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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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A2

面对镜头,蒋贵有些心不在焉。或者说有些倦怠。那个漂亮的女主持最习惯的提问方式,归结起来就三个字:揭老底。无论多风光多高傲多强势的人物,被她笑容可掬地揭掉几层,创痕累累的核就会显露出来,不需她提醒,你自己就会低下头去舔舐伤口。

她说:周先生,听说你起家的时候,经销的不是钢琴,而是小提琴?

现在的周世京过去的蒋贵,转过头望着主持人。主持人也望着他。主持人嘴角的笑纹好看地弯曲着,但眼神是冰凉的,那眼神告诉蒋贵,我什么都知道,你别想蒙我;同时还告诉他,你要是蒙我,我会搞得你下不了台。蒋贵把脸放正,伸手在头皮上刮了两下,说,我起家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年前,那时候黄小姐恐怕还没出生吧?主持人说哪里呀,周先生你太……你太会夸人了,不过我听着舒服!蒋贵皱了一下眉头,动作极其细微,打着特写也不容易看出来。他没回应主持人撒娇似的话,而是说,我为什么非要卖小提琴?我三岁就学琴,主持人说,但不是学的小提琴,妈妈是小提琴教师,她让我学,打死我我也不干。说到这里,主持人把嘴噘起来:那时候我要是知道周先生是卖小提琴的,我就听妈妈的话了,就不会让她伤心落泪了。蒋贵抠了抠下巴,黄小姐的意思,是要照顾我生意?主持人说当然哪,哪怕你在天涯海角,我也跑到你的铺子里买琴。可是,要是你跑去一看,结果我铺子里只卖铁钉呢?那我就当木匠!好吧黄小姐,你把胸麦摘掉,去当木匠好了,当木匠是用不着这玩意儿的。主持人的屁股底下像有枚手榴弹爆炸了,一蹦老高,握成拳头的双手放在胸前,不可能吧?今日的钢琴大王,过去竟然是卖铁钉的?

这很可耻是不是?蒋贵问。他的脸看上去很柔和,皮肤底下却滚动着风暴。这种风暴在岁月沧桑中历练而成,带着时间的硬度,同时带着几分透骨而出的江湖气。姓黄的主持人一时有些茫然。对自己的茫然。她揭别人老底的时候,只有老老实实遵守公共秩序的人才会感到疼痛,对那些把什么都看透了的家伙,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的。

她说,怎么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那是可耻的呢?我只是感到奇怪。

她整个人变得庄重起来。

蒋贵知道她的庄重是装出来的。

人们习惯这样,在无路可逃的时候,往往就选择庄重。

主持人毕竟太年轻。其实她没必要气馁,她的怀疑是对的。蒋贵在这里撒了谎。

卖铁钉之前,他去镇上还干了别的事。他把自己装扮成老流浪汉,去镇上耍把戏。形势刚刚松动,我们镇上就来了许多外地人,看万花筒,逼猴子跳圈、作揖、下跪,或者吞玻璃碴卖狗皮膏药,对这些,我们通通称作耍把戏。蒋贵耍的把戏跟别人不同,他身上叮叮当当地挂满了破碗、石头、瓦块和树根,从脖子直挂到脚踝,随便一走动,那些东西就相互敲击,发出各种音响。

这种事在我们当孩子的时候他就干过。他的那些器物,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就准备好,用麻绳系起来,装在随时背着的花篮里,要用,拿出来很方便地往身上一挂就是。一度时期,他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他缓缓悠悠地扭动脖子和肩部,这两处的石头瓦块次第响起,传出“东方红,太阳升”的乐曲声。接着再动上肢和躯干,便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当脚踝上的瓦片响过,一支完整的曲子划上了句号。我们笑得不知所以,只好相互在对方身上掐,有个二年级的女生笑晕了头,摔到两米高的塄坎底下,幸好下面是泡土。蒋贵跳下塄坎,把女孩抱起来,用衣襟擦掉她脸上和手上的泥土,问她:伤到没有?女孩说,我的手痛。他说那我给你包扎一下。于是取下脖子上的一挂破玩意,系在女孩的右臂上,再托着那只手臂轻轻舞动,舞出一串似曾相识的乐声。女孩又笑起来。他说,还痛吗?女孩说不痛了。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对我们说,这东西既治病又治伤,前几天我抬石头闪了腰,出气都痛,把这东西往身上一挂,嘿,好了!说罢,他把腰使劲扭了几下。

可是有一次,他正以这样的方式为我们演奏,我们也笑得鼻涕口水直流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笑个屁!

发出断喝的是桂东风。桂东风说,他弄得有喇叭里好听吗?

仔细想想,这倒是真的,蒋贵弄得一点儿也不好听,声音时高时低,好些地方还没接上。而喇叭里的《东方红》不是这样。当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安了喇叭,是那种皮面漆黑的纸壳喇叭,每天早中晚广播三次,每次广播之前,都放《东方红》。喇叭里唱出的《东方红》高亢嘹亮,能让我们感觉到太阳喷薄而出,它的亮度和热力,都能穿透我们的皮肤。而蒋贵的《东方红》不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们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好玩吗?桂东风说,一点也不好玩,我们都被蒋贵的险恶用心欺骗了!《东方红》是唱毛主席的,只能用嘴唱!

桂东风到底比我们高明。

从那以后,蒋贵就没在村里玩过这把戏了。

但他并没闲着,他走在山道上,宽松的齿缝间藏着一只野豌豆荚——我们那里把野豌豆荚叫野春,他嘴里就含着野春,你看不见他在吹,却能听到美妙的乐曲。他还能将一匹被虫蚀得千疮百孔的树叶贴在嘴角,吹出狗吠牛哞的声音。那些日子里,风随时把蒋贵的声音送过来,而蒋贵很可能离我们很远,远到隔着几匹山岭,而且他的嘴鼻并没有发声,也没吹野春和树叶,但村里的小孩都认定,风的声音就是蒋贵的声音。蒋贵的声音不仅能附着在流动的风里,也能附着在一段枯死的木头上。村里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那时候听得最多的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蒋贵的声音。

可没过多久,这把戏他也不再玩了。原因是我们听了不笑。蒋贵的全部成就感,似乎就在逗我们发笑,我们不笑,他就没兴趣了。——只有动耳朵让我们百看不厌,因而他只保留了这一个绝活。

不知为什么,去镇上后,他从没表演过动耳朵,在往后的任何场合,他对自己耳朵能动这件事也讳莫如深。他身上挂着石头瓦块,敲歌曲给人听,可他知道的歌曲实在太少,敲来敲去就那么几首,很快让镇上人厌倦,觉得他那玩意儿根本就不配叫把戏。他弄不到钱,才开始卖铁钉的。

既然在开场白就占了上风,蒋贵便放下架子,不再戒备,显得心平气和。其实他跟许多功成名就的人一样,对自己早年的屈辱——除去那些最深的隐痛——不仅不避讳,还尽量找机会诉说。那已经不再是屈辱,而是光荣的标记。但他痛恨别人逼着他说。

现在主持人已没有力量逼他,他的诉说也就变成了自愿。

开始卖铁钉的时候,他说,是在乡场上。我没有铺子,将铁钉装在黄挎包里,街头街尾地游走。这样吆喝了将近一个月,一颗也没卖出去,于是我去了县城,结果更糟。我当时不知道在乡场上卖铁钉还勉强算一门生意,在县城就不叫生意了。县城离我家远,我不可能天天赶回去,晚上睡在大街上,枕头就是那包铁钉。我的后脑勺上,至今还有凹进去的地方,就是被铁钉戳的。我用挎包做枕头,是怕有人趁我睡熟的时候偷了去。

周先生现在想起来,主持人以讨好的口气说,恐怕自己都觉得好笑。

那是你的想法,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那个挎包就是我的命根子。

你吃饭怎么办?

讨口呀!讨不到就去垃圾桶里翻。那段时间,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垃圾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从一个居民小区门前的垃圾桶,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的生活状况,包括婚姻质量,同时也能判断出他们各自的性格。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专门研究垃圾文化。

周先生说得太玄了吧,你最终没有研究垃圾文化,而是成了钢琴大王。

蒋贵似乎不喜欢“钢琴大王”这个词,眼神暗了一下。

我看卖铁钉没有出路,他接着开始的话说,就去一家电器行帮工。再后来,我就自己经销电器了。我说的电器,不是冰箱彩电和空调,而是台灯一类小玩意儿,甚至也包括手电筒,而且是收购废品,自己摸索着进行组装。当时我在县城临河的吊脚楼上租了间老屋,那间老屋就作了我的铺面。老屋远离街道,看上去随时都准备倒塌的样子,谁也不知道那里有个为生活挣扎的人。我想到了做广告,当然不是在媒体上,那时候我要是找到黄小姐,黄小姐一定会把我当叫化子赶走的。事实上我也差不多是叫化子,不可能拿钱去做广告,都是夜深人静,活城变成死城以后,我再左手端着墨水瓶,右手拿支破毛笔,去墙上写写画画。我写的那些东西,被城市称作牛皮癣;很抱歉,现在我走到任何一座城市,只要看见牛皮癣,我都会感到亲切,无比的亲切,因为它让我忆起过去的时光,让我看到把牛皮癣贴上去或写上去的那双手和那张面孔;我不排除这其中有唯利是图之辈,但肯定也有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其实我那时候不是人,是老鼠,随便一点风吹草动,我都认为是夜间巡逻的警察,吓得赶紧躲起来。我敢肯定,我的身手比老鼠敏捷,需要的藏身之所也不比老鼠洞大多少。要容纳下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蒋贵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平静而带着隐含的欣赏,主持人的眼眶却红了。

她说,我知道,你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昆明开了家很大的电器商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你是怎么挖到第一桶金的?

我从来没挖到过金子,蒋贵生硬地说。

哦……那么你为什么要改行呢?我听说,你改行的初期是相当艰难的。

蒋贵把脸扬起来,虚着眼睛,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个呀,与我们村里一个人有关。这个人的真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都叫他王大爹。是王大爹点燃了我的音乐梦。他本人就是一个音乐家,他的乐器不是琴,而是木梆。那时候我就知道,虽然他是农民,却对种田没有兴趣;虽然他是队长,对当官同样没有兴趣——他的全部兴趣就在于敲梆。那是他的最高价值!我当时说,王大爹敲梆,能把人敲得哭,可不是说着玩,我是真的哭,只是不流眼泪的哭。村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王大爹敲梆的时候,厮杀的狗会停止战争,喧闹的鸟会安静下来。那真的叫鸟鸣终止,山川肃穆。如今的我,也算是见过一点世面的人了,可我没有见到第二个像王大爹那样纯粹的音乐家。可惜的是我无能,否则我就会把木梆发展成中国的乐器,就会出钱把王大爹送到维也纳圣殿,让他去搞一场木梆独奏音乐会。但我没那个能耐……再说,他已经去世多年了。

我本不应该怀疑周先生的感情,主持人说,但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说的那个王大爹,对你母亲是相当不好的,每次开会斗争你母亲,他都故意拖延时间,让你母亲硬挺挺地站好几个小时,脚肿得皮肤都快胀破了。你不恨他?

蒋贵又用手刮头皮,不是一只手,而是两只手交替着刮。大概他有这习惯,使头皮上血液供应充足,虽是将近六十岁的人,头发还像年轻时候一样茂盛,而且头发留得很长,把耳朵全都遮住了。

他说,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的,反正我从没在任何场合说过。我恨他?怎么可能呢!就算你说的前半部分是真的,我母亲当时吃了一点苦,可也帮助她强健了筋骨,她现在已快上八十,腿脚还相当灵便,腰板也没有佝偻的迹象。

主持人实在聪明,她听出了蒋贵说话的语气,蒋贵说“我恨他?”的时候,把“他”字说得特别重,尾音拖得特别长,她由此判断,即便蒋贵不恨王大爹,却可能恨别的人,于是直捷了当地问:你不恨你们队长,恨谁呢?

蒋贵愣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恨?……真要恨,也是恨我自己。走出大山也有了一点钱之后,我本来很想学会一门乐器,可那时候我都是多少岁数的人了,手指成了老树根,把全世界的顶级大师都请来教我,我也学不出个名堂。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周先生,你为什么一直不成家,能告诉关心你的观众朋友吗?

蒋贵又开始刮他的头发,刮了很久也没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