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史研究:存在与第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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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形而上学的复辟(1)

在康德建构了新的形而上学的意义之后,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即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辟旧的意义的形而上学。然而,面对旧形而上学的危机和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他们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既用其来克服旧形而上学的危机,又用其来否定康德的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他们正是以康德的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从康德哲学出发,来创造这些条件的。

第一节形而上学复辟的条件和基础

一、所谓形而上学的复辟

所谓形而上学的复辟,我们指的是对康德以前的旧形而上学的复辟,首先是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它从主要方面复辟了旧形而上学的意义,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有所创新。首先,面对旧形而上学的危机和休谟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康德通过重建一种新的意义的形而上学来挽救形而上学这门学科,而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并没有沿着康德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力图恢复旧的形而上学的意义,重新把“求善”寓于“求真”之中,重新确立了旧形而上学的对象和任务,并重新把认识实体,追求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视为哲学(形而上学)的目的,把具体科学纳于哲学之下,以确定哲学的“科学之科学”的地位。所以,马克思也称德国古典哲学是“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其次,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虽然不像康德那样,不愿意改变旧形而上学的意义,不愿意打破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不过,他们也不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样对旧形而上学的危机无动于衷,他们像康德一样正视西方近代早期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危机和形而上学危机,正视休谟对形而上学的打击,他们也像康德一样要通过变革思维方式来挽救形而上学,重新建立形而上学,只是他们要建立的形而上学同旧的形而上学一样仍是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在他们看来,以前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之所以陷入危机,不能成为“科学之科学”,是因为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如果变革思维方式,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代替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对旧(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复辟是在变换了方法的背景下的复辟,即它们用辩证法的方法代替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体现在唯理论的方法中),并取得了一定的结果。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复辟”,而且认为这种复辟是一种“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

在马克思所指的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康德哲学是其开端,这就是说,康德哲学也成了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的哲学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固然没有沿着康德的思路继续向前发展;然而,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意义上,康德的哲学却为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康德的本体与现象、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二元论把近代以来哲学所讨论的认识论中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清晰而纯粹的二元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使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一下子就可以抓到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另一方面,康德在自己的形而上学中表述了意识的能动性思想等其他一系列辩证法观点,这又为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发挥康德哲学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的主体辩证法因素,形成系统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提供了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辩证法,来克服康德哲学中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本质与现象、理论与实践等等的二元论,以及由二元论导致的康德哲学中的不可知论,以达到绝对知识,建立形而上学的绝对真理的体系的。

形而上学的复辟主要表现在费希特哲学、谢林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之中。严格地说,在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中,旧形而上学只得到了初步的复辟,这种初步的复辟为黑格尔全面而彻底的复辟旧形而上学作了准备,而形而上学的最终复辟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的。因为,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对旧形而上学的复辟,是在变换了方法的背景下的复辟,而新的方法即辩证法只有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才得到全面而系统的表述,而且也是在黑格尔的哲学中,才有了建立在系统的概念辩证法的基础上的最博大的形而上学体系。

二、形而上学复辟的条件

(一)相对于17世纪形而上学的条件

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要复辟17世纪形而上学,首要条件是必须克服17世纪形而上学的危机。我们在“导言”中论述形而上学的意义时就已指出,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是认识本体,求达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而且指出,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关涉到整个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关涉到整个形而上学的意义能否实现。当17世纪的形而上学家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充分展开了对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唯理论的研究时,当他们努力去完成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时,却发现这个核心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样一来,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就不能成立,形而上学的整个大厦就受到威胁,形而上学失去了应有的基础而陷入危机。如果这个危机不消除,形而上学的原有意义就无法成立。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并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新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地位,仍然按照旧形而上学的思路继续前进。但是它们必须在克服17世纪形而上学的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和捍卫旧形而上学的意义。

克服17世纪形而上学的危机,完成形而上学的核心任务,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

我们曾已说过,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即唯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实体自身寻找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其次,寻求最确定、最普遍、最必然的知识,以作为真理大厦的基础,作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总前提;再次,从上述前提出发,用理性演绎法建构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体系。换句话说,就是首先从实体自身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其次用理性演绎法,从前提到结论,从一般到个别,演绎出关于整个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从实体自身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为的是要证明用理性演绎法得出的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确实是对客观世界有效的。而要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其方式有两种:或者是从物质出发来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或者是从精神出发来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当时的力学世界观的影响下,哲学家和科学家一样认为物质是惰性的,从物质出发无法说明被动的物质是如何过渡到主动的精神的。所以,在17世纪形而上学家那里,二元论者笛卡尔用上帝(精神)来保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斯宾诺莎虽然基本上是唯物主义者,但却由主张“心物平行论”而走向“物活论”,莱布尼茨则完全走向神秘主义,从精神(上帝)出发来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虽然已从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各种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日益明显地显示了自然现象乃至社会现象的整体联系与辩证发展,生物学、进化论也力图说明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起源。这些,都逐渐影响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构成了他们的越来越自觉的辩证法思想的科学来源;但另一方面,旧的自然观对他们仍有影响,所以,在他们的眼中,物质仍然是惰性的,他们的自然观仍然是机械论的自然观。例如,他们之中最具辩证法精神的黑格尔说:“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到无聊。”因此,他们为了解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便既反对唯物主义,又反对二元论,而主张唯心主义一元论(当然他们主张唯心主义还有其他原因)。

仅主张唯心主义一元论,并不能超越17世纪形而上学,不能提供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新思路。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创新在于:在他们看来,实体就是精神(自我、绝对、理念),这种精神是能动的;它或者作为自我、绝对精神(费希特、黑格尔)通过自己的能动活动产生客体然后再统摄客体,以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达到自我意识;或者作为绝对理性(谢林)通过自己的不自觉的活动,产生有限的自然和有限的理智,然后通过发展,达到主体与客体、理智与自然的统一,达到实体的彻底自觉。总之,他们把康德的具有能动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发挥,通过彻底的唯心论和彻底的辩证法来解决近代哲学(形而上学)中的思维与存在的矛盾。

第二,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性问题。

近代早期形而上学的唯理论在真理性的认识上否定感性认识,然而,理性认识如不依赖感性认识,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唯理论遭到了经验论的猛烈攻击。康德的解决方式就是用他的先验论来代替经验论和唯理论,把认识过程看成是先天的知识形式作用于后天的知识内容的过程。但是,康德的一个重要作法是:他把认识过程分为感性,理智和理性三个阶段,认为感性和理智以有限的东西为对象,理性以无限的东西为对象,当认识发展到理性的阶段时,必然会出现理性自身的矛盾。黑格尔很看重康德关于理智以有限的东西为对象,理性以无限的东西为对象,理性自身的认识必然会出现矛盾的观点;认为17世纪形而上学的缺点就是坚执“非此即彼”的外在对立的观点,但他也反对康德关于矛盾观点的消极结论和认为无限不可知的思想,主张矛盾是普通存在的,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而从矛盾的观点出发,有限与无限,感性和理性,理智和理性,本质与现象等等对立面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从费希特到黑格尔,他们越来越自觉地用矛盾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来解决感性和理性的统一问题。

(二)相对于康德批判哲学的条件

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要复辟17世纪的形而上学,还必须否定康德的新形而上学即“批判哲学”或“先验哲学”,以便把形而上学的已经转换了的意义再转换过来,特别是重新确定旧形而上学的对象。

在“康德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转换的内涵”一节里,我们从形而上学的基础,形而上学的意义本身和形而上学的展开形式三个方面指出了康德的所谓新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广义的),而这一切都是在康德把“求真”和“求善”一分为二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此,我们便围绕这些问题来看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如何创造条件,来否定康德的新形而上学、复辟旧形而上学的。

首先,康德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把求真和求善一分为二,视真与善为本体与现象两个不同的领域。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要复辟旧形而上学的意义,当然要把求真和求善统一起来,并且以求真为基础。从费希特到黑格尔都是这样做的:(1)他们的本体对象一般也被称为上帝(如谢林“历史中的上帝”等),上帝就包含了至善的意义,因而本体的内涵是真与善的统一;(2)他们把道德理论作为他们的认识科学的知识的一部分,而且这种科学知识是属于求真所获得的确定的科学知识,这样他们的道德理论就成了关于真的知识;(3)在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实践领域主要指道德领域,道德、实践具有规范人们的行为的能动意义,因此便有了发展成为认识论中的“实践”意义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向现实性迈了一大步。康德的道德法则是决定人们的行为的“应当”的绝对命令,具有征服对象(人的行为)的能动意义,而在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实践一方面仍属于道德领域,具有道德意义,另方面实践又逐渐具有了在认识中克服对象(世界,自然)的实践意义了,而且这两种意义往往交织在一块。在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发展史上,强调实践在认识论中的意义应主要是后康德(实际上以康德哲学为开端)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

必须强调,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近代形而上学所讨论的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而且近代早期形而上学正是因认识论问题的困难而陷入危机的,这就驱使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力图通过辩证法来消除形而上学的困境,克服形而上学的危机。所以,后康德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主要讨论的是认识论问题,是求真的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问题。这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