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论的创始人笛卡尔为了建立形而上学的可靠知识的大厦，用思想的我，用心灵怀疑一切，终于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他把“我思故我在”当做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当做他的形而上学知识大厦的牢固基石。正是在这一基石上，他由心灵（我）即精神实体的存在推出上帝（尽管上帝是绝对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存在，以及其他的天赋观念和原则，然后从这些“不证自明”的观念和原则出发，通过理性的演绎，每一步都“清楚”、“明白”地推演出其他许多命题和定理，以构成一个确定的、普遍必然的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系统。因此，在笛卡尔那里，“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而“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都是理性自身的事，所以笛卡尔说可靠的知识是由“理性的光辉所产生的”。
斯宾诺莎认为最高的智慧与真理是“直观的知识”，在这种知识下，人们可以在永恒的形式下把握身体以及一切事物的本质，由于这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共同依赖于神（实体）的本质，所以有了直观的知识，就必然具有对于神的认识，并且知道事物是在神之中，通过神而被认识的。根据斯宾诺莎的唯理论，直观的知识是对于事物本质的正确知识，它由心灵的直观活动得来。心灵在获得直观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实体的观念后，“……凭借天赋的力量，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借这种工具充实它的力量来制作新的理智的作品，再由这种理智的作品进而探寻更新的工具或更深的力量，如此一步一步地进展，一直达到智慧的顶点为止”。这样，凭借心灵的直观和理性的演绎推理，形而上学的可靠知识的大厦便建立起来了。
在莱布尼茨那里，一方面，他认为，知识的起源除了理性自身之外，感觉经验既是感性知识的来源，也是理性概念的部分来源，真理除了推理的必然真理之外还有事实的偶然真理，推理原则除了矛盾原则之外还有充足理由原则，这些似乎表明了他的唯理论向经验论让了步；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偶然的事实、偶然的真理只是对人而言的，因为人不能穷尽自然界的极其繁多事物的无数特殊理由。这超越了人力所及的范围，而对全能的上帝来说，一切都清楚了然，一切都是必然的，这些又似乎表明了他用上帝的全能来贬低人的理性，表示他对人的理性的轻视。然而，这并不妨碍莱布尼茨对人的理性的信心。因为，首先，上帝是超自然的，在自然中实际的主宰仍然是人的理性，人力不及上帝的全能丝毫不包含对人的能力的轻视意味。其次，感性的知识、偶然的真理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并不是绝对确定的形而上学知识，说理性概念部分来源于经验，只是说经验对理性知识的产生有某种“刺激”作用，并不是说理性知识真正起源于经验。实际上，莱布尼茨对理性能力的自信比笛卡尔和斯宾诺莎更向前迈了一步。因为他明确表示，在可靠的观念和知识（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法学、神学等必然真理）的起源上，他的新体系比笛卡尔的主张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灵魂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来自它自己的内部，而不能是由感觉给予它的”。在理性的证明能力方面，他抛弃了所谓“理性直观”所得命题的不可证明性和绝对性的理论，认为必然的真理作为推理的真理是可以证明的，即可以根据矛盾律的推论来加以证明。而且他认为，根据矛盾律原则的推论既是对必然真理的证明，也是求得必然真理的方法，这种方法仍是理性演绎法。
继莱布尼茨之后，沃尔夫在形而上学理论和唯理论中虽然缺乏创造性的建树，但他把莱布尼茨的思想系统化了。所以黑格尔说：“沃尔夫的哲学与莱布尼茨直接联接在一起；因为这种哲学真正说来乃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种系统化，因而也被称为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如前所述，沃尔夫对形而上学作了具体的分类，其总论部分是本体论（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学说），其分论部分包括理性宇宙论、理性心理学和理性神学。整个形而上学的对象都是超越经验的对象，但在沃尔夫看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理性的方法来陈述形而上学的内容，用理性的观点把握形而上学的对象，建立绝对真理的体系，并通过上帝来保证这个绝对真理的体系的客观有效性。
二、形而上学发现了人
近代形而上学认识论即唯理论对人的理性的信心固然与时代有关，有人文主义的精神基础，但也与形而上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有关。
在古代，形而上学家虽然也研究认识论问题，但当时他们的主要精力在于确立形而上学的对象，确立本体论，即在两个预设的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然而，形而上学这门学科因其对象的超验性，在没有实际的认识理论确切说明本体之前，它就是一种独断的学科，包含着自身的内在危机，因为它的支撑是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或者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在不明存在物为何的情况下就断言了它们的存在”。随着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从逻辑上说，认识论问题必然要被提出来。所以，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西方近代社会时，随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随着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形而上学家开始系统研究认识论问题，系统研究对本体的认识问题，出现了唯理论这一专门研究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哲学派别。
集中研究形而上学认识论，其目的无非是要把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变为现实，消除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独断性，把形而上学变为真正的“科学之科学”，达到对绝对的真与善的认识与追求。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依靠认识论，而认识论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形而上学认识论即唯理论那里，表现为人的认识、人的理性有把握本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知识体系的能力，这样，就使人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本体论的达到与人相关，没有人的理性能力就没有现实的理由去谈本体论问题，离开人就没有科学的形而上学，也不能实现形而上学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由古代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向近代侧重于认识论的研究的发展表明形而上学发现了人，形而上学正在向人的方面发展；形而上学认识论即唯理论对人如何把握本体的考察，揭示了人是达到形而上学本体论、保证形而上学的科学性、实现形而上学意义的手段。
然而，形而上学在近代对人的重视还只保留于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片面的重视，仍然是将认识主体放在与客体外在对立的地位上来加以孤立地考查，而没有将人看做是以全面的（认识的、实践的、情感的）方式能动地统一客体于自身之中的主体。因此，近代形而上学仍然不能找到真正确证客观世界本体的中介，最终陷入了独断论。只有一种真正立足于人本身（而不是立足于人的一项能力）的人类学，才能完成主体向客体、思维向存在、现象向本体的飞跃。这正是康德哲学所指向的方向。
三、小结
古代形而上学侧重于本体论的研究，对认识论的研究则注意不够，从而为近代形而上学留下了需要补白之处。近代在各种主客观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出现了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出现了认识论中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两大哲学派别。唯理论属于形而上学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主观目的是把形而上学的两个预设变成两个现实而牢固的支柱，以便稳稳地支撑起形而上学的大厦，消除以往形而上学的武断性，把形而上学变成真正的“科学之科学”。但是，唯理论没有完成自己的主观目的，反而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转换的契机。也就是说，一方面，唯理论由于自身的理论困难和外在的经验论的攻击与否定而矛盾重重，陷入危机，这种危机表明它无法消除形而上学的武断性，形而上学在原有意义上不可能成为“科学”或“科学之科学”，形而上学如欲自救，必须另觅出路。另一方面，唯理论尽管矛盾重重，陷入危机，但唯理论者仍然坚信理性的力量，坚信理性可以消除形而上学的武断性，把握实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确定的知识体系，从而把形而上学的大厦在理性（唯理论）的基石上树立起来。这就向后来的形而上学家揭示出理性与形而上学特别是本体论的密切关系，使他们从这种密切关系出发来思考形而上学的出路问题。以上两个方面都深深地影响了康德，使他实现了形而上学意义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转换。