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史的研究，我们发现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有两种存在形式，或者说有两种意义：康德之外的诸形而上学具有形而上学的本来意义，康德的形而上学则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但是，这两种意义的形而上学都属于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所以现代西方哲学家把它们统称为“传统形而上学”。尽管如此，从发展形态上看，在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康德之外的形而上学属于形而上学的低级形态，康德的形而上学属于形而上学的高级形态。
旧（意义）的形而上学不仅以存在（超验的本体）为研究对象，而且要现实地（每个哲学家都要通过自己的哲学体系）获得关于存在的绝对知识，以形成所谓的“科学之科学”，新（意义）的形而上学虽然打破了旧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但它仍保留了旧形而上学的思辨内容，仍热衷于“科学的”形而上学，因此，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以黑格尔哲学为发展顶峰的旧形而上学，遭到了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家的批判和“拒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旧形而上学以认识论为基础，认识任务的完成是实现形而上学意义的关键。所以，近代以来，认识论问题得到深入的研究。当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康德那里明晰起来以后，二者的统一问题在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通过引入辩证法和实践观（当然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而辩证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基础。特别要提到的是，康德的形而上学虽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但是，它又是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高级形态，因而包含了由西方古典形而上学走向西方现代哲学的因素。
在结束语中，我们主要简单探讨康德形而上学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其间也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并在最后指出由德国古典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
一、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由康德的形而上学到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存在”是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康德在批判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时，指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是把逻辑谓词和实在谓词（即确定的某个东西的谓词）混淆了。在他看来，“存在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谓词；就是说，它不是可以加在一个东西的概念之上的某种东西的概念。”
根据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理智的概念是通过先验的感性图式与感觉材料相结合而产生出对象表象的，存在作为抽象的概念不具有可感性质，所以我们不可能具有关于自在之物存在的图像。所以巴雷特（I.Barrett）在《存在与分析哲学家》一文中指出：“康德关于存在不是一个谓词的见解，属于他哲学比较明确的经验主义一面……康德主义就是用这个观点塑造后来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康德借这个观点来推翻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而后来的经验主义者和分析哲学家则借这个观点来完全挖掉整个形而上学的墙脚。由康德“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所表述的“存在”概念的空洞无意义性而导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潮流，只是这个命题的一个方面的结果。另一个方面，它又导致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即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观点。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也同意存在不是一个谓词或概念的观点，但是，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存在之所以不是一个概念，乃是因为它太空洞、太稀薄了，因而最终是无意义的；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我的存在之所以不是一个概念。乃是因为它太稠密、太丰富、太具体了……”巴雷特进一步解释克尔凯郭尔的思想道，在克尔凯郭尔那里，“我的存在不是一个心理表象，而是一个我深陷其中甚至没有头顶的事实。在这座镜子大厅（康德的心灵及其所有的表象）里，我的存在的形象从来不曾充分地在任何一面概念的镜子里显现出来；这只是因为它是包封着所有那些镜子的‘在’，如果没有这个‘在’，就根本不会有这些镜子”。这样，实际上表明了包封着所有那些“镜子”的“在”才是真正的本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存在不是真正的谓词”这一命题，由于其潜在的含义和不同的理解角度，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中对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态度，并且由于康德形而上学分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自然形而上学有助于导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和反形而上学，道德形而上学有助于导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即一种以人为本体的新形而上学思潮，从而使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对形而上学的两种不同态度得到加强和发展。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反对形而上学的最典型代表是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则是现代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重要流派。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和存在主义重要代表海德格尔的早期形而上学思想。在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对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理解中同样包含了前康德哲学的因素，这些因素以某种偏激的形式出现，这样，既暴露了这种“偏激”的弱点，又使哲学某种特定领域（因为这种“偏激”表现为过分地强调某一哲学领域而反对或贬低另一哲学领域）得到了充分发展，为哲学（也为形而上学）的进步提供了思路。
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及其后果
逻辑实证主义又称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20世纪30至50年代流行于欧美各国，核心人物如石里克(M.Schlick).卡尔纳普(R.Carnap)赖欣巴哈等。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观，并以自己独特的哲学观为根据“拒斥”形而上学。
我们先来看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
石里克说：“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构成当代伟大的转变的特征。”这就是说，新的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那么，它是一种什么活动呢？对此，逻辑实证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其核心都认为是对语言的逻辑澄清活动。就是说，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它不应该探究宇宙的真理和秘密，获得新知识，提出新命题，它的命题不涉及自然和社会，而只能涉及语言及其运用，它是澄清哲学命题的意义的一种活动，即对已有的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分析，搞清它们的意义，把无意义的概念和命题排除掉。
据以上这种哲学观，形而上学当在拒绝之列。首先，逻辑实证主义接受了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划分，并认为分析命题的真理性仅仅在于其形式，所以无须求助于经验事实；综合命题则是经验科学中的命题，它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断言，其真理性必须求助于经验证实；但它却抛弃了康德形而上学赖以立足的“先天综合命题”。其次，根据对这两类命题的理解，他们提出了“可证实性原则”。可证实性原则是衡量分析命题以外的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只有原则上可证实的非分析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而在他们看来，一个陈述首先必须具有某种适当的意义，然后才可能说它是真的。再次，他们根据可证实性原则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他们指出，除分析命题和后天综合命题外，并不存在所谓“先天综合命题”，例如数学只能是分析命题，自然科学只能是后天综合命题，而由于形而上学的命题是超越经验的非分析命题，既无自身的真理性，又无法得到证实，所以它们都是没有认识意义的伪命题。由此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问题也是无意义的伪问题，形而上学家关于形而上学各种问题的争论其实是无所谓真假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为形而上学家总是在没有疑问的地方置疑。最后，他们还力图分析形而上学产生的根源。他们一致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源来自对语言的误用，艾耶尔（A．J．Ayer）说，形而上学的根源是语言上的混乱，他并用“实体”、“存在”等形而上学概念来具体说明这一点。有些逻辑实证主义者还力图找出形而上学产生的心理根源。赖欣巴哈把这种心理根源归结为两方面：（1）对普遍性的寻求；（2）对确定性的寻求。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拒斥，逻辑实证主义得出结论：形而上学本质上是同艺术差不多的东西，它所表述的是对人生的态度和对生活的情感。赖欣巴哈说：“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不容否认，逻辑实证主义在考察探究的逻辑或方法论方面，在研究现代逻辑方面，在研究语言在思维和实践中的作用及语言在识别意义和确保意义的存在方面（这些我们都没有认真详述）确有不少理论贡献，这是它的“偏激”的哲学观的一个积极成果。但它的“偏激”的哲学观又有自己消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