得天下英才纷纷前来投靠,发挥才干,与他共创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