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贵现在跟我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决定去看他。
去之前是否先预约，让我很费踌躇，不预约，显得我没教养（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害怕蒋贵认为我没有教养），预约吧，我该说我是谁呢？不如实相告，是欺骗，如实相告，他肯定会拒绝。我征求妻子的意见，妻子并不知道我童年的故事，很不理解地说，为什么不能说你是谁？你们不是老乡吗？我当是什么复杂的事呢！看上去的确很简单。我也只能按简单的方法去处理。
幸好我没耍花招，蒋贵对声音的记忆力是天生的，我还没报名，他就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
我说蒋贵，我也住在成都，要是你有时间，我想跟你喝喝茶。
我应该依照他早就在社会上通用的符号，称他周世京或周先生，可我叫不出口。按年龄，我也应该叫他蒋贵叔，至少该叫哥，但这一辈子，我从没这样叫过他。村里的小孩，谁也没这样叫过他。
好的好的，听了我的话，蒋贵连忙说，我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就有时间，就三点半吧。
他的爽快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反而让我无所适从。
茶楼是他定的，我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成都最贵的茶楼。这与我从侧面对他的了解极不相符。更让我不解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又无私密话要谈，他却要了个收费很贵的包间。
他与电视上的周先生差距很大，电视上的他虽有几分倦怠，却沉稳，自信，健谈，有时还带点儿油滑，同时也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而面对面地看他，才发现他那股江湖气荡然无存，且明显见老了。他穿了一套崭新的名贵西服，长及颈部的头发显然也打理过，但这掩饰不了他的老态，眼袋凸出，脸上也有了明显的皱纹。他松弛的腮帮轻轻地荡，像在用了劲咬牙，这证明了他的焦虑和紧张。他在焦虑什么，又为什么紧张？或许，在他眼里，我不是现在的我，他也不是现在的他，我们都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半山腰那个阴冷的小村里……
有年春节我在老家碰到桂东风——他后来调到了市川剧团，在全省唱腔比赛中，得过第一名，但依然混不下去。很少人看川剧了。市里有人婚丧嫁娶，偶尔会请他们去唱几段，得几个小钱；再后来，他离开剧团，做起了保险推销——桂东风说，蒋贵发大财了，也出名了，但只要他回到村里，他就依然要听我们的。说完这句话，桂东风问我：你信吗？当时我没回答，因为我并不相信。
此时此刻，我信了。
两人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他简单地问了我的近况，我也简单地回答了，彼此就陷入尴尬的沉默。
我不能傻乎乎地去问他的近况，他是名人，这样去问，是对他的不尊重。但我总得说点什么。
在我自己都没想好的时候，就冲口而出：杨娘娘呢？她还好吗？
我真不该问这件事，在来茶楼的路上，我就提醒过自己，不要去问他的母亲。
然而，那是我最觉惊异的地方，我不能不问。
果然，蒋贵不回答我。他的目光晃来晃去，仿佛在寻找出路。他是一面被围堵得严严实实的湖，天上的雨水，地下的泉水，都往那湖里装，可他却找不到出口。他需要一个出口，不然就会溃坝。他不能去别的地方找出口，唯有母亲能够帮他。母亲这时候不是母亲，而成为他的出口，难怪他认不出母亲。我的这番猜想，究竟有几分接近真实？我不知道。记者的那篇文章出来后，有好事者辑录了有关蒋贵的若干资料并作出分析，认为他后来对母亲的态度，是对母亲的报复，因为母亲破坏了他的婚姻。没有蒋贵，母亲就会枯死，因此她不允许另外一个女人插进来；其中还以小彭为例，说小彭跟蒋贵的那些日子，母亲给了小彭不少小鞋穿，小彭是被母亲逼走的。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但有两个事实必须指明：一、蒋贵冷淡母亲的时候，还不认识小彭；二、如前所诉，小彭给蒋贵写了许多信，蒋贵一封也没回。跟蒋贵同居过的女人，除小彭外，都比蒋贵大，哪怕只大半岁，总之也是大。这其中的缘由，几乎无人探究。我只是希望由此证明，母亲对自己婚姻的破坏，并不是蒋贵最深的痛；甚至，说蒋贵被母亲身上的气味打败了，很可能也只是表象……
我感觉到，再坐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便站起身说，蒋贵，你忙，我不打搅了，以后空了再聚。
可蒋贵并没起身，他把目光定住，看着我的眼睛。
就那么看着，一动不动。
之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悚然一惊的请求。
他说，我给你动动耳朵好吗？
我骨头发麻，默默地坐下去。
他走到我身边，把长头发撩开，把耳朵露出来，侧面对着我，哼着王大爹的梆声，让耳朵跳舞。
左边的耳朵跳了一阵，右边的耳朵接着来。
我笑了。
他也笑了。
两人开始笑得有些矜持，后来越笑越响亮。
我们开怀大笑！笑得眼泪流了一次又流一次，两人才分手。
他是自己开车来的，他非要把我送到我居住的小区门外。我让他去我家坐坐，他说今天有事，以后会来的，一定会来。然后他倒车迅速离去。但没朝他家和公司的方向开，而是上了另一条道。
我不知道他正奔赴的方向，是不是他母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