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成就大事，就好像是建立一座人生的金字塔。怎样才能建造起这座金字塔呢？单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要靠人才！无人才者，不可得天下、稳天下，所以人才比黄金还重要。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寻求人才，培养人才，共结智慧，形成一个有力的班子。如果曾国藩的幕府中没有那么多的人才，他岂能得势，岂能强大？故我们做任何事，都须先辨人才、找人才、挖人才、用人才。
让能人出谋划策
一个人无论有多么聪明，但总有一些事情是他能力所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找一些有才能的人帮助出谋划策，大家各自发挥所长，群策群力才能做成一件大事。
曾国藩在谈到自己的才能时，有着明确的认识。
曾国藩说：我自己的见识非常浅薄，从来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能力也极其有限，每欲做一件事情，总感觉到力不从心。所以，要想完成伟大功业，就必须推举贤才，让有能力的人发挥自己的所长。
曾国藩认为自己“见识浅薄”、“能力有限”，因此，在谋就大事时他更注重吸取他人之长，以补自己之短。于是，他招募了很多的人才到自己的幕府中。
在同幕僚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经常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的时候，主动地向他们征求意见。有时幕僚们也主动向曾国藩提一些建议，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供曾国藩采纳。比如组建湘军水师就是郭嵩焘提出的建议。
曾国藩在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很善于听取幕僚的意见，也正是这一点才促使他取得平定太平军的胜利。
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长沙官民向湘军求救解围。而湘军在当时羽翼尚未丰满，能不能打好这一仗，曾国藩自己也没有底。他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术，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后来曾国藩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
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而在这个时候，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湘军将领鲍超回京护驾。此时曾国藩陷入两难境地：北上护驾属君国最大之事，推托不了。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湘军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将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勿稍动”的策略，才度过了一次危机。
李鸿章最初只是曾府里的一个很普通的幕僚，后来曾国藩发现李鸿章具有超常的洞察力，于是就将李鸿章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进行培养。在重大事情上，也常常找李鸿章过来出谋划策对其进行有意训练。李鸿章终于不负所望，建立了一番功业。
曾国藩在带兵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许多战略方案和计谋都得力于自己的幕僚。他在官场中也遇到过很多的挫折，每一次都是自己的门客帮助出谋划策，使他度过危难。
可以说，曾国藩是一个最善于把众人的智慧化为己用的人物。他不但要求自己遇事不决的时候多听有才能人的意见，对弟弟曾国荃也同样地要求。他多次写信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且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后来曾国荃屡遭弹劾，非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曾国藩听取他人正确意见获取成功的事例有很多，但他没有听取他人的意见而导致失败的例子也不少。
如天津教案的处理，大多数幕僚都劝过曾国藩要慎重行事。但曾国藩不听众人的劝阻，一意孤行，为了取悦洋人而杀害无辜百姓。其结果，遭到了全国百姓的痛骂，“汉奸”、“卖国贼”的骂声淹没了“钟鼎世勋”的赞扬。就连住在京城的湖南同乡也把曾国藩挂在会馆中的“官爵匾额”砸毁在地。曾国藩几十年以来积累的声望毁于一旦。在晚年，他回忆自己的人生时，对当初没有听取幕僚、朋友的劝阻而后悔不已，但这一切都晚了。
他在给曾国荃和曾国潢的信中说：“天津教案的处理，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败笔，朝中会有很多人拿这件事大做文章。你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以后大事小事都要很谨慎很小心地处理。我的心情也很郁闷，情绪低落。”之后不久他就从天津回到了江宁，不满一年就病死了。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任人为才、为贤，鼓励幕僚直言敢谏，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艾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因由公之英文拒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意思也是说曾国藩很儒雅，能够虚心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是晚清的中兴之臣。
身处官场，能让有才能的人为自己出谋划策是极其重要的。顺则可以使自己的官位节节高升，逆则可保不被别人排挤。衡量人才的标准，要看他们的志向和品行。志向高远、品行端正的人往往是最有才能的人。
求贤若渴，耐心陶铸
人才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成功的资本。培养人才，以操守为大要。集结有才之士，可为自己的成功开辟道路。
唐朝大文豪韩愈写过一篇很有名的随笔《马说》，在文中有这样几句：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
世间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千里马有很多，我们能经常遇到，可是伯乐却只有一个。所以即使是雄健的马，不被人所识，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下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样干着粗笨的活，最后老死在马厩里，不会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这个故事引申的含义是，那些能够发现人才的人的作用至关重要，否则，人才将被埋没。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人才不能得到重用，另一方面求才又求不到。那么，我们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选才、用才的，他在用人时有什么标准。
曾国藩在长期的选人、用人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标准。其中很重要一条就是“试以艰危，责以实效”。试以艰危有两重含义：一是把其放在艰难而又十分危急的环境中加以考验，看其是否能经受得起磨难，能经受得起磨难就可以委以重任。二是有些人才本身就在很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过，本身就具备处理危急情况的能力，这种人也是“缓急可恃”，可以倚任的人才。责以实效就是做事踏踏实实，要肯干，工作业绩突出，能够胜任繁巨之任。咸丰末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曾上疏清廷：“我认为求才必须放在艰险危难中考验，用人应当注重实效。”他接连向朝廷举荐人才。其中举荐胡大任、厉云官二人，即充分体现了他用人上“试以艰危，责以实效”的标准。
咸丰初年，湖北在经过战难之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要想在这样的地方得到一个人才极其不容易，曾国藩明察暗访终于访到了胡大任。胡大任是在咸丰三年奉旨回老家帮办团练的。曾国藩苦心竭力把胡大任招募到自己的麾下。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率领军队进入湖北，委胡大任办粮草转运，接济军饷。其每件事都办得让曾国藩称心如意。
后来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折中称赞胡大任道：
咸丰五年正月胡林翼带兵由九江援助湖北的时候，胡大任筹备军饷，奋勉出力；后来又委托胡大任办理荆、沙两地的军饷，共计筹集了五十万两，由此军饷得以接济。更值得称道的是，咸丰四年、五年湖北境内贼寇屡屡犯上作乱，全省烽烟四起之时，很多豪绅巨贾纷纷随波逐流，独胡大任能在万难艰险之际，挺身而出，经营筹划。不但稳固了军心，还激发了士气。胡大任能在危难之时，临危而不变，历险阻矢志而不渝，沉着刚毅、果断坚决，力挽狂澜，这样的人才恳请得到重用。胡大任在前不久已奏请简放，现正在湖北肃清残贼，敬请圣上能否以四品京堂记名，遇有用人之际，让他施展才华。
从这道奏折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胡大任的赏识。其主要原因是胡大任具备了曾国藩选人用人的两条标准：一是临危不惧，二是做事有实效。
曾国藩在奏折中继续写道：
又有湖南、湖北盐运使厉云官，在咸丰三年、四年的时候，我委托他办理粮饷事务，咸丰五年十月，官文、胡林翼奏请留他在湖北省总理水陆各军的粮饷。厉云官办事勤慎廉明，每月的军饷三十余万两，出入校对稽查，一丝不苟，加上采办制造之事，昼夜辛勤工作。自从他留在湖北以来，五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对公务不敢怠慢。现在大军向东挺进，分兵行事，则事情就越是纷繁，粮饷多则责任就越重大，必须任用一个精于办理军饷的官员，就在本省附近筹划开支，方能使粮饷军火四方接应不断。敬请圣上恩准，将厉云官交军机处记名，遇到有道员缺空，加以任用。要是能马上给他一个实缺，那将是湘军之福了。
曾国藩在国家危难之时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可谓是晚清一代伯乐。曾国藩不但使这些有用之才发挥了自己的才干，成就了他们的功名，而且也使自己在这些人的帮助之下逐步走向了成功。
曾国藩广泛搜罗人才和耐心陶铸人才，是他的事业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左宗棠称誉他：“曾帅对国家一片忠心，为国家招募了很多人才，他爱惜人才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时很多有才干的人都慕名来投靠他。”曾国藩的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胡林翼也评述道：“从古至今，爱惜人才、重视人才的人都获得了成功，曾帅幕府人才济济，而又能各尽所用，这是曾帅的福气，也是国家的福气。”
曾国藩精准识人选人做得极到位，如《清史稿》评论曾国藩道：“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还能想到为国家招募人才，选贤任能，对朝廷忠心耿耿。”石达开也曾称赞曾国藩“虽然不会上阵作战，但很有谋略，也会识人用人，所选用的将领都是有勇有谋的将才。这样的人，我平生还是第一次遇到”。
重用“忠”、“明”之才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术”的东西已不再是大的筹码，品德越来越被人看重。品德不是一种能力，但是却对一个人的能力的形成、发展与发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人才的品德因素往往主宰着一个人的前途与命运。
曾国藩选取将领非常严格，必须具备忠义血性、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五种品行方可。
（1）忠义血性
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对满清王朝要忠心不二，拥护清政府的统治，自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具有爱国、爱家、爱民的男儿气概。
他说：“带兵打仗，第一，要有治理民众的才能；第二，不能贪生怕死；第三，不能贪图虚名；第四，要耐受辛苦。治理民众的才能，就是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就不能服众；不勤就会荒废政务，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可以身先士卒，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一味地想到自己捞取功名，不能想到他人，也不能使手下士兵信服；身体素质不好，精神委靡就不能勤于政事，故又次之。必须具备以上四条，缺一不可，才可带兵打仗。凡是忠义血性的人，一般都具备以上四条品行，没有忠义血性，是绝不可以选用的。”选用具有“忠义血性”的人做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就可以使整个军队团结起来，形成超强的战斗力。
（2）廉明为用
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
弃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以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弃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某弃系冲锋陷阵，某弃系随后助势，某弃回力合堵，某弃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洁”，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军队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敌的重任。如果军队中的将领搞贪污受贿，就会使军队变得很涣散，就会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绿营军后来变得不堪一击，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深为士兵所不满，导致军心涣散而失去战斗力。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就很重视这个问题，要求将领必须廉洁奉公。
“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要做到公断。“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才能够洞察敌情。
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